1948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已經是大勢所趨。毛澤東當時預期在1949年即可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建立一個新中國。隨著這個預期的臨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考慮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國名問題。
  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取一個什麼樣的國名好呢？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廣泛徵求意見，特別是要徵求參與新政協籌備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見。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人通過與已經到達解放區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談話等方式，廣泛徵求了他們關於新中國國名的意見。參與籌備新政協的多數代表認為，新中國一定要取一個既能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有區別，又能夠更好體現新中國人民政權性質的新國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同時，也在考慮為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取國名的問題。在考慮這個問題時，他們都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中國共產黨創建中央蘇區等革命根據地時所用過的國名。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建了許多塊革命根據地。為了表現人民政權的獨立性，同時也為了表示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決裂，將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與國民黨領導的政權區別開來，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創立的革命根據地實行獨立國名制。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是歸共產國際領導的，其所創建的革命政權也是模仿蘇聯的蘇維埃體制的。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決定，用「蘇維埃」一詞稱謂國名。但是，為了與蘇聯等國區別開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又想到，要在蘇維埃前邊加上「中華」二字。這樣既體現中華民族的特色，又能體現蘇維埃的性質。但是僅僅如此也不行，中國是地域遼闊的國家，有許多少數民族，有許多階級和階層，到了中國近代，人民又普遍贊成共和，「共和國」這三個字可以說已經深入人心。所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認為，還要在國名中加上「共和國」三個字，這樣才能切合民眾需要，才能有號召力。於是，當年在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即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國名。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共產黨認識的深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名也在變化。1935年12月，毛澤東認為日本加緊侵略中國並且企圖滅亡中國，已經使中國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一定變化，中國絕大多數人是要抗日的。為了團結絕大多數人抗日，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名，也應當有適當調整。根據這一點，他提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在國名中加進了「人民」二字，成為「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
  後來，中國共產黨還使用過「工農共和國」的國名。實際上，「工農共和國」就是「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因為「蘇維埃」本身就代表工農專政的意思，而且工農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是人民的主體，用「工農共和國」簡稱「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是適當的。
  當日本侵略者加緊侵華步伐時，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更廣泛的民眾抗日，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曾解釋說，過去我們提「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沒有錯。現在我們要團結一切愛國力量抗日，要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我們是代表全民族的，用這個口號，是為了團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勢力一致抗日。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時，中國共產黨又把國名改為「民主共和國」。這樣做，是為了反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實行一黨專制。實際上，後來中國共產黨提岀和使用的國名，已經是一種口號，是一種鬥爭藝術。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抗日，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算是邊區，是統一中國的一部分，黨中央提出的國名，是共產黨所主張的全中國的國名，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策略，是同國民黨專制統治鬥爭的手段。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裏寫下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文章中，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現階段中國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將來建立的人民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實行工農聯盟，有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多個階級參加的政權。新民主主義社會最終要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但我們現在革命的最初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樣的共和國既不同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共和國，也不同於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根據這個中國共產黨獨立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所創新的成果，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曾經把中國共產黨領厚人民將來要建立的新國家初步定名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由於當時尚處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期，中國共產黨只是把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作為一個長遠奮鬥目標，而沒有正式稱延安等革命根據地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只是把它作為在一些文章和講話中對未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目標的表述。
  「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194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已經佔據優勢，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進入了戰略反攻的階段，中國共產黨適時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947年10月，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是要從根本上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一個新中國。他在為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公開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綱領。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對將要建立的新中國進行政治性質上的表述。
  正是從人民民主這個基本點出發，毛澤東曾經在不同場合下對共產黨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國名作了表述。表述中，毛澤東十分注重突出「民主」二字，這一點在毛澤東於1948年1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表述得最明確。在這個檔中，毛澤東兩次使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一詞。
  時間很快就進入1949年。開年第一天，毛澤東在元旦獻詞中，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國名，再次使用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一詞。他寫道：「1949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
  關於國名的四種意見
  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_次會議召開，會議分為6個小組，分別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諸項事宜。會議一開始，與會代表們就新中國國名問題發表意見，意見主要分為四種：
  一種意見是新中國的國名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種意見主要是延續了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此前對於新中國國名的表述，基本依據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一種意見是從簡化角度提出的。這種意見認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國名的9個字，可以簡化為7個字，去掉「民主」二字。提出這樣意見的代表人物是張奚若，他的理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兩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個階級的人，它已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了出來，不必再把『民主』兩字重複一次了。」
  一種意見是堅持用「中華民國」為新中國國名。提出這種意見的人的理由是「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創立的，已經使用了38年，在中國民眾中有廣泛基礎，一戰、二戰中，中華民國都是戰勝國，這個國名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
  一種意見是提岀用「中華人民民主國」作為新中國國名。他們的理由：這個國名節略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這個國名在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時還可以改為「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對於上述4種意見，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都很重視，決定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小組會議研究此事。經過第四小車反復討論，絕大多數人贊成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根據上述討論意見，政府組織法起草委員會先後召開三次會議，並在徵求一些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寫成了政府組織法附草案初稿。1949年8月17日,在第四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修正通過的該組織法草案中，使用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新中國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擬經過及其基本內容》的報告。報告對組織法草案的總綱作了幾點說明，第一點就是關於國家名稱的問題;董必武說，本來過去許多人寫文章或作演講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我們現在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及愛國民主分子，它有確定的解釋，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這個意見被絕大多數會議代表所接受。在此情況下，新政協籌備會向大會提交的幾個檔中，將原來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考慮到另外一些人的意見也不無道理，在提交政協討論的《共同綱領》草案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又加一個簡稱「中華民國」，並且用括弧括起來。
  在「中華民國」簡稱上的分歧
  就在開國大典前幾天，一些看到《共同綱領》草案的代表提岀用簡稱「中華民國」不好，要去掉這個簡稱。他們的理由是蔣介石已經把「中華民國」搞得威信掃地，即將建立的新中國是與過去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有本質區別的，現在不宜再用這個國名簡稱。但也有人提出，應該用這個簡稱。他們的理由是「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創立的，要使新中國與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有一種延續關係。
  會上出現兩種意見，而此時已經是1949年9月25日，距開國大典日子已經很近了，確定新中國國名迫在眉睫。但是，從容的毛澤東並沒有立即下結論。為了慎重起見，毛澤東決定，由中共中央岀面，再召集一些重要人物開會研究新中國國名問題。由於時間緊迫，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後決定，第二天就召集這次座談會，由周恩來、林伯渠受毛澤東委託，以邀請各位民主人士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出席午宴並商討重要問題的方式出面召集，擬定參加這次座談會的名單連夜確定，並且連夜送出請柬。
  1949年9月26日,接到邀請的30多位民主人士齊聚六國飯店。座談會一開始，周恩來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各位在討論三大檔時，都看見了共同綱領中的國號之下有一個「中華民國」的簡稱。關於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新政協籌備會上有代表提出，還要用「中華民國」作為國名，有的代表則不同意用。常委會特地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
  首先發言的是黃炎培，他認為國名還是留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好，理由是由於中國老百姓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緊接著，何香凝發言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用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參加會議的另外一些人則反對保留「中華民國」國名簡稱。前清進士周致祥說，我反對簡稱「中華民國」，群眾對這個名稱沒有好感，主張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著，司徒美堂發言說，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4個字則絕對無好感。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要什麼簡稱。人口學家馬寅初發言說，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教育學家車向忱發言說，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老百姓是不是反對呢？我看不見得。就是老百姓不適應，也是個教育的問題。中華民主同盟會主席張瀾在發言中表示主張去掉「中華民國」簡稱，民主人士張元濟等也表示贊成去掉「中華民國」簡稱。
  1949年9月27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繼續開會。這已經是新政協第六天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主席團常委會把國名問題拿到代表中討論。與會絕大多數代表不贊成用中華民國國名，也不贊成用「中華民國」簡稱。而且持這種意見的，多數是來自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有的民主人士說，難道說我們以後還要喊兩個口號：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一個是中華民國萬歲？難道我們以後在公文中還要用兩個紀年，一個是西元紀年，一個是民國紀年？
  經過代表們的認真討論，絕大多數代表贊成新中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不贊成用「中華民國」,也不贊成國名簡稱為「中華民國」。過去堅持用「中華民國」國名或者至少用簡稱「中華民國」的人，思想上也通了。他們在和與會代表的討論中，進一步認識到現在我們要建立的新中國，與過去的中華民國，性質完全不同，不宜再用「中華民國」的國名。他們愉快地接受了絕大多數代表的意見，贊成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儘管如此，非常善於廣泛團結各方面人士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還是對以前堅持用「中華民國」國名的人表現出極大尊重。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方面的代表特別強調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毛澤東在開幕辭中還特別強調：不用「中華民國」國名，也不用「中華民國」簡稱，不等於抹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民國的革命歷史意義，辛亥革命、國共大合作等都有它的歷史意義。
  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新中國國名被最終確定下來，新政協決定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寫進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正式公諸全世界。
  （立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