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一群老人相聚在杭州，目的就是慶祝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周年。2024年9月，《環球人物》記者通過這次聚會的線索輾轉找到徐華生、許錫章、鄧建國、周仲興，他們都曾親歷「兩彈一星」事業，是這成千上萬人中的一分子。
  「您懷念那段歲月嗎？」當《環球人物》記者分別向這4位老同志問起這個問題時，他們的答案十分一致：「怎麼會不懷念呢？」
  他們會頓住、沉思，再接著講：「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們所有的參試人員，沒有誰是為個人爭名、為個人爭利，也絲毫沒有想要為自己將來作什麼打算，而是一心想著可以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為國家的強大效力。」
  老人們都已80多歲高齡，他們都是「兩彈一星」這個長而精密的鏈條中某個細小環節的執行者，他們名不見經傳，親歷的故事也不為人所知。
  在採訪中，他們融入骨子裏的保密思維帶來了大量模糊表述。採訪結束後，老人們嚴謹又熱情地幫助我們做了訂正，才最終成稿。他們讓我們一次次想起那首歌：「在茫茫的人海裏，我是哪一個；在奔騰的浪花裏，我是哪一朵……不需要你認識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進，融進祖國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國不會忘記，不會忘記我。」
  有一種榮譽感和使命感
  徐華生參加聚會的次數其實不多，大家開他玩笑，「搞理論的嘛，架子大噢！」
  1962年，徐華生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來到二機部九所，參與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多項理論計算工作。1983年，他回到杭州，成為一名普通科研人員，「出來時兩手空空，成果、論文留在保密室裏，以前在哪兒、做什麼，從不和其他人說」。正因為這樣，他很少參加聚會，因為不談過往已經成為他的習慣。
  以下是徐華生的講述：
  1962年，我24歲，畢業後原本要去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有一天突然接到調令，我被重新分配到了九所。之後去報到，就知道了我們單位要造原子彈。
  當時，我們還進行了保密宣誓。保密要求很多，在哪兒辦公、做什麼，都不能說。如果談戀愛，不能帶對象在單位附近散步。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一顆原子彈對我們國家來說，意義太重大了，大家的保密意識都很強。
  原本不能去上海，我的情緒有點低沉，這下心情好一些了——有一種榮譽感，畢竟能被選進來的是少數人；還有一種使命感，一定要把原子彈搞出來。那個年代，大家的愛國情感都很濃烈。我上初一時，和兩個同學合寫了血書，要求參軍去抗美援朝前線，學校當然沒有同意，讓我們好好學習。
  進九所時，原子彈的理論模型、前期工作都已經定下來了，我們同批大概10個新人做的是「掃尾」工作。但大家很有創新的勇氣，希望為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出點力。大家提出好多方案：原子彈結構還有沒有可能改變？能不能小型化？核材料怎麼碰撞更厲害一點？我們用計算尺算，一算起來就不分晝夜，所以單位大樓每晚都是燈火通明。
  相比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我參與得更多一些。
  當時，全國只有中國科學院和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華東計算所）的電腦運算速度較快。九所也有一臺烏拉爾電腦，每秒運算100次，而華東計算所的J501電腦每秒運算能達到5萬次。1965年，在於敏的帶領下，我們帶上鋪蓋就去了上海。當時很開心呀，上海的食堂好吃，一個女同事打飯時要了5兩米飯，大家都笑了，因為上海姑娘打飯是半兩、1兩。
  研製原子彈時，我們對原子彈的爆炸原理沒有疑惑，但氫彈不一樣，氫彈的熱核材料具體是如何被激發的，沒人有概念。起初，我們鑽進了一個誤區，想用炸藥激發氫彈的熱核材料。但是，對不同模型的數值模擬結果分析後發現，無論怎麼提高炸藥利用率、改變氫彈結構或者做出其他路徑的嘗試，都點不起那些熱核材料。這時，於敏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用原子彈的爆炸能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帶著我們在這個思路下做計算，常常一算就是一通宵。
  在上海待了3個多月，我們這個華東計算所的編外「五班」，終於取得了氫彈原理和構型的關鍵突破。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百日會戰」。
  我們在上海開了慶祝會，會上，於敏還講了笑話。他說，有個只有3根頭髮的人去理髮，理髮師怎麼理？「啪——」先理掉一根。剩下兩根弄一個髮型吧，一邊一根。剛梳完，第二根也掉了，乾脆剃成光頭。他說完，我們就笑了，因為於敏的頭也快禿了。
  現在，提起氫彈爆炸成功，大家的第一反應是1967年。但在我們看來，中國氫彈爆炸成功的開端還可以往前推一年。
  1966年12月，於敏、周光召帶著我們科研人員共11人，再加上王淦昌、朱光亞，從北京經酒泉到羅布泊的馬蘭基地，再到試驗點。寒風吹過羅布泊，我們擠在帳篷裏，心裏想的是第二天的氫彈原理試驗。氫彈原理試驗如果成功，意味著我們根據理論設計的爆炸是真正意義上的核聚變。
  12月28日試驗當天，戴上墨鏡，我們待在距離引爆處十幾公里的壕溝裏，觀測試驗現場。心裏挺緊張，起爆時間是定好的，起爆後，先閃過來一片光，隔著鏡片看有點恍惚，接著就聽到「轟隆隆」的聲響。我們要掐著點看這兩者的時間，根據時間間隔，算出氫彈威力，看跟我們的理論計算結果是否一致。結果一致！毫無疑問，這次原理試驗已經證明我們的氫彈將要成功了！
  這之後還有個小插曲。第二天舉辦慶祝晚宴，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七機部副部長錢學森都會去。理論部有兩張晚宴票，於敏和周光召把票讓給了我和另一位同事周夏良。
  1967年氫彈爆炸成功後，我還參與了氫彈的小型化工作。我的青春歲月獻給了「兩彈」。你問我，那時那麼艱苦，搞「兩彈」的信念來自哪里？確實是，我們起初在北京沒有住的地方，兩三年間就搬了六七次住處；工資轉正後每月56塊，到1977年才漲到62塊。曾有人說，原子彈爆炸成功，鄧稼先得了10塊錢獎金，當時根本沒有這回事。我們的信念來自於領導、同事。鄧稼先、王淦昌、周光召……他們都是老專家了，不在乎自己的職務高低，我們都喊他們「老鄧」「老王」「老周」。大家奔的目標就是一個，造出原子彈、氫彈保衛國家。
  信念來自於「我相信」，相信中國人是非常聰明的，尤其是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我們的心裏更有底氣了。
  國家沒有白白培養我
  「1964年那一年，原子彈理論設計定型後，主要就是解決原子彈的結構問題，在青海草原進行大會戰，轟轟烈烈。現在回憶，畫面在目，有幸參與，今生無悔。」採訪結束後的第二天，許錫章發給《環球人物》記者這樣一段文字，沒有錯字，標點工整，一如他發給記者的其他文字。
  他今年86歲了，說話浙江口音挺重，但思維清晰，表達準確，憶起往事，恍如昨日。1964年春，火車一路向西，窗外景色由濃變淡，最後成了一片黃。那裏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基地221廠，也是當年王洛賓偶遇藏族姑娘卓瑪，為她寫下《在那遙遠的地方》的青海金銀灘草原。在那裏，許錫章工作了6年，一直到九院搬遷到四川。
  以下是許錫章的講述：
  金銀灘草原平均海拔3100多米，氣壓低，氧氣稀，年均氣溫0.4攝氏度，常年颳風。一到那裏，我們每人領取了「四大件」——一件棉大衣、一雙帶毛的皮靴、一條毛氈和一副棉手套。寒冷不是大問題，問題是水燒不開，水到80攝氏度就開了，米飯也是夾生的。後來有人使用了高壓鍋，我們才吃到了煮熟的飯。但因為吃青稞面不易消化，很多人都有便秘問題。
  很少聽到有人抱怨。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因為國家培養，才能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第一屆學生，進入那麼好的學校念書，從心底裏就覺得應該為國家作貢獻。
  我被分配到了221廠實驗部二室，剛好趕上進入原子彈爆轟試驗階段。爆轟試驗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原子彈研製設計出理論方案後，需要通過試驗來驗證具體的參數，並確定原子彈的實際結構。這個原理，理論部已經吃透了，但怎樣讓衝擊波聚焦、怎樣產生理想的中子成功點火，都需要爆轟試驗來解決。
  爆轟試驗具有破壞性，插引爆炸藥的雷管時，一不小心就會爆炸，我的同事劉桂生就這樣被炸斷了手指。因此，參與爆轟試驗必須技術過關、膽大心細。尤其是試驗方案的負責人在上崗前要進行考試，取得「放炮司令」證，才能指揮當天試驗場地的一切事項，並提供準確的試驗數據給理論部作為依據。
  試驗場地本身的放射性也很高，因為爆破過程中會產生很多灰塵和放射性微粒。它們彌漫在場地四周，人直接接觸，受到的身體傷害很大，但當時我們顧不了那麼多，心裏想著的都是把任務幹好。
  試驗場距離住處有一段距離，我們早上7點出發，坐很久的車到達，下午5點返回。大家都把試驗場叫「碉堡」，「碉堡」上分佈著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觀測孔，試驗在「碉堡」外進行，觀測員就通過架在「碉堡」內的高速轉鏡等設備進行觀測。我們每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編寫試驗方案，裝配樣品進行試驗，寫出試驗報告，工作很緊張，但也很充實。
  我算上手比較快的，幾個月就考取了「放炮司令」證。這要感謝我在校時的學習。1958年，我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這個系是錢學森親自創建的。基礎課都是請的科學院研究所的專家，專業課也是當時年輕的歸國博士，給我們講授世界前沿科學知識。
  錢老也給我們上課，課名是「星際航行概論」。我現在還記得這門課的期末考試，三道簡述題加一道綜合題，那道綜合題把我們考蒙了。題目是：從地球上發射一顆衛星，繞過太陽，再返回地球，請列出方程求解。考了一早上，沒人交卷，錢老讓我們去吃午飯，回來繼續考，還是都做不出。大批同學不及格，怎麼辦？他想了個辦法，把考試分數開方再乘10，那36分就變成60分了。但他也很嚴，說我們學了5年，數學沒學好，再補念半年數學。
  這只是一件小事，卻足以看出錢老對我們基礎能力的重視。後來去了221廠，工作需要各方面的知識，力學的、數學的，在校的學習為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們特別激動。這之後，我還參與了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子試驗。那次試驗很成功，平洞內的原子彈沒有「冒頂」，山頭是好的，封住的洞口也好好的。1975年第二次平洞核子試驗，我們又取得了大量的數據，為後來的地下核子試驗作了很多貢獻。
  回憶這輩子，我盡力做了我能做的事情，證明國家沒有白白培養我，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白細胞快速下降到3000多
  鄧建國，1939年出生於湖南祁陽，1964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無線電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九院。1971年起，先後在青海221廠、四川902核科研基地負責X射線測試、核爆快訊號傳輸、電光調器研製等專案。1976年，是鄧建國進入九院的第十二年，他與同事一行從四川來到新疆羅布泊參與地下核子試驗。今年，鄧建國86歲了，講起那段在羅布泊的日子，他非常感慨。但在觸及工作內容時，他又非常嚴肅：「這個不說了。」
  以下是鄧建國的講述：
  1976年9月初，我們穿著一身黑色皮大衣進入了地爆試驗場區，參與校驗工作的醫護人員等早已在這裏。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羅布泊馬蘭基地，看到有用於核爆試驗用的「高樓」，還有軍艦、大炮，真壯觀啊！場地效應人員看到我們穿著一身黑，調侃道：「『黑烏鴉』來啦，主角登場啦！」
  是的，正如他們所言，在馬蘭基地搞核子試驗，我們九院的人是主角，我們的到來意味著馬上就要做核子試驗了，各方面的工作都開始緊張起來了。而我們這些搞測試工作的，需要打「前站」，比「大部隊」早來一些，做鋪設電纜、安裝測試所用的探頭等儀器調試的準備工作。
  在正式試驗前，大批參試人員到來後，所有設備、儀器都要進行至少3次聯試，各項目負責人要向總站報告情況，確保萬無一失。聯試後，沒有發現故障，我們就進入「待命」狀態。
  這時候，我們的工號會用兩把鎖進行「雙保險」，開鎖的鑰匙也分給兩個人管理。只有這兩人同時到現場開鎖，參試人員才能進入工號。在正式試驗開始前，為保證安全，參試人員需要等待命令撤場。這天，我們就在帳篷裏等著撤場的指令。馬蘭基地與世隔絕，我們沒有電影、沒有電話，大家湊在一起時，唯一能娛樂的專案就是打橋牌。
  我們認為自己沒有事了，就在那裏玩了起來。王淦昌副院長和我們吃、住都在一起，他的帳篷就在我們帳篷的旁邊，他散著步溜達到我們這邊來，看到我們在打橋牌，就笑眯眯地說：「你們覺得儀器都調試得很好了？自己再想一想，還有沒有什麼需要查漏補缺的地方啊？」
  王副院長平時講話不多，我們一聽到他這樣說，立刻就把玩心收起來了。一次核子試驗耗資耗力，再怎麼仔細都不為過。大家意識到這一點，都開始去看資料、翻書本，回憶和檢查還有沒有什麼沒做到位的地方。
  核子試驗後的第三天，核爆炸產生的核輻射還未退去，但我們這個工號要派同志到現場去，取回數據。我們所謂的取回數據，主要是指拿回示波器上照相機內的膠捲。我的身體素質比較好、年輕，就被選中參與這項工作。
  進入現場之前，我需要先到「洗消站」換上防護服。到了現場後，先取膠捲，再將其放置在一個專用的容器當中，帶回洗消站。再次回到洗消站，我需要將防護服脫下、沖個澡，換上自己原來的衣服。清洗工作極為嚴格，我們脫下的防護服需要經過專人處理，在確保身上不帶走任何污染物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回到生活區。
  對於核輻射會給身體帶來傷害，我們心裏很清楚，但個個都努力爭取進入現場的機會，因為我們都覺得有機會參加這樣一個大試驗，為國家做出貢獻，是一種光榮。
  核子試驗完成10多天之後，參試人員需要「清場」離開馬蘭基地，我們乘坐專列返回四川。在火車上，我們終於放鬆下來，再次圍坐在一起打橋牌。這一次，王副院長也加入了我們。
  我還記得，列車上的炊事員是北京來的，王副院長請我們吃了頓飯，具體吃了哪幾道菜，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也不知是不是在羅布泊待久了，我就記得這位炊事員做的菜啊，味道是真好！
  回到四川的一個月之後，上級安排我們到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顯示，我身體內的白細胞從核子試驗前的7000多掉到3000多，後來逐步恢復正常。
  我沒被身體受到的傷害嚇倒。這次之後，我又到現場參加過兩次核子試驗，每一次都很壯觀，現場那是千軍萬馬，這麼多人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偉大的事情，誰沒有奉獻和犧牲呢？平日裏，大家的生活都是「三點一線」，吃的、住的都很普通，更不用說獎金了。但是大家都毫無怨言，而且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這種團結一致，為了一個目標向前奔的勁頭，我至今懷念。
  「為國與妻分兩地」
  周仲興，1939年生於浙江嵊州，1964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物理系，被分配至九院，去往青海的221廠工作。
  他抵達221廠的時間是8月，夏日的青海並非如他想像中那樣荒涼，基地建在草原上，草長了足足一尺多高，風一吹，綠浪翻滾。基地的建築雄偉、莊嚴，比母校還勝過幾分。他很快適應了基地的工作和生活，每天乘坐班車從生活區到實驗區，一待就是一天。不做實驗的時候，他開始給一些關係好的同學寫信，其中就有他後來的愛人。在221廠，周仲興待了5年多，之後隨九院整體搬遷去了四川。其間，他寄到杭州的信從未斷過。直到1974年，他回到浙江從事放射防護研究。
  採訪結束後的第二天，周仲興給《環球人物》記者發來一首他填的詞，詞中寫道：「芳草地，玉關西。祖國安排到此棲。為國與妻分兩地，國家安好志相依。」
  以下是周仲興的講述：
  我對我的愛人是非常內疚的，我很對不起她。
  我們是初中、高中同學，大學期間聯繫多了之後發展成為戀愛關係。我的本科專業需要讀5年，她讀4年，比我早工作1年，被分配到了浙江杭州。我知道畢業後要被分配到青海去，便第一時間將此事告訴她，我們都知道青海離浙江很遠，我這一去再想見面就難了。但那時候的年輕人就是有一顆紅心，祖國讓我們到哪里去我們就到哪里去。所以她雖然有些不舍，也沒反對，讓我去了。
  到了青海，我每週都給她寫一封信，可是從青海到杭州的路途是真遠啊，從我寄出信到她收到信要一個禮拜，我終於收到她的回信時，又是一個禮拜過去了。我們的信隔著半月時光，沒什麼時效性。
  為什麼不發電報？發電報是按字收費的，貴啊！不是急事、大事，我們不用。1965年國慶日前後，我向領導打了結婚報告，想要在春節前回家結婚，到了農曆臘月二十九，報告終於獲得批准。這是大事也是急事，我罕見地給她發了封電報，告知這一喜訊。
  大年三十，我從金銀灘趕到西寧火車站的時候，西寧到上海的火車票已經沒有了，怎麼辦？我就從西寧到蘭州，在蘭州等一輛過路的開往上海的火車。除夕夜的蘭州火車站，只有我這名旅客和一名值班人員，我買了兩個饅頭，就當作年夜飯吃了。在火車上，又是兩天兩夜，等我到了上海再匆匆趕到杭州時，已經是大年初四。講好的春節前結婚，還是晚了點，結婚的日子最終定在正月初六。
  婚後，我們還是保持一週一封信。在信裏，她和我講她的工作、講城市裏的情況。但我寫的信就枯燥極了，我在做什麼工作？工作上遇到了什麼難題？尋常夫妻可以分擔的壓力，因為保密，我統統不能跟她講。直到1984年，我收到一枚紀念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20周年的鍍金獎章，她和家人朋友才知道：哦，原來你是搞原子彈的！
  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時，我們實驗室的任務之一是為原子彈製造後放置在庫房中的安全規範提供實驗依據。原子彈構造中的中心部件是鈾—235半球以及半球中心位置放置的中子源。我們實驗室裏有好幾個中子源和鈾球，它們都具有放射性，我們常年需要和它們打交道。那個時候，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科技比較落後，實驗室裏面沒有什麼先進的自動化設備可以將它們運到實驗裝置上，只能靠人工。
  對於放射性不強的鈾—235，我們穿上一身白大褂、戴一副平光眼鏡和橡膠手套就去做了，抱著它放到實驗裝置上。我們學過核輻射防護的知識，平光眼鏡對鈾—235釋放出的α射線有防護作用，所以對人體危害性不算大。而對於放射性和穿透性比較強的中子源，我們就拿個約1米長的夾子，夾著它，慢慢地放到實驗裝置上。它一碰到鈾—235就厲害了，中子會轟擊鈾—235，產生非常強烈的放射性。因此，我們在完成這一步驟後，需要迅速撤離實驗室，進入安全的測量室。
  你問我撤離實驗室的時候緊張嗎？緊張也沒用，工作要穩穩當當地做。我們是科技人員，是懂行的，不會害怕。
  我和你說的這些，是我曾經在信中絕口不提的秘密。因為我大學時期的專業，我愛人知道我是搞放射性有關工作的，但我在青海的具體工作她不知道，具體接觸什麼放射性物質、放射性有多強，我沒有對她說過，她也從不問。
  那時候，我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探親假20天，在路途中就能耗掉一半。因為常常不在家，我有很多遺憾的事。
  1965年10月16日，說來也巧，正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一周年的日子，我收到哥哥發來的電報。我至今記得，那封電報上寫著4個大字：母女平安。這一天，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收到電報的時候，我在想，愛人生產的時候我應該陪伴在身邊照顧，女兒出生我也應該第一個抱她，這些都沒辦到。我當時的心情真是喜悲交集。
  我們的第二個孩子降生後，家裏更忙了。孩子還小，她又要工作、又要管家、又要照顧小孩，最忙的那幾年我都沒在家裏。
  經常有人問我，當時國家這麼窮，你們是靠什麼把原子彈造出來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參與的工作人員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當時兩地分居的夫妻太多了，團聚的日子用兩只手都數得過來。我們都是離開了自己的家庭，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但我們當年的舍小家，不就是為了今天幸福的千萬家嗎？這樣一想，就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牛志遠 王秦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