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徽莊嚴而神聖。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天安門城樓還沒來得及懸掛上國徽。直到1950年9月20日,毛澤東主席發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方案才得以最終確定。「陳福昌翻銅作」成功承鑄了新中國首批9枚國徽，其製造工藝體現了上海當時的工業製造水準和傑出的工匠精神。1951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徽終於由木制變為金屬制，而這枚國徽出自沈陽第一機器廠的工人之手。
  1949年9月25日，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已經召開5天，事關國家象徵的國旗、國歌、國徽仍沒有確定下來。當日晩8時,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邀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參加座談會。座談會上，很快就國旗、國歌達成一致，但對國徽的意見分歧很大，無法形成共識。有鑒於此，毛澤東一錘定音：國徽是否可慢一點決定，等將來交給政府去決定。……原小組還繼續存在，再去設計。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根據《國徽圖案參考資料》，邀請專家另行擬制。
  10月1日下午3時，開國大典在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中隆重舉行，歌聲響徹天安門廣場。由於國徽還在繼續設計，細心的人們會發現，天安門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的條幅替代了本應懸掛的國徽。
  國徽設計競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敘倫、沈雁冰領導原第六小組成員組成國徽組和國徽審查小組繼續承擔擬制任務，相關工作加快進行。邀請清華大學營建系（主要成員有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汪國瑜、朱暢中、胡允敬、張昌齡、李宗津、高莊等）和中央美術學院（主要成員有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鐘靈等）負責國徽的設計工作。
  為了趕在1950年的國慶日掛上國徽，兩個設計組的專家學者們對各種構思和設想認真推敲，反復研究，分別擬制了新的國徽方案。在初次應徵的國徽圖案中，林徽因與莫宗江就合作設計了一幅國徽，由於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而得到讚賞。在充分吸取大家的意見後，林徽因、莫宗江又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重新設計了一個玉璧形的國徽圖案。
  清華大學的圖案借鑒了中國數千年的藝術傳統，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同時又努力將象徵新民主主義中國政權的新母題與之配合，在繼承中創新。
  受開國大典的啟發，張仃等人又設計了以天安門為主體的國徽圖案，替代了原來以地球為主體的圖案。關於將天安門設計進國徽的構想，張仃這樣解釋：天安門廣場既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五四」運動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天安門還是剛剛舉行過開國大典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同天安門有關，所以我就把天安門設計進了國徽。其實在此之前，張仃、鐘靈設計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郵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郵票，都採用了天安門的圖案，說明此舉不是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
  1950年6月10日下午，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第八次常委會在中南海召開，其中一項內容是討論國徽圖案，會議決定國徽小組討論並由梁思成設計修改。6月11日下午，馬敘倫在全國政協主持召開國徽組會議，沈雁冰、張奚若、張仃、梁思成、張光彥出席。梁思成對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提出異議：「我覺得一個國徽並非一張圖畫，亦不是畫一個萬裏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傳統精神，而天安門西洋人能畫岀，中國人亦能畫出來的，故這些畫家所繪出來的都相同，然而並非真正表現岀中華民族精神，採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徵東西來表現的。」同時在圖案處理與技術方面也有不滿意之處。張奚若說：「我個人感覺用天安門是可以的，從其內容上來說，它代表中國『五四』革命運動的意義，同時亦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地。」並對國徽的顏色提出看法。沈雁冰說：「我對採取天安門的圖形表示同意，因為它是代表中國『五四』運動與新中國誕生之地，以及每次大會都在那裏召集的。最好裏邊不要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字，看起來有點太俗了。」儘管各抒己見，但是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
  當日晩，周恩來親自約請梁思成，並做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讓他在清華大學組織教師，按全國政協常委會提出的要求進行修改，並要求國徽圖案中一定有天安門圖案。
  6月12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家中召集清華大學營建系教師莫宗江、李宗津、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和朱暢中開會。梁思成傳達周恩來的要求：國徽圖案內容除增加天安門外，還要增加稻穗。隨後，清華大學的國徽設計小組所有人員夜以繼日忘情地投入到國徽設計之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更是也以病弱之軀投入工作。由此，國徽設計就形成了中央美院與清華大學兩個國徽設計小組競賽的局面。
  6月15日晚8時，馬敘倫主持召開國徽組會議。梁思成報告說：「周總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的式樣，我即邀請清華營建系的幾位同人，共同討論研究。我們認為國徽懸掛的地方是駐國外的大使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須莊嚴穩重。」他提出三個基本看法：國徽不能像風景畫，國徽不能像商標，國徽必須莊嚴。會議最後決定：「將梁先生設計的國徽第一式與第三式合併，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內容，請梁先生再整理繪製。」
  6月17日,清華大學營建學系設計組根據評委的意見，又完成了一次修改，寫出最後一份國徽設計書一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說明書》。6月2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廳的白牆前，豎立著中央美院、清華大學兩種國徽設計方案。周恩來認真聽取了各位評委的意見（梁思成由於臥病在床，無法與會），他認為清華大學的設計方案綜合了各種圖案的優點，稻穗要畫得向上挺拔一些，可以送交政協全體會議審議（會後，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稻穗細節作了改進處理，僅用了兩天時間，便重新繪製了大幅國徽圖案送全國政協，並附有「國徽圖案說明」，筆者注）。
  6月2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第七次大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徽的決議。6月28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全體會議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設計圖案的說明》。此後，國徽定型設計工作交給清華大學，梁思成推薦了清華大學營建系教授高莊，並請徐沛貞協助製作。在定型過程中，高莊堅持政治性、藝術性、自然性和歷史性四個標準的統一，並遵照周恩來提出的對國徽形象的要求，為了賦予國徽更高的民族氣魄和時代精神，他覺得必須對平面圖稿進行改動。從7月初到8月中旬，高莊經過一個半月的辛勤勞動，傾注了全部心血，終於完成了國徽模型的設計塑造工作。8月18日，國徽使用、國旗懸掛、國歌奏唱辦法及審查國徽圖案座談會召開。經過討論，會議同意國徽使用、國旗懸掛、國歌奏唱三項辦法草案並加以修正,國徽浮雕圖案獲得通過。
  首批國徽的製造
  經研究，國徽的製作決定採用「鋼模軋製法」。為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分別致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和上海市市長陳毅，瞭解香港、上海兩地的技術條件。9月12日，接到兩地複電，兩地表示均能製作。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辦公廳關於在雜誌上發表國徽照片、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國徽說明以及發表時應注意之事項致函各雜誌社，要求上述內容「應於九月二十日或二十日後出版的最近一期上發表」。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辦公廳關於再寄去國徽方格墨線圖、國徽縱斷面圖致函各雜誌社。
  9月15日，考慮到上海較為近便，林伯渠就國徽製作事宜再次致電陳毅，決定採用「鋼模軋製法」在上海製作，所有制造費用先由上海墊付，然後向中央報銷，希望能於10月1日國慶日以前制出（大號的8個，發各大行政區懸掛；中號的60個，發各省、市及省級的人民行政公署懸掛；小號的80個，發省轄市懸掛）。並決定派辦公廳科長丁潔如攜帶國徽石膏浮雕兩面、方格墨線圖、縱斷面圖以及使用辦法、制造說明赴滬洽辦有關事宜。丁潔如當日即出發赴滬。
  丁潔如於9月17日晨抵達上海後，就緊鑼密鼓地開展起工作。兩天後（9月19日）晩10時，給辦公廳秘書處處長梁藹然等人寫信彙報進展情況，原計畫用「鋼模軋製法」製作148個國徽的計畫不得不改變。起初上海市政府以為，中央僅是做國徽的證章，不知道要做一米大的鋼片浮雕，因為壓制鋼片的浮雕機器上海根本沒有。因此，「鋼模軋製法」這條路在上海行不通。最後商量出，為了完成中央所賦予的使命，”擬將國徽雕刻木型翻砂澆銅，這個方法現在上海可以做，而且時間上也可以掌握。……在25日可先做出二只，以後按日製造二只，至28日將一米的八只全部完工。廠商起先不肯接受，謂時間緊促，後由大家說服，說這是政治任務，為國家服務，希望辛苦些，這樣才答應了。……中小型的因為數量較多,.時間來不及。另一方面，如要趕制，工業部方面顧慮市場會引起波動，因此擬將中小型先刻木型，澆鑄一只，由我帶京請示，如認為滿意可再請上海大量製造。斯時，工業部亦可掌握材料和市場的製造價格。」經請示同意後，就改變了原計畫，決定先做9枚國徽，其中8枚銅質國徽（直徑1米）、1枚鋁質國徽（直徑60公分）。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該圖案的說明，業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特公佈之。」並公佈了國徽圖案及圖案說明：「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9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關於國徽製作的預算報告也做出來了，9枚國徽所需要的刻制木模、翻造底坯、塗色貼金等項工料費，共計3920萬元人民幣（舊幣）。在「陳福昌翻銅作」的大力配合下，這9枚國徽很快制作完成，除分發給各大區外（25日製造的2枚先送西北、西南，26日製造的2枚送中南、東北，28日製造的2枚留滬），丁潔如帶回北京的2枚銅質國徽是27日製造的（其中的1枚銅制國徽後懸掛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目前保存在中國政協文史館，國徽後面有「上海陳福昌鑄造」字樣），還有1枚鋁制的國徽，這3枚國徽請周總理審看過。根據上海方面的核算，9枚國徽的實際支出比預算節省了873.6萬元（舊幣）。
  在上海製作的國徽雖然滿足了使用要求，但是首批製作數量太少，而如果繼續集中在上海製作，面臨很多困難：一是數量大，裝箱運輸費用昂貴。全國省、市、縣各級政府所需國徽達2202枚（其中中號國徴52枚、小號國徽2150枚）。除去發往華東的414枚國徽不計運費外，其餘的共需運費7.1520億元（舊幣）。二是時間緊、任務重。以上海當時條件、設備，需要發動二三十家廠商，才能在年底前完成國徽的製造（因為是手工製作，每家每日平均僅能製作一枚半），而動員這麼多廠家是很困難的。根據上海的經驗，可採用木刻浮雕翻砂澆鑄，此工藝在華北（北京）、東北（瀋陽）、華中（漢口）、西南（重慶）均有工業設備和技術條件，只有西北不能製作。
  根據上述現實條件，10月20日典禮局局長餘心清經請示林伯渠後，將「分區製造」的方法呈報周總理：「屬於華北區的（包括內蒙古自治區）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負責在北京統籌鑄制頒發，屬於東北、華東、華中、西南各區的由各大行政區負責就地鑄制頒發，西北區沒有鑄制條件，可介紹他們與上海接洽代為鑄制，尺寸、質料均由中央予以規定，同時將製作經驗予以介紹，這樣則時間、經費兩俱節省，似較合宜。」
  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就國徽分區製造問題致函東北人民政府，華東、中南、西北、西南軍政委員會，對國徽的尺寸、質料（由於鋁制花費比銅制少，重量亦輕很多，推薦用鋁制，大號的直徑1米每枚200萬元，中號的直徑80釐米每枚130萬元，小號的直徑60釐米每枚90萬元，均為舊幣）作了詳細規定,並要求年底前製作完成，1951年元旦各地同時懸掛。為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還專門下發了頒發國徽浮雕的地區分配清單，共計頒發75枚。
  第一枚巨型金屬國徽的誕生
  1950年9月30日，鐘靈帶領有關人員趕制的木質國徽終於在國慶日前夕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然而，木質國徽是經不起風吹日曬的，只能是權宜之計，必須鑄造金屬國徽，而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國徽直徑必須達到2米，上海制造的直徑1米的國徽顯然滿足不了要求。
  新中國成立初期，遼寧是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瀋陽第一機器廠（今瀋陽第一機床廠）更是以鑄造聞名。於是，鑄造金屬國徽的重任就落在了瀋陽第一機器廠的身上。瀋陽第一機器廠剛恢復生產，鑄造技術雖有名氣，但工具設備簡陋。車間僅能用勺爐生產一些維修彈簧和簡單的零配件，要完成國徽這種高精度鑄件，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為此，工廠專門成立了任務小組，由焦百順、裴慶江、朱鳳儀等十幾個人組成。當他們發現模型圖案上的麥穗粒不鼓、芒不顯時，就日夜研究、找原因、想辦法。他們從大連、內蒙古等地運來砂子做砂型，吃在車間裏，睡在砂型旁，反復摸索，精雕細琢,歷經千辛萬苦，合格的國徽模型終於被做了岀來。
  國徽的材質為銅鋁合金。銅的熔點為1083攝氏度，而鋁的熔點只有660攝氏度，兩者熔點相差400多度，燒鑄的火候很難掌握，這在當年是個難度很高的技術工藝，因而第一次試澆鑄後，就出現了銅鋁合金澆注熔點不一、澆注後出現局部縮形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複雜問題，他們土法上馬，克服重重困難，用水不停潑澆國徽鑄件，使之加速冷卻。
  在鑄造第一枚金屬國徽的過程中，從模具製作到澆鑄成型，全憑工人們的經驗手工操作。沒有化鋁罐，自製鐵罐代替；沒有去氧劑，就用木棒攪拌去氧；沒有測試鋁水溫度的儀器,就在爐前用肉眼觀察鋁水顏色的變化……從接到任務起，瀋陽第一機器廠的車間內徹夜燈火通明，工人們白天黑夜連軸轉，不少專用工具都得自己去製造。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在瀋陽第一機器廠的烈火中，終於造出了第一枚合格的國徽。隨後，他們提前20天圓滿完成了3種規格、共計67枚金屬國徽的鑄造任務。
  1951年5月1日，瀋陽第一機器廠精心製作的直徑2米、高2.4米的巨型金屬國徽（銅鋁合金）取代木雕國徽，莊嚴地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開始見證共和國的不斷發展與壯大。
  （李春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