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此次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關於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為新中國誕生做了全面準備。而在此次盛會的幕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公安、情報、保衛等部門的眾多官兵，用幾個月的精心呵護，用逾百個難眠之夜，甚至用鮮血和生命確保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圓滿成功。
  —場盛會背後的股股暗流
  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部由西直門進入北平城，開始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解放前的北平，是國民黨統治華北的軍事政治中心，也是國民黨特務在華北的活動中心。當時，這裏麋集著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黨通局、傅作義華北「剿總」二處、閻錫山特務系統與美英等國際間諜和特務系統110多個單位，各路特務近萬人，此外還有青年黨等反動黨團骨幹分子600餘人。北平解放前夕，又有一批國民黨特務骨幹分別從華北、西北、東北地區逃亡到這裏,北平的國民黨骨幹和特務分子總數達到兩萬人，特務人數之多，居全國第一。
  1949年1月，我黨與北平傅作義部停火談判獲得成功。北平和平解放，雖然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傷亡和對古城的損害，但也給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喘息的機會，國民黨特務頭子鄭介民曾親自赴北平佈置潛伏，提出「全力準備潛伏」「尋機掌握武器」的方針。各特務組織紛紛抓住這一時機全面佈局，於是大批國民黨特務趁機釆取「整退零進」「多層次多戰線潛伏」等策略蟄伏下來，伺機從事破壞和暗殺活動。國民黨保密局先後佈置了11個潛伏組，國防部二廳也佈置了7個潛伏組，專門從事暗殺、爆破的保密局華北特別站60多人全部潛入傅作義軍隊的工兵營裏，黨通局特務則潛入國民黨華北「剿總」部隊通信兵內偽裝逃脫追捕。同時，各特務機關燒毀檔,特務人員搬家逃離、更名換姓，準備長期作戰。
  更為複雜的是，此時的北平城內不僅有國民黨特務機關逃離前有組織有計畫轉入地下的大量軍政人員，還有曾在日偽長期統治下殘留的眾多日偽特務，他們心存不甘，從骨子裏面反對共產黨執政；也有傅作義集團中反對和平起義的少部分人員，他們心存不滿，也在從事與新政權為敵的活動；同時，北平原有的眾多反動會道門和黑幫組織，以及國民黨政權垮臺前故意從監獄中放出的大批罪犯和壞分子，他們在逃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明裏暗裏的支持下，不斷禍害百姓，蓄意擾亂北平的社會治安。
  北平解放前後，城內國民黨逃亡官員、散兵遊勇、特務警匪橫行無忌，搶掠成風，時人紛紛感歎北平彼時有「五多」：特務多、散兵遊勇多、搶匪多、小偷多、銀圓販子多，尤其是特務數量之多，系統之龐雜，令人憂心。此外，不甘心失敗的國民黨政權更是從臺灣直接派遣了一批以刺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高級幹部為主要目標的行動小組，如北平和平解放初期3次潛入古城的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華北特派員」段雲鵬組建的「華北行動組」，他們的暗殺名單上赫然列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以及李濟深等20餘人。
  特務們為了給新政權搗亂也是不擇手段，他們散播謠言說北平的湖裏、河邊晚上會爬出一些美國士兵放下的黑色「水鬼」，這些水鬼會用鋼爪抓取人頭，用小刀割挖孩子眼睛。然後他們再扮作「水鬼」，作勢嚇人，路過的群眾受到驚嚇後紛紛向親朋好友示警，導致部分地區的群眾只敢中午出門，這無疑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正常生產生活。
  剛剛解放獲得新生的古都，雖然已經煥發出蓬勃生機，但四九城裏隱藏的大量黑暗勢力，不僅干擾和威脅著新政權、新生活，更給籌備中的新政協會議帶來了眾多隱患。
  那段時間，北平接連發生數起驚心動魄的暗殺事件，有起義將領的警衛莫名失蹤，有我軍官兵不明不白地遭手榴彈襲擊，還有一名北平軍管會幹部被同學誘騙殺害。特務們更是將行動目標直指高層人物：軍事戰略家、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代表楊傑，在應邀從香港前往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途中，於1949年9月19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擔任平津衛戍司令的聶榮臻某次乘車經過北海北門橋時，突然一聲槍響，一顆子彈擊穿了他的座車車窗，幸虧車上無人傷亡；不久，一輛相同型號的轎車被人誤認為是聶榮臻專車，也遭到了槍擊，而由於那一帶胡同縱橫，槍手最終逃之夭夭。
  1949年3月，毛澤東主席入住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前一天，警衛隊在進行最後一次安全檢查時，竟意外在其臥室發現一枚炸彈，值勤人員當場驚出一身冷汗，趕緊展開秘密調査，可惜始終未能查明炸彈來源，只能進一步加強戒備。後來，通過抓獲的其他特務交代得知，炸彈是一名以老尼姑身份為掩護、長期潛伏在香山的國民黨女特務安放的，但由於未能抓住此人，此事終究未能水落石出。好在毛澤東等平安無恙，直到9月遷入中南海菊香書屋。
  一支支強大的警衛力量應運而生
  北平和平解放後，經過半年多的整頓，社會治安有了很大好轉，但敵人的破壞並沒有絕跡，他們由公開轉向隱蔽，而且手段更加陰險毒辣。為了保衛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絕對安全，也為了迎接新政協第一次會議和開國大典等一系列新中國盛事，中央軍委決定立即組建公安機關，並成立一支集軍事與公安業務於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裝。
  1949年7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公安部宣告成立，經毛澤東直接點將，中共中央任命羅瑞卿為部長。同年11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隨後各地公安機關也相繼建立。為了加強北平的衛戍警衛工作，8月31日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主要擔負黨和國家中央機關、中央首長的安全警衛和維護北平治安等任務。
  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下轄第1師、第2師。第1師前身為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47軍第160師（進城後曾短暫稱第207師）,這支部隊不僅具有豐富的戰鬥經驗，而且戰士絕大多數是翻身農民，革命立場堅定，政治素養高，根正苗紅，師長為吳烈；第2師則以北平和平解放後進城負責核心警衛工作的中央警備團（進城前期對外稱「北平市公安總隊」）為基礎的部隊改編，師長為原中央警備團團長劉輝山；同時還下轄由上述兩個師的警衛營及華北公安部的一個警衛大隊合編的新中央警衛團，團長何有興。
  自新政協籌備會議開始直至第一次會議全過程，會議保衛工作成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的重要任務。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1師、第2師共計七八千人，在北平市內和郊區廣泛設崗，周密巡邏，牢牢控制市內各制高點（主要為當時各城門樓、六國飯店、北京飯店等市內較高建築）和重點區域。第1師駐中南海的兩個警衛營，在大會警衛處直接領導下擔負會場周圍的保衛和整個中南海內部的警戒。
  在新政協第一次會議召開期間，這兩個警衛營除按原有計畫警戒巡邏外，還在重要和複雜的地方增設了33個固定哨和3個遊動哨；除開展普遍巡邏外，每個戰士下崗後都會自覺地在防區內巡邏、搜索，以防任何細小的意外發生。第2師還派出了43名幹部、戰士參加會議警務處工作，擔負大會會場內部和代表的隨身警衛。
  此外，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還主動延伸組織了北平市區和郊區的敵情調查，協同公安機關偵察搜捕暗藏的特務分子。在近20天的集中行動中，僅在西郊即査獲並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發現嫌疑分子36名，搜繳隱匿槍支23支、手榴彈10枚。
  事實上，為了確保此次大會的絕對安全，部隊、公安、情報、保衛等部門是通力合作，協同保衛的。如由華北步兵學校改編的師級單位北平糾察總隊，同樣是會議保衛工作的主力部隊。再如，中央軍委為保衛進城後的黨中央領導人專門組建的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衛隊」，也參加了大會警衛處直接領導的會議內部核心保衛工作。而北平市公安局則明確受領了保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四項任務：負責中南海週邊、北京飯店、華安飯店、六國飯店、政協代表和首長駐地等處的安全，以及宋慶齡、李濟深、沈鈞儒駐地的警衛;做好中山公園、北海公園、故宮、太廟、國民大戲院、大華劇院、美琪影院等代表和首長活動場地的安全警衛；中南海中共中央書記處駐地的防空警衛；主要首長和代表外出活動路線的警衛等。
  為確保萬無一失，北平市公安局釆取了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方針，專門成立了「臨時保衛大隊」（亦稱「便衣警衛隊」），成員分別來自華北軍區政治部保衛部幹部訓練班畢業學員、華北軍區司令部二處便衣隊、平津糾察總隊便衣隊和市公安局二處偵查科機動隊，共計270餘人。此後又以該部為基礎成立警衛科，直接隸屬於中南海保衛處，承擔保衛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的任務。當時，他們共設立了16處警衛點，派出便衣警衛人員29名，分別化裝成三輪車夫、修鞋匠、水果攤販、賣小吃的、賣煙的、修腳踏車的等不起眼的「販夫走卒」，並在各警衛點附近設遊動便衣警衛，擔任各警衛點之間的聯絡與沿途警衛任務，還在中山公園內設置一個秘密情報站，專門負責收集警衛情報，及時與中南海警衛處聯繫。
  在各部門、各単位的共同努力下，1949年2月至9月，共偵破重大特務案件156起，逮捕首要特務600餘名、其他特務6000餘名;登記特務人員4000餘名。特別是北平國民黨特務系統核心人物——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長徐宗堯的秘密自首，帶動了一大批特務秘密自首登記,動搖了他們的「應變潛伏」破壞計畫，並迅速使之走向失敗。同時，還繳獲敵特電臺407部，各類槍械1590支，炸藥2.5噸，各種偽造證件1.5萬餘件。
  一系列精彩的打擊行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時間愈為臨近，警衛和保衛工作也就愈加緊迫，所有駐城內、城外的部隊和保衛部門都在進一步加強戒備，防止暗藏的敵人乘機破壞。而國民黨方面自然更是加緊動作，妄想搞岀些「大動靜」。這期間雙方展開了一次次你死我活的鬥爭，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
  神秘的港客。1949年8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收到一份絕密情報:蔣經國專程飛渝，與國民黨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密議，遣特務破壞新政協之事。不久後，又獲得第二條線索：季源溥在該局一處秘密地點，單獨召見了一位「體態較胖」的中年男子。公安機關經分析研判後認為，這個「體態較胖」的中年男子，多半就是赴北平執行蔣經國使命的特務，並根據我方掌握的相關情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偵察思路：排查近期從香港方面抵達北平，並密切接觸李濟深、張瀾、李明瀕等民主黨派領袖和代表的來訪者，努力從中發現線索，挖出「體態較胖」的中年男子。
  按圖索驥的公安機關很快鎖定了9月11日傍晚住進前門外廊房頭條擷英飯店的一對港商模樣的夫婦。這對可疑夫婦，男的叫趙冰穀，50歲出頭，體態較胖，自稱香港安通公司總經理；女的叫楊淑平。趙楊二人到達北平後即開始頻繁拜訪相關民主黨派領導人，並表示要脫離黑暗，投身解放事業，請求推薦他們參與新中國的一系列政治活動。9月15日，中共中央社會部致函公安部：趙冰穀抗戰期間是國民黨中統局駐上海組織重要負責人，上海解放前夕在香港為國民黨「CC系」專做李濟深方面情報工作，以後情況不詳，請調査。9月19日,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接到李濟深方面的代表陳此生寫的一封檢舉信，「此人關係複雜，投機取巧是沒有疑問的」，陳此生提請注意的「此人」即為趙冰穀。
  在經過周密偵察並掌握充足證據後，趙的身份被最終鎖定：這是一個1934年就在南京參加國民黨「CC系」特務集團，並深受陳果夫、陳立夫器重的高級特務。9月20日晚11點，北平市公安局果斷出手逮捕了趙冰穀夫婦，並從他們的行李中搜出了國民黨「東南工作團」證件、電臺密碼等。
  經審訊，趙冰穀夫婦交代，此番北上是陳立夫親自部署的潛伏任務：一是謀取「政協代表」或「民革中委」的身份，以便長期潛伏；二是刺探收集情報，尤其是新政協籌備和開會情況、會議檔，張治中、邵力子、傅作義的實際生活和居住情況，新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和工商業情況等；三是建立政治性俱樂部，起挑撥分化作用；四是利用小報散布政治謠言。至此,趙冰穀夫婦的「棄暗投明」真相大白，但他們「獨闢蹊徑」的特務活動行徑，卻給大會警衛工作提了個醒。
  可疑的菜農。9月24日,天剛濛濛亮，一個菜農模樣的人挑著一對沉甸甸的荊條蘿筐，朝著亞洲飯店（後改名前門飯店，當時許多政協會議代表入住於此）走來。由於飯庫每天需要大量新鮮蔬菜，釆購員為了方便，也經常預約郊區的一些菜農來送菜，經過安基檢查後，執勤戰士都會讓他們進去。所以當執勤戰士例行盤査時，這位叫吳瑞金的菜農自稱是採購員王強讓他送菜的，而且亞洲飯店當時也確實有個採購員叫王強。菜沒問題，人也對上了，執勤戰士便示意吳瑞金進去。但就在進門那一刻，吳瑞金露出了破綻：他抬手擦汗時，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試想，農民天天在田裏風吹日曬，手臂是不可能這樣的。髙度警惕的執勤戰士馬上意識到有問題，當即將他帶到值班室。
  審訊之初，故作鎮靜的吳瑞金對人名、地名、菜名等都對答如流，未露馬腳；但隨著審訊的深入，破綻卻越來越多：當被問到菜怎麼種，村裏情況怎樣，都有啥人這些問題時，吳瑞金開始吞吞吐吐，而且情緒也越來越緊張。突然，他說了聲「我渴了」，並快速掏出水壺往嘴邊送，一名盯著他的戰士迅速沖過去，一把奪下水壺。原來此人企圖服毒自殺，而隨後即從他身上搜出了定時炸彈。
  原來，敗逃到臺灣的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為了破壞新政協會議和即將舉行的開國大典，密令北平潛伏特務吳瑞金以送菜為名潛入亞洲飯店，伺機進行暗殺破壞。這個計畫可謂周密，但還是被火眼金睛的執勤戰士識破了。
  奇怪的煙頭。9月下旬的一天，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1師第2團的排長劉拴虎同往常一樣，身著便衣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巡邏時，地上的一個煙頭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個煙頭是「飛馬」牌香煙吸剩下的，「飛馬」牌香煙由新四軍第4師供給部「新群煙草公司」自1943年開始生產，淪陷區的老百姓管它叫「四爺的煙」，當時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也抽過。「飛馬」牌香煙名頭雖然大，但北平的老百姓卻很少抽。再結合煙頭附近地面上留下的皮鞋印，劉拴虎敏感地意識到這個穿皮鞋、抽「飛馬」牌香煙的人一定不簡單。
  於是，接下來的幾天，劉拴虎幾乎每天都到這裏轉轉，他堅信那個神秘人一定會再出現。終於，在發現煙頭後的第五天，此處岀現了一個戴禮帽的形跡可疑的人。劉拴虎遠遠望去，發現那人一會兒抬頭觀察，一會兒低下頭寫寫畫畫；悄悄靠近後則發現這個人畫的好像是路線圖。於是，劉拴虎直接上前查問，沒想到那人二話不說，掏出匕首就向劉拴虎刺去。但他哪里知道劉拴虎在延安時就是中央警衛團戰士，尤其擅長近身搏鬥，不出三招，那人的匕首便被劉拴虎打落，其人也被聞聲趕來的公安中央縱隊戰士牢牢控制。
  經過突擊審訊，此人交代自己叫王以才，是國民黨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察二組北平情報組的特務，此次任務是繪製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車隊的日常行駛路線圖，並準備在開國大典時對中共領袖的車隊實施爆炸。好在劉拴虎明察秋毫，將這場破壞行動消弭於無形。
  一些鮮為人知的安保細節
  當時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代表的司馬文森，專程從香港趕往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共不開無準備之會。」
  通過他筆述的眾多細節，可以發現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保衛這個盛會所做的「功夫」。據司馬文森介紹，代表居住處所警戒、會場警戒，由於是固定場所，問題不是很大。但要把近千名代表從城內分散各處的飯店和招待所送到大會場，路上的警戒則比較麻煩。會議籌備處從天津、上海和北平當地調集車輛，在不妨礙當地交通的原則上接送代表。代表有固定的乘車證，年紀大的乘小汽車，年輕的乘大汽車。出發前半小時，代表們聽到工作人員搖鈴後憑乘車證的號碼去找自己乘坐的車。大會確定汽車分三路進入中南海，分配在四個停車場，所有代表在原處上下車。每天的警戒行動於代表出發前一個半小時就佈置好，散會前半小時又照樣佈置，同時又不釆取戒嚴斷絕交通、影響市民出行的措施。
  進入會場時代表都要簽到。每位代表都發了一個簽到卡片，代表們親筆簽上自己的名字並寫上日期，進入會場時，交給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這樣既節省了時間，又便於精確掌握開會人數。
  人員進入會場把關極其嚴格，必須持自己的代表證，毛澤東、朱德也一樣。會場內，每個代表的席位是固定的，每個代表都有一張席次表。
  從司馬文森的記述看，會議各項保障細節嚴線合扣，精准到位；而他看不到的，則是保衛會議各部門的良苦用心和周全工作。
  詳細登記「代表簡歷表」其實也隱含著保衛工作。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秘書處印製的「代表簡歷表」為紙質，縱26.5釐米，橫19.5釐米，封面設計為白底紅字。上方印有大紅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下方分三行印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簡歷表」和「一九四九年月日填」等字樣；最下邊則分兩行印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秘書處制」「編號：字型大小」。「代表簡歷表」內有兩頁，第一頁主要包括姓名、別名或筆名、性別、年齡、民族、籍貫、代表單位、現任職務、學歷、著作（出版處所及日期）、永久通訊處及電報（掛號）、暫時通訊處（宿舍、辦公）及電話等項內容。右上角是足夠貼兩寸大小照片的「貼照片處」。第二頁只有經歷和備考兩項，經歷包括社會職業和政治活動。這兩頁登記表，其實就是對代表身份的清晰頻別，也便於大會警衛處精准開展保衛工作。
  其實，為了保衛此次盛會，還有眾多部門和單位在默默參與，如軍委航空局根據周恩來1949年6月的親自指示，迅速組建一支空軍作戰分隊，確保了會議防空安全；再如鐵道部門，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不一一贅述。
  經過3個多月緊張、認真和周密的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準備工作圓滿完成。1949年9月21日晚7時，毛澤東等人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政權建設伊始，眾多社會精英濟濟一堂，共商國是，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回憶：「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夠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建國大事，對我來說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27日，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四個決議案。29日，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30日，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選出由180人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此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閉幕，當晚在懷仁堂舉行宴會，慶祝大會圓滿成功。中國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開國大典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發給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每人一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章，這不僅僅是對公安中央縱隊的表揚，也是對全體參與保衛、警衛工作同志的褒獎。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這次盛會的順利召開，有效地震懾了國內外敵對反動勢力，極大地爭取了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信任。同時，保衛此次會議開展的系列行動，為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的保衛工作進行了「預演練」和「早清場」，既鍛煉了各部門各單位各部隊的應急能力，提高了各單位之間的協調協作，也為新中國一系列重要會議的安保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劉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