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進墨脫的第一天，就把我們嚇得不敢想像了。……走了許久，才到達進入墨脫的第一站住地——大岩洞——一個用木板搭建、薄膜紙蓋頂的簡易驛站……接下來還有三天的路程啊……」
  2004年7月27日，許曉珠在日記裏寫下這一切。
  彼時是中央啟動對口援藏工作的第十年，也是援藏工作隊進駐西藏墨脫縣的第三個年頭。時任廣東省佛山市經貿局副局長的許曉珠，被派往那個全國唯一不通公路的縣當縣委副書記。
  從林芝到墨脫，那時的必經之路上，坐落著海拔四千七百多米高的雪山、懸崖峭壁上滿是綠苔的羊腸小徑，以及螞蝗遍佈的原始森林，徒步是僅有的交通方式，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一趟需要近一個星期時間。
  如今去墨脫的人已無法體驗這種經歷。在許曉珠援藏任期內，墨脫公路納入國家地方公路建設規劃。公路建成後，從林芝開車到墨脫僅需7小時。
  許曉珠是一眾援藏幹部的代表。2024年8月底，「30年來援藏工作開展情況」新聞發佈會在拉薩召開，公開的數字顯示，自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對口支援」西藏計畫起，已有10批、近1.2萬名幹部人才進藏工作。
  他們的任期內，不只是墨脫公路，在西藏，這片總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土地上，類似的專案不可計數。大到機場、鐵路建設，小到農房修繕、植物種植，援藏的痕跡幾乎隨處可見。
  西藏面貌改變的同時，中央也不斷對援藏政策進行調整。
  高原養魚
  在西藏，林芝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北部的念青唐古喇山，南部的喜馬拉雅山，西北部的岡底斯山以及東部的橫斷山脈幾乎將其四面包圍，給印度洋飄來的暖濕氣流留下發揮的餘地。因為變幻莫測的氣候、複雜神秘的原始森林、極為不便的交通，那裏自古便是一處流放之地。
  2024年10月11日，距離林芝市中心廣東援藏幹部公寓約40公里的一處農場裏，3名來自廣東珠海的援藏幹部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一邊感受著高原缺氧所帶來的身體負擔，一邊籌建著新的漁業養殖設施。
  農場全稱是林芝農墾嘎瑪農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康曉丹是廣東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隊成員，2022年進藏前，他在珠海九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任經營管理中心總經理一職。康曉丹現在的同事、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林浩生，進藏前是珠海市僑聯黨組成員、副主席。
  他們要經營的是一處1960年由軍隊創建、面積為6343畝的農場。接手前，農場連年虧損。找不准產業定位，是林浩生後來總結的主要致虧原因。
  但初到林芝的林浩生，此前從未接觸過任何農業知識。
  另一位從珠海市現代農業發展中心派來援藏的漁業專家駱明飛成為主要的技術骨幹。正式開展工作後，三人決定，將農場的主導產業從水果種植業，轉向高原漁業、水果種植業並重發展。
  僅用了一年時間，農場種植的反季櫻桃成了品牌，投資5萬元的「保溫養殖」專利技術則帶來超過30萬元的漁業回報，將高原養魚從不可能變為可能。
  2023年，農場實現扭虧為盈。林浩生也成了半個農業專家，可以向每一位到訪者詳細介紹不同品種魚的生長週期和養殖條件。
  不過，除了技術突破，在他們看來，農場能扭虧為盈，現代化的管理與考核也十分重要。
  在珠海工作時，康曉丹長期在企業做考核工作。到農場第一年，他便被「奇葩」的員工考核指標震驚到了，「80%是開會、值班、黨建，20%是經濟指標，這20%裏又有80%是開會，這也就意味著，真正的經濟考核指標只有4%」。為了扭轉辦事風氣，他們重新編寫了一本績效改革方案。
  回望兩年援藏生涯，康曉丹真正看到這方小天地一點點好起來了。
  但時至今日，康曉丹仍不知道是誰推薦了他。2022年某一天，他接到珠海市委組織部電話時，正在辦公室午休。電話那頭，一位科長告訴他，新一批的援藏工作正在找合適人選，有人推薦他，組織上覺得還可以，留給他半小時時間，考慮是否願意去。
  接到這通「緊急」來電前，他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名援藏幹部。與家人商量後，他很快做出了肯定的選擇。
  與康曉丹不同，林浩生是主動報名要求援藏的：「我原來的領導來援過藏，對西藏感情很深。所以我很早就問過妻子，如果哪一天我要來援藏，她給不給我來。」
  援藏幹部群體中，像這樣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傳承並非孤例。
  許曉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林芝市內有十幾個援藏的公務員、志願者或是老師，都曾是他的學生，「今天還有一個學生跟我感歎，問我當年在西藏是怎麼度過的」。
  三個階段
  援藏三十年後，幹部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走向現代化，但在三十年前，生存和發展的答案還不分明。
  第一批援藏幹部進入林芝時，紮西洛布是波密縣委宣傳部的一個科員。57歲的他現在是林芝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至今還記得一件事，聽說援藏幹部要去，縣裏的幹部、群眾自發組織了歡迎活動，排了兩公里長的隊伍，但援藏隊原定的出發時間卻一推再推。
  當時，市區到波密的必經之路318國道還是普通的沙土路，一下雨，高山滾石、塌方、泥石流總是在所難免，其中最危險的「排龍天險」14公里路段更是以險峻聞名，被稱作「死亡路段」。
  「國道爛成那個樣子，放在內地誰能想得到？」紮西洛布記憶中的這個西藏，曾長期是全國的「重點關照對象」。
  2010年出版的《西藏援助與發展》一書中，中央黨校教授靳薇歸納了「關照」西藏的歷史。她寫道，內地黨政幹部到西藏工作經歷了「進藏建藏」「輪換進藏」以及「定期輪換援藏」3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1951年至1978年間，進藏的主要是軍人，以及四川、青海、雲南等省市的藏族幹部，還有從內地選調的技術幹部等，普遍工作時間長，多為10到15年，有的達28年，很多軍人的子女都在西藏出生、成長、工作。
  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1979至1993年間，中央開始對幹部終身進藏工作的制度進行改革。中組部、原人事部從19個省、市和9個中央國家機關抽調黨政幹部或專業技術幹部進藏時，將黨政幹部的工作時間縮短為5年，專業技術幹部縮短為3年。儘管如此，這一階段對援藏幹部的具體管理仍然存在很多模糊問題，例如進藏工作是否定期，出藏後工作如何安排等。
  很快，這些問題有了新的答案。
  1994年召開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幹部援藏的政策為「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要求北京、上海、廣東等首批14個省市對口支援西藏7個地區，中央多個部委對口支援自治區直屬機關。幹部援藏進入第三階段。
  1995年2月底，中組部和原人事部在北京召開了為西藏選派幹部工作會議。會上提出，分片對口政策提出後，中央決定從首批承擔任務的各省市、部委中選派1000名左右領導和技術骨幹進藏，其中縣處級以下幹部年齡一般在40歲以下，縣處級以上幹部年齡在45歲以下，組織能力過硬。會議規定，進藏幹部定期輪換的時間原則上為5年，但可根據實際情況，在10年的對口支援期內分兩批或三批輪換，他們的戶口和工資關係不做變動，只轉組織關係，進藏後實行雙重管理，以西藏地方黨委管理為主。
  1995年，第一批共662名援藏幹部正式進藏。許曉珠瞭解到，由於進藏時間晚，第一批工作隊實際在藏工作時間為兩年半左右。此後，每三年輪換一次成為常態。
  時間縮短，背後是高原環境和極度落後的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困難。
  1995年4月中旬，中央下發通知，鼓勵援藏幹部向孔繁森學習。事蹟報導中提到，有天晚上，孔繁森突然覺得胸悶、喘不過氣，覺得自己好像馬上就要不行了，半夜起來寫了遺書。紮西洛布後來聽說，前幾批來援藏的幹部中，有些壓力很大，也寫下了遺書。
  自然環境惡劣驚人，但更讓這些外來幹部失落的，還是西藏落後的發展狀態。
  日記中，許曉珠寫下，第一次到達墨脫縣城時，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連廣東農村都不如的小山村，所謂的縣政府招待所，窗戶玻璃殘破不堪，牆壁上也爬滿了地震形成的手指寬的裂痕。
  紮西洛布也記得，第三批援藏幹部到達波密時，康玉鄉還沒通公路，摩托車騎不進去，遇到遍佈岩石的河谷地，馬兒也過不去，只能徒步。一位援藏幹部提出，要去鄉里的一個專案看看，徒步走了幾天幾夜，他成了第一位到達那裏的援藏幹部。
  紮西洛布是陪著這名幹部一起下鄉的，「當時老百姓只在廣播裏聽到中央派來的援藏幹部，從來沒見到過」。
  轉向
  10月中下旬的林芝有些北方秋末初冬的意味，但正午強烈的紫外線穿透淺白的雲層時，又讓人恍然如至暖春。
  無論是氣候還是自然環境，那裏與內地絕大多數地區都截然不同，遊客們卻很容易找到熟悉的感覺，道路、住宅、醫院、學校，目之可及的地方總會出現幾個援建省市的名字，用以紀念那些曠日持久的建設與投入。
  林芝市中心區八一鎮就是如此，作為「一個在河灘上崛起的援藏新城」，那裏遍佈「珠海樓」「廣州大道」「福建路」「福建園」等地理座標。
  1986年，林芝地區行政公署剛剛恢復成立時，紮西洛布還沒有參加工作。他的印象中，當時整個片區只有一條街，商貿、超市「想都別想」。
  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楊明洪被稱為「二代援藏研究專家」，在他看來，早期援藏的核心就是工程專案。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對口支援期限為10年，其間為西藏安排了62個工程建設專案，由有關部委和有關省區市分別承擔。
  楊明洪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階段各省市援助不僅需要援藏幹部提出專案，組織原材料、施工隊完成工程、建設資金也需要對口支援的省市，尤其是援藏幹部去落實。就像蓋房一樣，房子建好，只把「鑰匙」交給受援方。
  到了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又提出，要將原定的對口支援期限再延長10年，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將未建立對口支援關係的29個縣納入對口支援範圍，同時安排26個省市進行對口專案建設。
  許曉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去到墨脫的。2002年，墨脫成為林芝市內新增的幫扶縣之一，在當地不通公路的情況下，負責援助林芝的廣東、福建兩省決定一起派幹部去。「（第二批）派了四個人，福建的幹部一個當縣委書記，一個當副縣長。廣東的幹部中，我是常務副縣長，還有一個當常務副書記。」許曉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到了縣裏，許曉珠從當地幹部手上接過了一份清單，上面寫著所需的一系列援助專案，包括修橋、建樓、買電腦、搞培訓等。不過在當時的大政策下，援藏幹部更多還是自己找專案。
  清單之外，許曉珠提出想給縣裏修路。
  當地幹部以及其他的援藏幹部們不看好許曉珠這一充滿「英雄主義色彩」的想法。相處投緣的人私下勸他：「三十幾年都沒修成的路，你去修，能修得通嗎？到時候三年期滿，工作總結都不好寫。」
  實際上，原交通部曾邀請中國交通設計一院、二院同時進入墨脫，設計出「2橋7洞」、預計花費三十多億元的方案。「在成都開會論證時，交通部的領導們最後問，這條路投三十多個億下去，能保證常年暢通嗎？沒有一位專家敢保證，沒有地震資料。」自此，修建墨脫公路的計畫幾乎被官方否定，沒有被列入2001年發佈的「十五規劃」中。
  沒有頂層支持，許曉珠只能自行籌款，「拼命」往拉薩和北京跑。最多時，他一周從林芝往拉薩跑了3次。
  2006年6月，在許曉珠的爭取下，原交通部派出了以地方公路司司長為組長的工作組到墨脫實地考察。
  工作組到達那天，全村的百姓和小學生都出來迎接，打出了「墨脫軍民盼通公路」的橫幅。許曉珠在日記中寫道：「看到這種情景，所有工作組的同志都流淚了。」
  停滯多年的專案獲得了新生的機會。2007年，三年援藏期滿，許曉珠離開墨脫時，墨脫公路建設已被納入自治區「十一五」公路建設規劃。2013年，墨脫結束了不通公路的歷史。
  細數援藏三十年的專案投入，在紮西洛布看來，一切遠非「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那樣簡單，前三批援藏幹部的工作主要是打基礎，重點看西藏缺什麼、往哪個方向發展，之後則是進行接續式的推進。
  具體到不同階段的特徵與表現，楊明洪記得，就在援藏即將走過第一個十年時，2003年，一份報告送到了中央領導人手中，指出此前援藏工程、「交鑰匙」的做法有些「面子工程」，中央領導對此作出批示，要堅持將援藏資金「向基層傾斜、向農牧區傾斜」，「所以到了2004年後，（援藏幹部）就既要搞基礎設施，也要搞產業、民生（專案）」。
  或許更重要的是，據楊明洪瞭解，經過早期的對口支援，西藏當地老百姓當時已經掌握了許多技術、能力，當地政府也具備了資源配置的能力。同一時期，廣東在林芝帶頭做起了「交支票」工程。
  所謂「交支票」，簡言之就是由援助省市提供一部分資金，將專案施工、管理等都交給當地負責，援藏幹部參與其中，從而實現援受雙方共同監管。
  位於林芝市巴宜區的國際旅遊小鎮魯朗，就是「交支票」的代表。
  廣東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隊魯朗工作組組長、林芝市魯朗景區管委會副主任王琛介紹，它是廣東省全額投資38億元，進行整體規劃設計的專案。但自2016年施工時起，專案便聘請了許多本地的老百姓負責運輸工作，屋簷上的繪畫、圖騰也交給了他們繪就。
  不再化緣
  除了方向略有偏轉，楊明洪還提到，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規定了62個專案不同，2001年召開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中央並未規定援助方應該出多少錢，而是將各省市的年度援藏投資實物工作量交由援助方決定，事後研究發現，由於各省市相互競爭，實際的資金投入體量基本相當。
  在楊明洪看來，也是出於希望援藏幹部多回所在省份、單位獲取援助的考慮，2001年過後，尤其是第五批、第六批援藏幹部中，出現多人在支援地擔任縣委書記、縣長、區長等正職的情況。
  不過很快，從第七批開始，援藏的幹部又只能任副職，將正職留給當地幹部。
  在紮西洛布看來，職務身份的轉變其實體現了援藏制度的調整：剛開始是「輸血型」援藏，後續援藏轉變為「造血型」，援藏幹部到來後不僅要承擔具體的工作，還要把當地的很多能人，像黨政機關的領導幹部、企業的人才等培養起來，「不能援藏幹部換了以後，我們自己走不動了」。
  2010年，紮西洛布獲得了去往廣州增城掛職交流的機會，為期一年。這也是中央為培養西藏當地幹部，特地安排的雙向交流活動。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官網資訊顯示，1997年至2008年間，西藏先後選派248名幹部赴中央國家機關和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掛職鍛煉，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占95.16％。
  曾與許曉珠共事過的墨脫縣原副縣長央金就在2006年3月，被派往廣東省中山市西區辦事處掛職，擔任主任助理半年後，她感悟自己在離西藏千裏之外的廣東，「反而更加瞭解西藏，認識墨脫」。
  不過，據楊明洪觀察，幾乎同一時間，也就是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前，援藏隊伍中曾出現過短暫的情緒，主要原因在於，許多人認為西藏可以通過援助在幾年之內大變樣，但「求爺爺告奶奶」找到的資金，實際發揮的效果不及預期，進度也比想像得要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對此作出回應，宣佈要加大對口支援力度，繼續堅持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辦法，同時要求各對口援藏省市要拿出上一年度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1‰，作為年度援藏投資實物工作量。
  楊明洪解釋，新政使得援藏資金從預算中來，意味著援藏幹部不再需要到省裏或是原單位到處籌錢「化緣」，可以一門心思把專案實施好，「有些援藏幹部覺悟高、情懷高，特別是經濟基礎好的省市，他們的幹部也會回到所在單位向領導報告，在1‰之外再負擔一些錢，稱為計畫外的援藏專案，相當於自選動作」。
  當然，作為一項涉及中央及地方、省內與省外合作的龐大工程，總量定下，援藏的錢怎麼來、怎麼花，還需要進行系統統籌。
  楊明洪印象裏，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政策，強化對口資源幫扶後，統籌涉藏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政策建議、推進對口支援的工作，便被納入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振興司的職責範圍內，具體包括專案審批、管理等。
  此外，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後，部分內地省市與西藏地區的對口支援關係也作出了重新調整。
  考核與延續
  小到一處農場，大到自治區、中央層面的專案，提升援藏效率已成為對口援藏中後期的重要導向。
  2023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調研團，進藏開展「十四五」對口支援西藏階段性績效綜合考核評價抽查調研工作。廣東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隊副領隊、林芝市委副秘書長鄧鋼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次考核中，廣東省因投資實際綜合效益上表現良好，6項考核指標中，有5項拿到了第一，最終與北京、江蘇兩支援藏隊一起位居綜合排名前三。
  在地方層面，林芝市經開區副主任李明高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西藏自治區每年會為各援藏隊下達招商引資的數額要求，並在當年內對到位資金進行評估，以2024年為例，廣東援藏隊接到的指標約為30個億，因為招商引資工作做得好，廣東省援藏隊已連續多年被評為先進集體。
  考核不僅針對援藏隊，對援藏幹部工作成效的考核同樣存在。
  早在2012年1月，中組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聯合下發了《對口支援西藏幹部和人才管理辦法》，提出對援藏幹部的平時考核側重政治表現、工作實績、在藏率、在崗率，以及其在重大災害、重大突發事件等關鍵時刻和在重大專案、重點工程組織實施以及涉及個人利益時的政治態度、負責精神、處理能力、自我要求等表現。
  管理辦法強調，工作期滿後，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還會與援藏幹部派出單位共同進行考察，並對援藏幹部返回後的使用提出建議。
  南方週末記者還注意到，自2001年和2004年先後對援藏省市數量進行調整後，對口援藏省市數量長期固定在17個，它們及部分他們下屬市縣也基本都出臺了具體的幹部考核辦法，並將其作為幹部評優評先、提拔使用的主要依據之一。
  許曉珠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廣東省第四批援藏工作隊回省後，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援藏幹部得以升遷。
  然而無論是針對援藏工作隊還是援藏幹部，目前考核面臨的難點都是沒有統一、明確的標準。
  以林芝市經開區的工作為例，據李明高觀察，隨著對口援藏進行到第八批末期，整個援藏工作的重心也從基礎設施建設轉向產業發展，不同專案之間各有不同，統一考核確有困難。
  「理論上出臺一個非常強硬的考核政策是可行的，但是實際上各個支援省市、各個受援地區都有差距。」楊明洪認為，無論是對支援方還是援藏幹部，目前中央都還沒有非常嚴苛的考核辦法。
  回望過去三十年幹部援藏的歷程，李明高坦言，在傾斜了大量資金、資源之後，西藏的基礎設施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目前當地還存在造血功能不足的問題：如果有一天停止投入，當地能否將現有成果很好地保持下去。
  不過，對目前還在援藏的幹部來說，延續與造血早已列入他們的工作計畫。
  林浩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為了完成與下一批次援藏幹部的工作對接，從2024年年中開始，農場的3位援藏幹部便開始為「交管道、交經驗、交人才」作準備。
  「至於本地人才培養，我們搞了個『傳幫帶』的制度，找了3位從珠海國企選派的柔性援藏人才，一個教財務，一個教專案建設，一個教銷售，慢慢地，將藏族的這些大學生職工也培養起來。」林浩生說。
  （蔣敏玉 翟星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