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是人們常見和熟悉的。在全國所有的旗杆中，立於天安門廣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杆是最高、最雄偉的。這根旗杆，其竣工日與新中國誕生日是同一天，建成時間只比開國大典早6個多小時。
  國旗杆豎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心廣場上，是中國人民、世界人民矚目的地方。但是關於它的史實，很多人知之不多，甚至產生了一些誤傳。
  國旗杆豎立的地點就是首都的中心點
  1949年，為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彭真、聶榮臻、林伯渠、李維漢等人為副主任的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為了使開國大典籌備工作有序推進，中共中央還與北平市委、市政府一起成立了一個由齊燕銘（時任政協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張致祥（時任華北軍區宣傳部部長）、薛子正（時任北平市政府副秘書長）組成的負責開國大典的籌備組。
  1949年8月9—14日，第一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會議的一項議程就是討論籌備開國慶典的儀式，主要任務是整修天安門城樓和天安門廣場。根據當時的情況，這項工程必須在9月完成。隨後，北平市政府發出動員令，號召全市人民都參與到北平市區徹底的大清理和大掃除中，以使北平以嶄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動員令發出後，天安門廣場周圍的幹部群眾以及多所大學、中學的共青團員、青年學生立即行動起來，用鋤頭、鐵鍬除草鏟土，自己動手搬石塊、填平路面上的坑坑窪窪，很快就將廣場西側的垃圾山清理得乾乾淨淨，天安門廣場的面貌煥然一新。隨後，專業人員進入天安門廣場，進行更專業的清理和修繕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他們組織了500多人對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進行細緻的清理和修繕：清理了天安門城樓頂部琉璃瓦上的灰土、瓦片之間的蒿草；修補城樓剝落的牆面、坑坑窪窪的地面；整修破敗的門窗、廊柱和裝飾物，並重新上漆粉刷；修補、鋪設、整平城樓兩側的坑窪步道；修理金水橋橋面，清理橋欄，清除金水河的淤泥，再注入淨水；移植樹木、栽種花草，美化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環境；在天安門城樓下的東西兩側搭建臨時性觀禮台和步行道。
  在整個開國大典的佈置工作中，有一項是找能工巧匠趕制裝飾天安門城樓用的八盞大紅宮燈。每盞大紅宮燈高2.23米、直徑2.25米，周長8.05米，重達80千克，可以想見製作這麼大的宮燈的難度之大。除此之外，還要製作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正面上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兩條巨幅標語和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最高飛簷下正中央（即後來懸掛國徽之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巨型橫幅標語。
  當然，籌備開國大典的諸多工作中，確定國旗杆基座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因為這不僅是開國大典所需，更影響首都北京今後的發展，特別是天安門廣場未來的規劃與布局。這個重任落到了建設局頭上，建設局局長曹言行將其交給企劃處陳幹具體負責。
  陳幹生於1919年，原名陳以淮。在知識分子家庭長大的他，受過良好的教育。1945年從四川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後，他留校任教，後到杭州之江大學任教。1949年北上參加革命來到北平，在建設局企劃處工作。陳幹在進行國旗杆基座定點規劃時，考慮到旗杆高度和觀禮台會涉及天安門前華表與石獅的關係問題，即如果按旗杆高度比天安門城樓第一層簷口略高的規劃設計，華表和石獅將需要挪位，這就涉及政治影響、孰輕孰重等諸多敏感問題，因此整個規劃方案讓陳幹費盡了心思。最後，陳幹從恩格斯關於「0」的性質分析中得到啟發：「『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確定的內容。在解析幾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旦確定下來，就會成為一切運算的中心，從而決定其他點和線的方向。」（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陳幹文集》）
  北京內城是按《周禮•冬官考工記》的規劃思想修建的，只不過規模遠遠超出「方九裏」的古代規格。這種規劃思想所強調的城市核心，即是王者的居處，所以舊北京皇城居內城之中，紫禁城又居皇城之中。按照恩格斯對「0」的分析，如果把舊北京內城作為一個座標的話，「0」點就是紫禁城，城市的其他部分都要據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軸線、左右對稱的格局、相應的道路系統等，這一切都是為了拱衛紫禁城。現在，時代變了，皇權成為過去。陳幹認為，新中國的首都不能再以紫禁城為中心，「0」點應該定在天安門廣場上，即升起新中國第一面國旗的旗杆的位置。
  天安門廣場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五四運動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掀起「反饑餓、反內戰、爭溫飽、爭民主」的「五二大遊行也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新中國國旗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勝利果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誌與象徵，把它的旗杆所在地作為首都的「0」點，是天經地義、無可爭辯的。
  既然「0」點確定了，那旗杆的位置選在哪裏合適呢？北京城的中軸線上承先秦時代的城市規劃思想，所以「0」點仍然要在這條縱軸線上選定，只是橫軸要隨著這「0」點南移。最終，國旗杆基座選擇在天安門廣場北京中軸線的石板道上，具體位置偏廣場北側，北距天安門城樓根部185米。華表和石獅的位置也相應地挪動。華表和石獅被挪動後，代表舊時代的紫禁城就被推到歷史的後臺。陳幹認為：「從把旗杆位置定下來的那一刻起，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的中心就曆史地被規定了。」他非常興奮，安排攝影人員拍攝了一些電影鏡頭，記錄下天安門的舊貌，作為歷史資料保存起來。
  陳幹將整個設計方案設計出來後，呈報給北平市人民政府。經北平市委、市政府研究批准，新中國的國旗杆就這樣被確定在了天安門廣場上。「0」點的確定，為天安門賦予了嶄新的時代含義。
  新中國第一根國旗杆的誕生
  1949年8月，國旗杆興建工程正式破土動工，整個工程由建設局工程技術和施工負責人林治遠領銜完成。這是天安門廣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進行的第一個工程。
  林治遠，1913年2月9日生於天津，祖籍廣東潮陽。因父親是鐵路工程師，林治遠一直跟著施工隊到處輾轉，後來定居天津，22歲畢業於天津大學土木工程專業。此後，他一直在做交通工程設計工作。
  當時對旗杆的要求，要與天安門城樓同高。經實測，天安門城樓高35米，林治遠就要想辦法使國旗杆達到35米的高度。他在北平自來水廠選用了四節不同直徑的自來水鋼管相互套接後焊接在一起，但最高只能做到22米。實在沒有辦法，經有關部門審核同意後，旗杆最終定在了22米的高度。
  高度確定了，旗杆的基座設計也是很重要的。當時，旗杆基座由建設局建築師鐘漢雄設計。當時的設計構想是，基座四周由雲拱瓶形漢白玉石欄板組成，每面一幅；旗杆根部釆用漢白玉石做成帶覆蓮紋的夾杆石形式；為顯示其莊嚴性，在漢白玉欄杆之外再加低矮的混凝土方墩，每面五個。但因時間緊，在開國大典前完不成整個旗杆基座的建設任務，最後旗杆的基座建成為4米見方、0.6米高的漢白玉貼面的墩臺。
  關於升旗的方式，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最初設計的是手動拉繩升旗，但負責天安門廣場布置任務的張致祥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升國旗是新中國誕生的重要標誌，中央的意見是這面國旗要由毛主席親手升起。參加國慶大典的領導人都在城樓的主席臺上，宣佈由毛主席升國旗的時候，主席本人應該也在城樓上。但從天安門城樓到國旗杆僅算直線距離也有200多米，讓毛主席在升旗之前來到旗杆下，既打亂了既定程式，也不現實。如何讓毛主席親手升起這面五星紅旗呢？希望大家動動腦筋，多想辦法。」有人提議在天安門城樓上設一個電動開關，讓毛主席按動電鈕升起國旗。張致祥覺得這個辦法很好，可以試一試。最終，決定按電動升旗的方案準備，抓緊設計，儘快施工。
  關於電動升旗的設想，有人說是李強提出的。李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電信總局局長，最後職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部長。也有人說，提議電動升旗的是一位年輕軍人李岩，他是軍委電信總局接管舊聯勤總部電信機械修理廠的軍代表，說他回到工廠後立即召集相關技術人員進行研究設計，並翻找出電器元件、水銀開關、加工材料等進行模擬試驗。關於電動升旗的設想究竟是誰最先提出來的，目前還沒有找到相關的佐證檔案。但不管是誰提出的，電動升旗這一設想最終被開國大典籌備組採納。
  電動升旗的實施任務還是交給了林治遠。當時他也沒有絕對把握，只記得國外報導過自動控制升降旗成功的例子，他覺得既然外國人能做成，中國人也能行。但是他並不清楚，國外的升旗自動設施大多附設在旗杆上，並不需要解決遠點控制與旗杆控制的連接問題。在天安門城樓上自動控制升降旗面臨的現實困難是：從天安門廣場旗杆下引出的電線在穿過長安街、金水橋、天安門城樓時，既要隱蔽，又要安全。林治遠設計讓電線從整修長安街道路時預埋的鋼管中橫穿而過，然後跨越金水河，順著天安門城樓東南角往上，再轉至城樓中央與控制開關連接在一起，這樣可同時滿足既不破壞城樓結構，又穿過金水河、長安街的要求。
  電線鋪設的難題一個個解決後，最困難的是國旗自動升降問題。因為整個升旗過程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國旗能夠自動升降；二是升旗速度要與國歌演奏時間高度契合；三是國歌奏畢，國旗要正好升到旗杆頂端並自動停止。林治遠與助手、建設局機電技術員梁昌壽一起，先設計了一個簡易的機械裝置來控制升降速度，接著在升降旗用的鋼絲繩兩端各焊了一個鋼球來控制升降開關，一旦升降裝置碰到任意一端的鋼球，就可以自動停止升降並切斷電源。設計方案審查通過後，林治遠等人即動手進行安裝調試。反復調試的結果表明，各個環節運轉正常，尤其是升旗所需時間，與設計要求完全相符。
  一切問題都已圓滿解決，一個月的辛勤勞動化作了成功的喜悅，電動升降國旗杆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了起來。
  本以為萬事俱備，只等開國大典到來了，沒想到中間又發生了意外。關於這次意外，是有史料記錄的。當時直接參與國旗杆修建的建設局副局長趙鵬飛有這樣的記述：
  工程竣工後，經林治遠和梁昌壽用兩種升旗方法，即在旗杆下手動和在天安門城樓上（電動控制）多次試驗、運行情況良好的情況下，將旗杆周圍的腳手架拆除，露出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旗杆的英姿。
  9月30日晚，聶榮臻等市領導親臨現場檢查，我和曹言行局長陪同先來到旗杆下，參加升旗工程的主要領導現場做了一次驗收性的升降試驗。當時是以一塊大紅布替代（國旗），電動控制升降自如，一切正常，決定第二天開國典禮時正式起用。我們又到工程各處檢査了一遍，所有工程都順利完成了，看看確實沒什麼事才放下心來。想到一直忙於天安門的工程，對開國大典前的市容也沒時間看一看，就坐車在城裏轉了一圈。我們剛回到局裏就接到緊急電話，叫兩位局長趕快去天安門。原來我們走後，留守的人員又試著升旗，沒想到電機沒能按照限定的位置停止運轉，而是將試驗用的紅布絞到了旗杆頂動不了了，紅布進退不得，升降不能。
  因腳手架已拆掉，現搭架已來不及，20多米高的旗杆人又上不去，怎麼辦？這下有關人員可真著急了。事關重大，林治遠立即給我打來電話，並向開國大典領導小組作了彙報。剛回到局裏的曹言行和我又飛快地從局裏趕回現場，國慶籌備小組負責人齊燕銘、張致祥、薛子正等人也回到現場，如果天亮之前還弄不好，耽誤了開國大典升旗的事，那政治影響可就大了。張致祥發火，我心想發再大的火也解決不了問題呀，最重要的是趕緊想出辦法才行。於是我對他們說：「我們馬上想辦法解決，明天早晨四點前向你們匯報，請三位先回去休息吧。」
  大家都非常焦急。看到這種情況，我立即與消防隊聯繫借雲梯，準備登高修復。但那時的雲梯短，還是夠不到旗杆頂。情急之時，我想起進城後看到電臺都有很高的天線杆，都是用杉槁一節一節接上去的，為此我曾問過（我）姐夫，什麼人能把好幾節杉槁接上去？姐夫說：「棚彩匠（就是後來建築業的架子工）就有這個本事。」我立即派人到崇文門外欖杆市，找棚彩業公會想辦法。他們也認為棚彩匠能解決這個問題，並推薦了技術最好的馬氏兄弟。我們立刻用車接他們到現場，他們看了看說能幹。問他們要多少錢，兩兄弟齊聲回答：「別提錢，能為開國大典出點力是我們的光榮。」只見弟弟手攀腿盤瞬間爬上，由於一個人在上面不好操作，哥哥也同法爬了上去，兄弟二人很快就把絞進杆頂的紅布取了出來。林治遠、梁昌壽立即進行檢查調試，經反複實驗，直到10月1日清晨確認升旗再不會有問題了，（我們）才向薛子正彙報，並通過電話向領導小組作了彙報。天亮前終於解決了問題，我、曹言行及其他相關人員才離開現場（這時已近早8點）。
  為了保證開國大典時順利升旗，林治遠奉命升旗時站在毛主席身邊，協助升旗的操作（見1949年開國大典的新聞紀錄片）。為了有備無患，確保升旗不發生問題，梁昌壽在升旗時站在旗杆下麵，密切觀察著電動控制系統的運行狀態，一旦發生故障，及時採取措施，保障升旗正常進行（萬一毛主席按動電鈕後，國旗升到杆頂後停不住，就立即切斷電源）。這個防範措施經請示開國大典領導小組後，他們表示同意。實際上，由於正式升旗時進行得很順利，這個措施沒有用上。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誕生了。下午2時55分，毛澤東主席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陸續登上天安門城樓。3時整，歷史性的時刻來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請毛主席升國旗！」毛澤東站在升旗按鈕前，用那雙曾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巨手按動了電鈕。那面巨大的國旗緩緩地升到了天安門廣場白色旗杆的頂端，在新中國首都的上空高高飄揚。
  開國大典當夜，負責新聞報導的新華社記者李普將寫好的開國大典新聞稿送到了中南海，請毛主席的秘書、時任新華社社長胡喬木審査。在新聞稿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開動電鈕，第一面新國旗在新中國首都徐徐上升。」胡喬木看到這裏對李普說：「這樣寫雖然你憧我也懂，但讀者可能搞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為在當年，中國老百姓還有不少人相信神靈，對於解放軍，在老百姓中更是流傳著百步穿楊、飛簷走壁之類的故事。如果再親眼看見毛主席遠離旗杆竟能把國旗升起來，不知道又要編出多少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來。胡喬木認為，不要怕麻煩，文字不一定必須精練，還是要寫細一點、詳細一點，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國旗和電鈕之間是什麼關係。於是在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便有了這樣的特別報導：「毛主席親自按動有電線通往廣場中央國旗旗杆的電鈕，使第一面新國旗在新中國首都徐徐上升。」
  關於國旗杆的高度，這裏要作一個訂正。當時國旗杆的高度是22米，為什麼許多出版物上都說是22.5米呢？究其出處，主要緣自作家舒雲所著的《開國紀事》一書。這本1991年出版的關於開國大典的圖書，當為國內撰寫開國大典較早的圖書。書中披露了許多細節，其中就寫到開國大典的國旗杆是22.5米。此書在1999年再版時，國旗杆高為22.5米的說法沒有改動，由此一些撰文者包括媒體多是引用這一數據。實際上，這一數據早已被國旗班首任班長董立敢糾正過。在1991年國旗杆改建、更換新國旗杆時，董立敢用尺子對開國大典時使用的國旗杆進行了實地測量，長度是22米（共4節，每節5.5米），但似乎這一數據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2019年，電影《我和我的疽國》上映，用7個單元講述了7個故事，其中第一個故事《前夜》由管虎執導、黃渤主演，用電影的手法再現了開國大典前關於國旗杆建造的故事。劇中林治遠（黃渤飾）向領導立下軍令狀：「立國大事，必鞠躬盡瘁。」為此，他徹夜不眠、爭分奪秒地反復調試機器，以確保萬無一失，因為他知道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的不僅僅只有開國大典現場的20萬群眾，還有全國四億五千萬的同胞，更有那些為了新中國誕生獻出生命、倒在革命道路上的革命先烈。他克服重重困難，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懼，爬上20多米高的旗杆排除故障，解決了技術難題。如果從導演的功底和演員的演技上來看，這部電影是值得誇讚的，但這樣處理史實，卻有不尊重歷史之嫌。衝破警戒線、爬上旗杆……這些誇張的藝術表現雖贏得了觀眾們那一刻的激動或感動，卻有失對歷史的敬重。這些演繹會給後人帶來諸多誤解，造成史學的訛傳。
  新中國成立後對國旗杆的改造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前夕，天安門城樓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旗杆進行了第一次佈置與整修。
  與開國大典時相比，天安門城樓的總體佈置沒有太大變化，只是把城樓東側的標語進行了更換，並且採用的是木刻字；最大的變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這裏從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象徵。國旗杆的變化，則是對旗杆基座進行了重建。旗杆底座仍是4米見方的鋼筋混凝土墩，不過按原來的設計在旗杆四周增建了雲拱瓶形漢白玉石欄板，每面一幅；旗杆根部釆用漢白玉石做成帶覆蓮紋的夾杆石形式；在漢白玉欄杆之外又加了低矮的混凝土方墩。另外，早在1949年10月14 S，中央政府根據謝雪紅委員的建議，把國旗杆杆頭改成了圓形銀色。整個天安門城樓和天安門廣場國旗杆改建的過程，截至目前未見有任何官方資料披露。但筆者在2009年找到一本新中國成立一周年前重建旗杆基座（包括電動裝置）的影像集。這一珍貴影像資料，彌補和完善了關於國旗杆的歷史檔案。
  1986年，中央電視臺播放了用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做成的電視片頭，令國人振奮，這個三人升旗的片頭在央視整整播放了一年。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社會各界要求改革和完善國旗升降儀式的呼聲日趨強烈。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及長安街幾經擴建後，國旗杆基座面積開始顯得相對窄小，旗杆的高度也顯得略低，與天安門廣場的整體效果不相匹配。而且，由於基座四周為封閉的漢白玉欄板，沒有留出入口，負責展旗的旗手每次要通過一個小梯子爬上爬下，形象不太雅觀。因此，擴建國旗杆基座成為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其實早在1985年，在北京市委主持下，天安門管理處就委託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開始新的國旗杆和基座方案的設計工作。當時設計工作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使新的國旗杆和基座既繼承原有的優點，又體現出時代精神和釆用新的工藝材料。因為原有的圖紙和資料缺失，原檔無從査閱，設計人員只好多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實地考察天安門、國旗杆、人民英雄紀念碑三者之間空間和高度的關係，提出若干設想方案，並數次請有關部門和各界人士討論。最後，經市規劃局對多個方案進行綜合分析論證後，歸納為三個方案上報。
  設計方案從1985年啟動，直至1991年1月8日，首都規劃委員會才在市領導主持下對三個方案進行審查討論並上報國務院。1月10日，經國務院批准，最終選定了其中的一個方案。
  1991年1月11日，負責實施擴建工程的北京市政管委會召開天安門升旗臺工程工作會議，任命市房管局局長周洪臻為工程指揮組組長。主持實施新的國旗杆和基座方案規劃及結構設計任務的是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第二設計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李國勝。建築設計由陳民負責，電氣設計由龔代明負責，升降旗機械由市房管局房屋修繕第一公司與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機械研究所合作設計製作，基座雕塑設計、製作、安裝任務由北京市建築藝術雕塑工廠完成。
  1991年2月25日，國旗杆基座改建工程啟動。3月18日，雕塑工人進入施工現場，舊欄板當天被拆除完畢，拆下的原國旗杆基座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收藏。3月28日，北京市建築藝術雕塑工廠製作的欄板、望柱、臺階石等共計206塊石料全部加工完畢。4月1日，開始進行基座安裝。4月16日，天安門廣場新國旗杆試用，拆下的原國旗杆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收藏。4月25日，工程勝利竣工，市政府領導到施工現場視察驗收。
  新國旗杆基座的中心在原國旗杆基座的位置上向南移動了7米。第一層是漢白玉基座，基座四周是高80釐米的漢白玉欄杆，東西兩邊各有2米寬的出入通道；第二層是環繞基座的2米多寬的赭色花崗岩帶，象徵「人民江山萬代紅」；第三層是5米寬的綠化帶「四季常青」，象徵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國旗基座四周是用56個黃色銅墩連成的護欄，象徵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團結在國旗下。
  國旗基座雕塑工程的設計任務由北京市建築藝術雕塑工廠裝飾設計室呂永慎等人承接。設計前他們查閱了大量資料，在構思的同時仔細推敲，共設計出底稿10餘幅，三次送上級機關審稿。定稿後，他們又創作出不同風格手法的石膏模型構件。最終，而立在天安門廣場國旗杆基座上的欄板，望柱的松枝花紋表現出革命事業的鬱鬱蔥蔥、萬古長青；抱鼓上盛開的牡丹花紋喻意我們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雕塑的整體設計既保持了基座本身的風格特色，又與廣場建築群相呼應；既有傳統的民族格調，又有濃郁的時代氣息。
  新旗杆則由首鋼職工用四節熱軋厚壁無縫碳素鋼管焊接而成，總長32.6米（含埋入地下部分），其中地下2.6米、地上30米，比舊旗杆增高了8米。新旗杆分4節組裝，重7噸。4節對接的同軸度（即保持在同一直線上）誤差要求不能超過10毫米，在找正對接的過程中，還要想方設法避開令人難以捉摸的應力變形。承擔這一重任的是72次立功受獎、榮獲「五一勞動獎章」的鉗工班班長武士英。他翻閱了大量書籍、資料，在施工方案上反復篩選優化。當技術部門的專家提供了幾種先進儀器的型號清他挑選時，他卻胸有成竹地申請了八塊千分錶和一根細鋼絲，加起來總共不過千元，工期還一下子壓縮至原來的1/3。當那些疑慮的目光看到武士英拿著精心計算的裝卡位置圖，沿著被架上托架的30多米長的無縫鋼管精確定位，邊裝表邊找正、邊組織點焊接的時候，專家們徹底折服了：只有5毫米的同軸度誤差！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旗杆中，我們的國旗杆垂直度是最好的，製作成本也是最低的。
  在旗杆對焊過程中，按技術要求，每道焊縫不能中斷，必須一次完成。當年已53歲的老焊工邸海印，手持焊把蹲在地上，一幹就是四個多小時，實在撐不住了，就跪在地上。一道焊縫下來，邸海印得靠同志們攙扶才能站起來。
  新旗杆外層釆用的是噴塗鋁合金的新工藝。怎樣才能把30多米長的主旗杆噴塗得既均勻又美觀呢？承包這項任務的老鉗工付燕生為此傾注了全部心血。根據當時的設備情況，他先後設計出十幾種方案，經過數次的比較優選，他根據測量的位置安上了自製的五套托架。之後，他又巧妙地利用分體找正的方法，把誤差控制在3毫米以內，制定了噴塗過程的最佳程式，最終圓滿完成了任務。新旗杆的杆體釆用稀土鋁合金塗層和銀粉噴漆，頂端的金黃色圓球的材質為不銹鋼鍍鈦，能保持20年不變色，它是祖國光明前程的象徵，也是炎黃子孫的象徵。並且，新旗杆依然釆用電動與手動兩套驅動系統，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進行升降旗。出於功能和美觀的雙重考慮，升降旗的鋼絲繩一根露在外面，一根藏在旗杆裏，避免鋼絲繩之間及鋼絲繩與旗子之間的互絞。
  1991年5月1日清晨，天安門廣場上潔白如玉的基座和新矗立的國旗杆開始迎接新的升旗儀式的到來。
  1999年，新的國旗杆使用到第8年時，國旗的升降方式有了較大的變化，即國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時長由原來的2分7秒（三遍樂曲時間）改為46秒（一遍樂曲時間）。這一改進工程，是由首鋼機電公司承擔的。改裝後的升旗杆設有兩套電動驅動裝置，設計人員通過增換專門設計的變頻調速行星擺線針輪減速機，使升旗速度變為兩種速度。後又加裝一套帶有兩個輸出軸頭的增速齒輪箱，分別用於46秒和2分7秒的手動升旗，形成了電動和手動雙保險，可保證國旗在不同限定時間內均能準確升至旗杆頂端，既滿足了新中國成立50周年國慶慶典活動的需要，又能適應平時的要求。首鋼技術人員把46秒升旗的過程分解為低速起升、高速運行、減速緩停三個階段，根據反復記錄下的30米升旗過程中每米的即時速度，精心調整控制系統，使升旗過程更加平穩、流暢，富有視覺美感。
  2014年國慶前，工程人員對天安門廣場國旗杆進行了副杆、鋼絲繩更換及旗杆噴漆打磨等工作。同時，還進行了國旗杆電控系統改造。副杆，就是國旗上穿的那根旗杆，當旗手展開國旗後會將國旗迅速套在副杆上。副杆相較主杆來說是單獨設計的，要保障整套掛旗動作流暢連貫、一氣呵成。由於每日兩次升降旗，副杆和鋼絲繩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磨損，所以天安門廣場國旗杆的副杆和鋼絲繩基本都是每兩年更換一次。
  平時，每當廣場有風吹過，都會聽到不銹鋼材質的副杆和碳鋼材質的國旗杆之間發出清脆的碰撞聲。為了減少副杆對主杆噴漆的磨損，技術人員還在副杆兩端特意安裝了膠套。在對國旗杆電控系統進行改造後，不管在智能化、可靠性還是穩定性等方面，均有大幅提高：一是觸摸屏顯示技術取代了原來的LED指示，使升旗狀態顯示更加直觀清晰；二是釆用了數位化人機交換系統，使包括故障診斷在內的整個控制系統更加智能化；三是實現了全功能升旗方式的一備一用，使升旗控制更加可靠；四是用光纜匯流排方式取代了原有的電纜通信方式，增加了系統的穩定性及可靠性；五是實現了雙路供電狀態下的自動切換。
  行文至此，還有一件事需要說明，即天安門廣場國旗真的每天只升到28.3米嗎？如果在網上檢索相關內容，「天安門廣場國旗只升到28.3米」的說法可謂鋪天蓋地。為什麼要取28.3米這個數字呢，有些文章或自媒體解釋得也是「有板有眼」「有理有據」，說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是1921年7月，而新中國成立於1949年10月，中間正好相差28年零3個月。為紀念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到新中國成立的艱辛歷程，天安門廣場的國旗只升到28.3米。
  儘管這一數字包含了一種特殊的意涵，但事實並非如此。如今天安門廣場使用的國旗杆淨高度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第十六條明確規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國旗，應當徐徐升降。升起時，必須將國旗升至杆頂。」換言之，國旗每天都升至旗杆的最高處，即30米，而非網傳的28.3米。
  國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誌和象徵，升國旗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好方式。每天，數以萬計的觀眾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隨著國歌響起，人們對黨和國家寄予無限的深情及敬意。正因如此，我們要瞭解自己的國旗、瞭解使國旗冉冉升起的國旗杆，因為這背後承載的是人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無限情意。
  （朱彥 閆樹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