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是我黨高級幹部，他親歷了北伐、南昌起義、上海中央特科、長征，還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抗戰中出任新四軍秘書長，是皖南事變倖存者中職別最高的知情人。他一生結識了黨內外眾多領導人和親曆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而且是黨內公認的詩人、書法家和收藏家，被陳毅稱為「黨內少有的大知識份子」。
  南昌起義中郭沫若的入黨介紹人
  1903年2月，李一氓出生於四川彭縣（今彭州市），小學畢業後考入成都聯合中學，同學中有李碩勳和孫元良。1921年，李一氓離開成都，先後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滬江大學和東吳大學。
  在上海期間，李一氓與同在上海讀書的李碩勳、四川老鄉陽翰笙等來往密切。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25年在李碩勳的介紹下入了黨。
  1926年3月，李一氓和陽翰笙等人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參加革命，到廣州後，中央委員陳延年與他談了話，把他安排在陳公博任部長的政治訓練部任宣傳科長，當時，政治訓練部組織科長是周逸群。在此期間，他還認識了周恩來的三弟、黃埔四期的周恩壽，還有陳獨秀的另一個兒子、中共中央委員陳喬年，以及後來中央特科的神秘人物柯麟等人。
  北伐中，鄧演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部長，李一氓任秘書長，章伯鈞任組織科長，郭沫若任宣傳科長。北伐軍攻打武昌時，李一氓曾和鄧演達、郭沫若及蘇聯顧問一起到城下觀察敵情，他親眼見到蘇聯顧問的翻譯被敵軍槍彈打死在自己身邊。北伐軍攻下武漢三鎮後，李一氓來到南昌。當時中共中央在南昌設立了一個南昌軍委，李富春任書記，成員有林伯渠和李一氓，後來朱德也加入其中。
  南昌起義中，賀龍和葉挺分任起義總指揮和前敵總指揮，周恩來任參謀團主任，劉伯承任參謀團參謀長，李一氓任參謀團秘書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好友李碩勳在周士弟任師長的25師任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陽翰笙任24師黨代表。部隊南下廣東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後，李一氓在回憶錄中清楚地記錄了這件事：「在瑞金的時候，周恩來和我商量，要介紹郭沫若入黨，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還是組織上要他入黨在先，現在無從說起，我看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當時對郭沫若來講，入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與此同時，賀龍在周逸群和譚平山的介紹下也入了黨，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周逸群等出席了在瑞金為賀、郭一起舉行的入黨儀式。但諸多史料和李一氓自己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及李一氓也在兩人的入黨儀式現場。
  起義軍在三河壩戰鬥中失利後，李一氓和幾位同志到了香港，在前往上海的船上，他意外地見到了起義失敗後也到上海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和林伯渠，三人不敢打招呼。李一氓不知道的是，朱德和李碩勳、周士弟三人組成了起義剩餘部隊前敵委員會，後朱德派李碩勳回上海向黨中央請示部隊行動方針，李碩勳的工作由陳毅接替，後來這支部隊上了井岡山。
  到上海後，李一氓回憶道：「中央通知準備送我到蘇聯留學，並答應郭沫若全家都去。」但後來並沒有成行。
  在上海特科和趙一曼假扮兄妹
  李一氓到上海之初，主要從事翻譯共產國際六大檔的工作，翻譯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如《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宣言》《共產國際綱領》《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傳》等譯著，還和陽翰笙編輯了一份名為《流沙》的小雜誌。他還經常到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書店去找魯迅商量事情，魯迅也請他吃過幾次便飯。
  1929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叛變，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兼江蘇省委軍事部長楊殷等人被捕犧牲。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因病未能到會倖免被捕。由於白鑫與柯麟很熟（白鑫不知柯麟真實身份），一天，白鑫要去找柯麟，柯麟連忙通知住在一棟樓中的李一氓，李一氓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要柯麟約白鑫到家見面，由中央特科「紅隊」擊殺白鑫，不料白鑫沒有上鉤，周恩來只得通知李一氓立即轉移，後來白鑫最終還是被顧順章率中央特科擊殺。就在白鑫被殺當晚，柯麟也得到通知離開上海，第二天，英、法巡捕房去逮捕他時撲了空。柯麟離開上海後，按黨組織決定到福建廈門工作，後又赴香港、澳門，並成為澳門最大最好的鏡湖醫院院長。
  1930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為了保證大會安全，中央以李一氓的名義租用了一棟四層樓房，開辦了一家「醫院」作為大會會場。李一氓幾十年後回憶：「開會以前，中央決定由我去做這個開會的房子的主人，那時趙毅敏和李一超（女，又叫李坤泰）才從蘇聯回國不久，他們都是1928年冬天回國的，就讓他們一個做我的弟弟，一個人當我的妹妹。」李一氓夫婦和兩個兒子與趙毅敏、李一超同住在一起，這就更像一個「家庭」了。樓內的醫生護士都是中央特科的成員，「醫院」門口的暗哨也是中央特科成員同志化裝成的小商小販。「醫院」的周圍，則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親自帶隊駐守。
  李一超是四川省宜賓人，李一氓和她是四川老鄉又是同宗，加上她性格爽朗，因此關係很好。大會結束後，李一氓的這個「家庭」也隨之解散，之後，他還和李一超有過幾次私人來往。不久，李一氓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兩人也就斷絕了來往。1950年，李一氓在看過電影《趙一曼》後，這才驚訝地得知，當年在上海地下黨中充當他「妹妹」的李一超，竟然就是民族英雄趙一曼。而趙毅敏後任東北抗聯第三軍政委，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南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時報》《新聞報》《申報》和《時事新報》等連續刊出「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早在1931年4月底，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於6月被捕後被處決，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於10月赴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周恩來也離開上海去了江西蘇區，並不在上海。用伍豪名義登的這則啟事，顯然是國民黨特務偽造出來的。黨組織召集李一氓等同志商量，決定由潘漢年找當時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師陳志皋，最後通過一名法國律師巴和，以「周少山」的名義，花了一百兩銀子，代表伍豪，在1932年3月4日的《申報》登載了一則否定的啟事。李一氓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
  幾十年後在「文革」中，江青等人企圖以此事搞垮周恩來，但沒能成功。除了毛澤東的干預外，李一氓參與的《申報》啟事也起了很大作用。
  1932年秋，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一氓奉命撤往江西蘇區。
  長征中的軼事和出任毛澤東秘書
  到達江西蘇區後，李一氓到國家保衛局任職。
  國家保衛局下轄偵察部、執行部、總務部，權力很大，局長是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鄧發。曾經解救過周恩來和中央領導機關，在黨史上赫赫有名的「龍潭三傑」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都在保衛局。由於李克農調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長，李一氓就接替了他的職務。錢壯飛是偵察部長，胡底則在李一氓手下任執行部預審科長。特殊的工作崗位，使李一氓和「龍潭三傑」、尤其是錢壯飛和胡底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李一氓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了錢壯飛負責設計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的情景，還記下了錢壯飛多才多藝的其他設計。他還記述了胡底的情況：「他寫一手好字，起草的公文，文字非常流暢……」「胡底是桐城有名的富家子弟，懂藝術，他手頭還有兩三卷不知從什麼地方搞來的山水畫手卷，我那時在這上面既無知識，也無興趣。審訊的事情並不多，兩個人閒聊機會有很多，我感覺到這是個人物。」遺憾的是，錢壯飛隨軍長征時在貴州境內失蹤，胡底在長征後期被張國燾秘密殺害。
  1934年10月，李一氓隨軍長征。他在回憶錄中真實地記錄了紅軍在長征中的戰鬥和生活，也記錄了長征途中許多軼事。他在《征途食事》一文中，記錄了將麥子用油炒黃後再用水煮，待水色變黃帶苦味後，加點糖精就做成了「咖啡」。
  李一氓在長征結束不久後曾寫下了《從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上世紀80年代，美國記者哈裏斯·索爾斯伯裏為寫《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重走長征路，事後曾專門寫信告訴李一氓，說自己所見所聞，和50年前李一氓文章中描述的情景幾乎完全一樣。
  長征到達陝北後，李一氓接到上級通知：給毛澤東當秘書。「調去當毛澤東的秘書，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有一次，毛澤東帶著他和彭德懷等人去15軍團司令部，他在回憶錄寫道：「徐海東對毛澤東到他司令部來，表示了極為熱烈的歡迎。毛澤東詢問了許多15軍團的情況，特別問到榆林橋和勞山打東北軍的情況以及對東北軍戰鬥力的估計……為著指揮方便起見，毛澤東還主動提出，配給徐海東司令部一部無線電臺。當時徐海東部隊的軍事通訊手段很落後，無非是手搖電話機，徒步乘馬的傳令兵罷了。有了這樣一部電臺，當然使徐海東喜出望外了。」
  直羅鎮戰役後，上級把李一氓從毛澤東的秘書任上調任陝甘省委宣傳部長。西安事變後，上級派他以毛澤東的私人代表，到四川做劉湘的統戰工作，但因道路不通而未成行。七七事變後，他再一次前往去四川，見到了許多故人，但因為劉湘率軍出四川抗日，李一氓也就返回延安。
  皖南事變後倖存的新四軍最高職別領導人
  1937年底，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召見了李一氓，通知他出任新四軍秘書長。「李富春還提了一個問題，因為項英、葉挺我都熟悉，要我作為他們之間的緩衝人。」這句話的含意和分量，李一氓當時並未意識到，只是後來至新四軍中後，才深深地體會到了。
  李一氓到新四軍後，葉項兩人長期相處不好，李一氓回憶：「葉挺總想找藉口離開軍部，項英總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並且幫助他離開新四軍。」1938年秋，葉挺下決心離開新四軍，他留給李一氓一封親筆信，信中表示他有很多苦惱，一個非黨員不適於當新四軍的軍長，然後離開了新四軍。中央得知後，立即派周恩來和葉挺開誠佈公長談，周還親自陪葉挺返回皖南軍部。
  1941年元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和部隊共9000多人奉命北移時，遭國民黨軍隊8萬多人包圍襲擊，我軍大部犧牲和被俘。在事變最緊要的關頭，項英決定帶著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參謀長周子昆和李一氓，瞞著葉挺悄悄出走，李一氓後來回憶道：「我對項此種行動不大贊成，我當即表示我不同他們走。項即反問，那你怎麼辦？我說，我另想辦法，打遊擊也要帶幾支槍，脫離隊伍也要想辦法救出幾個幹部。」葉挺和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發現項英等人行為後，當即向中原局和黨中央電報：「項、袁、周、李不告而去。」
  然而，葉挺和饒漱石並不知道，李一氓並沒有隨同項英一行離開部隊，而是和皖南特委書記李步新等30多人一起突圍。後來，項英和李一氓都因為突圍不成，又與葉挺、饒漱石重新會合。李一氓後來回憶：「此時項、袁初回，對整個局勢不能表示意見；小饒（饒漱石）不懂軍事；葉堅主守，以為能拖四五天看延安有無辦法，或能從蔣身上得出一線希望。」隨後，葉挺下山與敵人談判被抓。項英與饒漱石等人分頭突圍，李一氓發完葉挺給中央的最後一份電報後，吩咐機要員將密碼本燒毀，然後帶著剩餘人員突圍。突圍中李一氓又意外地遇見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餘立金和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錢俊瑞。他們歷經艱難，九死一生，總算突圍出來，餘立金、錢俊瑞決定到上海，李一氓一個人輾轉到了桂林、韶關，抵達香港，見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廖承志和潘漢年。李一氓詳細地向他們講述了皖南事變經過。並連續發了6封共幾千字的電報，詳細報告了軍部突圍、戰鬥和葉、項不同意見與自己看法的全部經過。
  後來袁國平在戰鬥中犧牲，項英和周子昆突圍後被叛徒殺害，葉挺在1945年飛機失事遇難，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成為「高饒事件」主角，李一氓因此成為倖存的知道皖南事變真相的新四軍最高職別領導人。他的6封電報，也成為後人研究皖南事變的重要歷史文獻。
  1941年夏天，李一氓從香港輾轉到了重建後的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鹽城，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宣佈，給予李一氓口頭警告處分。
  1942年1月，李一氓調任淮海區行政公署主任兼區黨委副書記，開始主政淮海區。在殘酷的「掃蕩」與反「掃蕩」鬥爭環境中，他為鞏固根據地，建設解放區耗費了大量心血。在主政淮海期間，他還組織成立了淮海實驗京劇團以及各縣文藝團體，演出很多抗戰題材的地方戲，形成濃烈的藝術氛圍。作為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詩人。他還寫下了大量戰鬥詩詞和祭悼犧牲抗日烈士的碑文。後來他出任蘇北區黨委副書記兼行署主任（黃克誠任書記）等職。
  抗戰勝利後，他又出任蘇中、蘇北、淮南、淮北4大解放區合併後的蘇皖邊區政府主席，1947年後調任中共旅大區黨委副書記兼旅大行政公署第一副主席。
  新中國成立後黨內詩人、書法家和收藏大家
  新中國成立後，李一氓到北京，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團長是張聞天），代表團中有耿飆等人，後因美國阻撓，代表團未能成行。之後，李一氓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理事、書記。1958年又出任中國駐緬甸大使，1963年回國後歷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
  除了是一個職業革命家，李一氓還對詩詞大有研究，一生中創作了大量詩詞，在書法上自創「李體」，成為當代著名書法家。此外，他在收集文物方面達到了更高的境地。
  李一氓對文物的興趣始於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我軍解放了淮陰城和淮安城等蘇北城市，這些都是些有舊文化傳統的城市，歷史上出過不少書畫大家和收藏家。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淮陰城，部隊在完成軍事任務轉移時，我去看了一下，發現戰士把字畫屏幅鋪在地下睡覺，轉移後那些字畫遺留下來也無人去收拾。我要警衛員替我一幅一幅地卷起來，拿回去慢慢欣賞。」他也經常在淮陰、淮安的小市攤上買一兩件文物。
  在上世紀50年代，李一氓經常到北京的古玩市場去收購文物，他回憶道，「進城的頭10年，不大買書，專收字畫。宋元畫少，也買不起，我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明末清初的書畫家。實際上，也集中在石濤，因此買石濤的比較多。」後來他又開始轉向收集舊書，他回憶道，「買書的地方在琉璃廠，也就只有那麼幾家，因為琉璃廠還是字畫店比舊書店多。」時間一長，竟然收集到不少難得的明本。
  1966年「文革」開始後，李一氓收集的書籍、字畫、小古董被「造反派」加以查封，「他們拿去沒有用，也還規矩，沒有隨便拿，只把這批東西移交北京圖書館。北圖很苛刻，他們把我的書加以選擇，好的，他們沒有的，就要。他們接收了1729種，總4607冊。其中，中文線裝書為1280種，總3454冊。」1975年，他出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國家文物局通知北圖把書全部退給了他，他只留下詞類書和一些帶版畫的書籍，其他全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和四川等地的圖書館。
  「文革」開始後，林彪、江青一夥在1968年3月製造了所謂的「楊餘傅事件」。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3人被撤職關押，李一氓也隨即被拘捕。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李一氓當選為中紀委副書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先後當選為中顧委委員、常委。1982年他離休後，因對中國古籍頗有研究，出任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達十年之久，其間主持了包括巨著《中華大藏經》在內的3500多種古籍的整理、重印和出版工作。
  1990年12月4日，李一氓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享年87歲。
  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模糊的螢屏》，在黨內引起很大轟動。2001年，人民出版社將該書改名為《李一氓回憶錄》再版。人民出版社原社長黃書元對他的回憶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表示，李一氓的回憶錄是人民出版社革命回憶錄中的經典之作，實事求是的文風縱貫全書，使本書具有常讀常新的價值。「年輕一代要瞭解黨的歷史，瞭解前輩，這部著作就是很好的教科書。」
  （彭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