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第一套人民幣（簡稱首套國幣），由中國人民銀行於1948年發行，到1955年停止使用。首套國幣的使用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的穩定、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決定著手籌畫全國統一的貨幣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統治區經濟狀況一路下滑，他們發行的法幣通貨膨脹嚴重。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為了應對國民黨的經濟滲透，使解放區經濟不受影響，迫切需要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1946年12月30日，晉察冀解放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召開華北經濟工作會議」，以研究華北各個解放區「統一對付國民黨」和解決「貨幣不統一」等問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看到電文後，表示贊同提議，並於1947年1月3日複電滕代遠、薄一波等同志，併發出了《關於召開華北財政經濟會議的指示》，表示「此提議甚好」，同時告知「中央認為應立即召集此項會議」，還進一步指示說：「會議的議程，應為交換各區財經工作經驗，討論各區貨物交流及貨幣、稅收、資源互相幫助、對國民黨進行統一的財經鬥爭等項，並可由各區派人成立永久的華北財經情報和指導機關」。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後，晉察冀解放區中央局於1947年3月下旬，在河北邯鄲冶陶鎮召開了華北財經會議（也被稱為「邯鄲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各解放區的與會代表首先交流了財經工作經驗，之後大家又研究討論了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問題，其中主要研究討論各解放區財經政策統一的問題及如何適應各地不同經濟形勢的問題。會議決定初步計畫在1947年年底前，發行統一的貨幣。
  在經濟上防止國民黨的滲透，就要成立共產黨自己的「經濟內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經過反復商議後，認為由董必武同志組建「經濟內閣」比較合適。董必武在黨內的威望很高，由他出來領導經濟工作，便於各解放區之間加強聯繫，利於加快統一。同時，董必武很熟悉經濟工作，對黨內從事經濟工作幹部的情況十分瞭解，便於開展工作。
  人選的事情確定下來以後，下一步工作隨即開展起來。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及任命董必武為主任的決定》，指出：「為了爭取長期戰爭的勝利，中央決定在太行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統一華北各解放區財經政策，調劑各區財經關係和收支，並決定以董必武為辦事處主任，由華東、五臺（指晉察冀邊區）、太行（指晉冀魯豫邊區）、晉綏各派一得力代表為副主任，並經常參加辦事處工作。」
  1947年下半年，在董必武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華北財經辦事處在河北平山縣夾峪村正式設立，董必武為主任。經董必武提名，中共中央從各解放區調來的南漢宸、薛暮橋、楊立三、湯平為副主任。
  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後，除了指導、管理各解放區日常財政工作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中央銀行和發行統一貨幣。當時，董必武等已經開始為即將成立的中央銀行的名稱廣泛徵求意見了，不久「聯合銀行」「解放銀行」等各種各樣的名稱陸續出現。時任晉察冀邊區銀行副經理的何松亭建議名稱為「中國人民銀行」。董必武在綜合考量各方面意見後認為，新中國的中央銀行是全國的，也是全民的，因此取「人民」二字能夠清晰表明這個性質，這有別於以往國民黨各銀行實際上屬於官僚資本或者金融寡頭的屬性，而且「人民」二字也能夠體現出中央銀行的地位、規模和作用；另外，當時各解放區政府都稱為「人民政府」，將來的新中國很可能也會順勢被稱為「人民共和國」，因此使用「中國人民銀行」這一名稱應該是最為恰當的。基於這樣的考慮，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在征得主管工委工作的劉少奇的同意後，致電請示中共中央。
  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正與國民黨軍胡宗南部於陝北地區周旋，毛澤東是在陝北的窯洞中收到這份電報的。董必武在電報中說：「已派南漢宸赴渤海找張、鄧商議建立銀行具體辦法。銀行的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是否可以，請考慮示遵。名稱希望早定，印鈔時要用。工委已同意……」毛澤東看完電報後，立即轉遞給坐在桌子旁邊的周恩來、任弼時，然後若有所思地說：「是應當立即著手籌畫全國統一的貨幣了。不過這可是件大事，影響到方方面面，必須做好一切準備。」周恩來看了電報後也說：「只有將籌備工作踏踏實實地做好，方可考慮發行全國統一的貨幣。」但周恩來接著又說：「南漢宸意見，建立全國統一的銀行和貨幣勢在必行。」毛澤東聽後笑著說道：「情形還真有點像八國聯軍進北京。我們晉察翼用的是邊幣，晉冀魯豫用的是冀南幣，山東用的是北海幣，東北用的是東北幣，西北用的是農民幣，一旦打進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種貨幣一起上市嘛！不過，現在就成立全國統一的銀行，是不是為時還過早了一些……」
  董必武擔起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重任
  在得到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指示後，董必武立即找來南漢宸，說:「現在成立全國統一的銀行是早了一點，但我們準備工作鬆懈不得。工委已經研究，從明天起，掛出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的牌子，你就牽頭做籌備處主任。」
  除此之外，董必武還要南漢宸盡快考慮籌備發行共產黨自己的統一貨幣一事。善於抓住問題關鍵的董必武交代南漢宸必須事先做好的三個方面的準備工作：一是研究提出統一貨幣的政策；二是籌備準備金；三是確定統一貨幣票面。
  南漢宸受領任務後向董必武彙報說：「現在正在搜集所有的統一貨幣發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區的發行指數，籌備起足夠的發行準備金。還要確定出幾種票面，各種票面的金額與價值含量，還要設計出票版圖案，選定好紙張……」緊接著，南漢宸又提出了關於共產黨統一貨幣的名稱問題，他說：「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們的意見，統一的銀行叫中國人民銀行，那我們的貨幣就叫『人民幣』了。」董必武聽後很贊同地點頭說：「這個名字很好，說明了我們銀行、我們貨幣的性質。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個地區的、部門的，而必定是全國性的，全國人民的嘛!」南漢宸又說：「到時候，鈔票上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還得請您來寫。」董必武聽後微笑不語，南漢宸知道，董必武實際上是答應了。
  中國人民銀行和人民幣的名稱定下來了，接下來的實質性工作是發行人民幣的具體工作。對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視。1947年10月8日，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以共中央的名義在給華北財經辦事處的複電中提出了三方面問題：一是新貨幣的印製及市場票券的供應能不能充分；二是由於現在各解放區的貿易、財政、稅收都是分散管理、分散經營，這樣的情況下，統一的中央銀行怎樣才能掌握足夠的物資力量來保證貨幣的幣值穩定；三是各解放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財政盈虧、脫產人員和人口比例都相差很大，還有物資流通和市場物價也十分不平衡，面對這樣曲情況，統一的銀行怎樣才能保證貨幣比價的固定以及匯兌順利，並由此提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是否過早一點（進行准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的複電雖然採用的是提問題的方式和以商量的口氣，但提出的三方面問題意思已經十分明確，就是指示華北財經辦事處應著力先把這三方面事情做好，然後再考慮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對於這一點，董必武自然非常清楚，他和幾位副主任商議後，決定立即從兩個方面入手同時進行籌備工作：一方面，立即部署調査研究工作，「對中共中央所提的問題進行商討；二是不直接建立中央銀行，而是先建立一個籌備處，確保中央銀行一建立就立即進入狀態。
  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
  貫徹落實中央的指示，首要問題就是發行全國統一的貨幣。為此，董必武和華北財經辦事處的同志們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
  1947年12月11日，董必武在《關於華北財經辦事處工作向中央的報告》中，詳細談了他們當時做的準備工作，他說：「……當時考慮發行票幣從物質條件方面來看，我解放區最困難的是鈔票紙。聽東北來的同志說，東北已和遠東開始通商，下一次買賣契約就要定。我們想紙總是要的，所以打電報給東北。請代買鈔票紙一萬令。當時又估計到關內印刷機關和彩色油墨的困難，在電報中問明哪里能否代印。東北不久就回電說，紙可以代買，也可以代印。要印鈔票，必須要印出發行銀行的名字和票面額。票面額我們可以自定，銀行的名字則報請工委和中央核定。這是十月初電請中央核定銀行名稱的情形。東北買的紙要明年一月才能到達，印成票幣還要五個月的時間，哈市印好後何時能運過來？簡直無法判斷……統一發行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於軍隊轉移地區的便利，以及最高領導機關容易控制發行額，和財政統一道路的開拓等等，都是有絕大積極意義的。所以華辦仍在這裏努力籌備統一發行諸工作。如發行統幣，就要買鈔票紙，要印刷費，要運輸費。這要相當可觀的一筆錢才能夠開銷。前在東北買紙和印刷就要15000兩黃金，合現時西北農幣300億以上。所以我向各區要了一筆基金，希望各區在其預算中抽出1%來給華辦，華辦就可做不少的工作。晉察冀已答應了糧食3萬大石，渤海答應了鹽1000萬市斤，也合糧食3萬大石，邯鄲答應了2000萬市斤糧食，合6萬大石多一點，西北也答應了，算起來各區都在其預算1%以下抽了一筆款子給華辦，這筆款子不能解決任何軍費民用的急需，但在華辦本身便有了一種資本為籌備統一工作做很多事。在這裏我還想到另外一個問題。統一發行即令實現，那種統幣雖然我們在開始要給以實物保證，還不可能即成為永久的通用貨幣，那還是一種戰時過渡的貨幣。因為我們處在戰時，發行必然是帶適應戰爭需要的性質。本位值不能定，票面額太大，均與永久通用貨幣不適。這說明我們將來要發行的統幣，在貨幣史上還是一個閏位，還要準備下一次的幣制改革。」
  在設計工作上傾注心血
  發行第一套人民幣，首要的是設計工作。為此，董必武、南漢宸等花費了大量心血。他們提岀設計原則，並對比各解放區改選的貨幣圖案後，覺得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樣式很好，於是決定把這項任務交給晉察冀邊區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印製局把任務交給王益久和沈乃鋪，王益久負責設計第一套人民幣票版的正面圖景，沈乃舖負責設計背面圖景。他們二人僅用了幾天時間，就設計好了幾種票版圖樣。1947年11月，晉察冀邊區印刷局派王、沈二人把完成的幾種版別的票樣設計稿送到華北財經辦事處，直接交給董必武。
  兩位設計者按照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各根據地發行貨幣的樣子，把毛澤東像設計在新貨幣上。對此，董必武是贊成的，並致電請示中共中央。毛澤東得知後不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董必武說，新幣應「反映解放區工農業生產的圖景，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字碼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董必武收到中共中央的回電後，第一時間把南漢宸找來，告訴他毛澤東不同意將自己的形象放到人民幣上的事情，並指示要修改設計方案說，「人民幣，是人民自己的貨幣，應當以反映解放區人民從事工農業生產為主。另外，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人民幣是新中國的貨幣。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在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數字外，一律用中文，不能像某些貨幣那樣，摻雜著英文字。這樣，人民幣不上毛澤東像的事就確定下來了。
  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六字書寫之事，此前南漢宸就和董必武講過。現在到了書寫的時候了，董必武並不推辭，他在西柏坡的一個農家小院裏，鋪開白紙，為第一套人民幣用橫豎兩種方式，寫了「中國人民銀行」「中華民國」「壹、貳、伍、拾、佰、仟、萬、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年」等許多字。董必武寫罷，交給南漢宸。南漢宸帶著董必武的手書，找到王益久、沈乃鐮，向他們轉達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幣不上自己像的指示精神，並把董必武的手書交給他們。王、沈二人立即重新調整了票版的設計方案，最後由董必武拍板確定下來。
  重新設計的票樣：10元券的正面是農民水車，右側是礦井場區；20元券的正面左側是農民牽驢馱貨，右側是一列急馳的火車；50元券的正面左側是毛驢井邊車水，右側是煤礦的礦車。後來的100元券、500元券、1000元券、5000元券和50000元券也都沿用了這種工農業生產風格的設計，只有山東解放區北海銀行印鈔廠印製的10元券和50元券釆用了人物畫像。
  人民幣成為新中國首套國幣
  在董必武等人全力籌備、各項工作日趨完備時，1948年5月，周恩來來到西柏坡，代表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改華北財經辦事處為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周恩來作岀這個指示的背景是當時我人民軍隊在解放戰場上已經佔據優勢，建立新中國和中央政府已經是歷史必然。
  毛澤東後來講了發行統一貨幣的必要性。他在當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上說，「不是一切都統一，而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就統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統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暫時不統一。如農業、小手工業等暫時不統一，而金融工作、貨幣工作就必須先統一。行政上的統一，就是由華北財委會下命令，三區的黨、政、軍要保障華北財委會統一命令的執行」。
  1948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董必武任部長。此時，董必武把主要精力放在印製發行人民幣上。與此同時，東北銀行印鈔廠已經完成了4000令紙的印鈔工作，並於6月5日致電中共中央：「四千令紙的1000元券已印製完成，計1280億元，是否由華北財辦派人來領，我們幫助運輸。」但由於「五大解放區金融貿易會議」已經決議暫緩成立中央銀行和發行統一貨幣，因此，董必武就請即將去東北的呂克轉告中共中央東北局，將已經印好的1000元券人民幣暫時封存起來，餘下的6000令紙也暫時不要印刷。而且，已經印好的1000元券都是大張，未裁成小張。
  此後，這批半成品於1949年經大連、煙臺運抵石家莊，交給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的第三印刷廠加印號碼和經理圖章。由於這批1000元面額的人民幣與其他版本的人民幣差別比較大，因此中央財政經濟部決定在印製號碼的時候將羅馬冠字和號碼位置顛倒，形成了冠字在右、號碼在左的樣式，以示區別。
  1948年6月6日，籌備處在上報中央的《關於發行中國人民銀行券的補充意見》中，把第一套人民幣的設計稿送交中央政治局審核。中共中央很快批准照設計樣稿印製。
  中共中央批准了人民幣的設計方案後，董必武一邊部署印製工作，一邊主持華北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一、人民幣定於1949年1月1日起發行；人民幣分別與三大解放區貨幣的比價為：與冀南、北海鈔比價確定為1:100,與邊幣、農幣比價為1:1000與1:2000;以今年3個月為準備階段印好新幣，新幣印刷力求精美，防止造假。二、華北、華東、西北三大解放區貨幣比價已接近邯鄲會議既定標准，華東北海幣與華北冀南幣確定比值為1:1（北海幣比邊幣為1:10），自10月5日起由兩區政府佈告統一行使。西北農鈔與冀南幣，確定比值為20:1（與邊幣為2:1），自10月20日起，由兩區政府佈告統一在三區行使。三、責成南漢宸起草關於發行人民幣的指示，說明新幣的發行是統一貨幣、整理舊幣，不是幣制改革，號召人民群眾予以支持，各級黨政部門注意掌握市場物價穩定。
  中央銀行發行人民幣的工作已經推進得很快了，但仍然沒有跟上解放戰爭勝利的腳步。遼沈戰役勝利後，淮海戰場我軍也勝利在望，平津戰役的序幕悄然拉開，全國解放已經為時不遠，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建立新中國的問題，而建立一個新國家，就必須有統一的貨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就用第一套人民幣作為新中國的首套國幣。
  首套國幣為新中國經濟穩定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幣作為首套國幣，在鞏固人民政權和發展經濟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中共中央決定，每個建立了人民政權的地方都要使用首套國幣，新解放區也用首套國幣代替法幣，企業經營進貨，必須使用這套國幣，商店買賣商品也必須使用這套國幣，舊時代其他貨幣全部停止流通。首套國幣作為唯一在全國流通的貨幣，為統一全國經濟，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
  第二，解放軍在解放南方尚未解放地區的戰役中，在和平解放西藏、新疆的過程中，都使用首套國幣購買軍用物資，用它與各提供物資的單位進行經濟結算，保證瞭解放軍的物資供應，對於支援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軍的繼續作戰，起到了重大作用，可以說，它為新中國人民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新中國建立初期，很多不法資本家和商人利用銀元，擾亂經濟，企圖在經濟上搞垮新中國。其中，上海的不法資本家率先向人民政權發起了經濟進攻。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同資本家打一場「經濟仗」，派陳雲去上海直接指揮這場被毛澤東稱為「不亞於第二個淮海戰役」的「經濟戰役」。陳雲到上海後，依靠首套國幣，粉碎了不法資本家在經濟上的破壞。上海經濟穩了，全國經濟也穩了。可見，首套國幣為穩定新中國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四，新中國成立後，蘇聯等國先後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在經濟方面也與新中國達成了貿易往來。新中國就是使用首套國幣與這些國家進行經濟結算的。首套國幣為新中國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引進先進設備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5年4月1日，第二套人民幣發行，首套國幣於當年5月10日停止使用。首套國幣發行和使用的時間雖然不到10年，卻為建立新中國和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的經濟穩定，發揮了不可代替的歷史作用。
  （陳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