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先後三次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逢五)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至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首次取代了此前兩次的「提升特區治理水準」。這就凸顯了中央對澳門特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要求，有著「火燒眉毛」的急切感，因而習近平主席就打破「先政治後經濟」的次序排列，破天荒地將之排在第一位。
  而行政長官岑浩輝在「組閣」時，邀請並提名經濟學專業出身，在經濟局任職二十九年並曾任研究廳廳長，在澳門回歸祖國後隨即出任經濟局副局長，出任經濟局（現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局長也已有八年多的戴建業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就是出於不但要「紅」（在這裡代指愛國愛澳），還要「專」的考量，真正做到「賢能愛國者治澳」，而且還是「專業對口」、「適才量用」。這與目前一些地方「只講忠誠，不顧專業」的用人方式，有著明顯的不同。
  至於習近平主席在今次的「四點希望」中，將此前兩次都擺在「四點希望」首位的「治理」，下調為第二位，並不等於是不重要，而是因為正如上述，必須把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作為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因而「治理」就必須「讓路」而已。
  當我們認真對比習近平主席先後三次對「治理」的要求，就可發現有著不同的表述，而且一次比一次的要求高。實際上，在二零一四年時是「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準」，這種於「能力和水準」，這是「初級階段」；二零一九年是「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準」，不提「能力」亦即「能力」可以「收貨」，因而專攻「水準」，這是「中級階段」；今年則是「著力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就是必須把「能力」和「水準」轉化為「效能」，這一已經是晉升到「高級階段」了。
  因此，澳門特區的治理，不但要「有擔當，有能力」，及「想做事、會做事、能共事、不出事」，而且更要「有作為」、「幹成事」。決不能使用那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前怕狼後怕虎」，優柔寡斷或獨斷專行，屈服於民粹或拒絕民意的「技術官僚」。力爭將特區建設得更好，經濟更繁榮、社會更和諧、民眾生活更美好，完全達至「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示範作用。而且還須完成中央交付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平台」，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任務。
  在治理能力和水準以至成效上，尤其是公務員的精神狀態及專業能力的領域，澳門公務員與香港公務員正好是出現「矛盾交叉」。倘是將愛國愛澳（港）形容為「紅」的話，澳門是「紅而欠專」，香港是「專而欠紅」，兩者都未能做到「又紅又專」。香港公務員的公共行政專業水平及能力，是全球昭顯的，但他們的戀殖意識也是較強的。——自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之後，前港英政府「痛定思痛」，吸取教訓，在推行公屋等利民政策，紓解民怨的同時，實行「以華治華」、「以華制華」，大量吸收華人精英出任公務員，並逐步將他們扶持到高級位置。為了加強培訓，每年都選派「有前途」、「有潛質」的華人公務員到英國實行輪訓，以加強香港華人公務員對英國政府的向心力，當然也是要提高其行政能力，並向其灌輸殖民管治意識。因而培養了大批類似陳方安生等那樣的，雖然能力很「精專」，卻在政治上卻很「戀殖」的政務官以至是事務官。他們不少人心目中的祖國，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這也是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但仍有不少公務員的思想尤其是人心仍未能回歸的主要原因，因為透過培訓灌輸，西方「主流價值」那一套，已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
  澳門則是另一種情況。澳葡當局沒有從「一二三事件」中吸取教訓，而是繼續對澳門實行殖民管治。在葡國派來官員的同時，公共行政依靠的本地人都是土生葡人，而從來沒有考慮使用和培養華人公務員，只有少數幾位諳熟葡文的華人出任公職。對此，在澳門進入過渡期後，中方提出「中文官語化」，「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才有大批華人居民進入公務員隊伍。他們沒有受到葡國殖民主義意識的影響，其實當時葡國此前已經發生主旨是反對殖民戰爭的左派青年軍人的「四•二五革命」，以左派軍人為澳督領導的澳葡政府，也不可能向他們灌輸殖民主義意識。高斯達將軍甚至為了清除殖民管治意識，不惜向葡國總統建議解散立法會，並向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因此，在過渡期乘著「公務員本地化」東風進入公職的公務員，不像香港的公務員那樣懷有殖民意識殘餘，反而是愛國愛澳。即使是在台灣就讀高等院校者，按照當時的規定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在澳門回歸的大背景下發生思想轉變。尢其是在二零零零年國民黨失去台灣地區的執政權，國民黨進行黨員「重登記」時，基本上沒有進行登記，等於是脫黨。其後，在澳門的愛國愛澳社會氛圍熏陶下，澳門特區政府的教化下，及澳門中聯辦的關愛下，基本上是愛國愛澳，他們也得到各方面的信任。而原來就是出身於「紅底學校」，並到內地升大者，其愛國愛澳的情懷就更不用多說。
  但在專業能力方面，卻遠遠比不上香港的同行。由於正如前述，絕大部分高級官員，都是在「公務員本地化」的背景下走上領導崗位的，顯得較為倉促，先天不足，因而就像何厚鏵曾經說過的那樣，是「細路哥做大人嘅嘢」。經過二十五年來的錘煉，其中一部分自覺進取的，能夠後天補強，表現更佳。但也有小部分人不但是專業能力未能有效地提高，其心態仍然停留在「打好呢份工」的層次，甚至是「為稻粱謀」，滿足於「小確幸」，抱持「無驚無險，又到六點」「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理，對待「澳人治澳」事業及行政長官的「以民為本」的諄諄囑咐，扔到太平洋去，而未能昇華到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譜寫華章的境界。因而讓廣大「澳人」意見甚多，在這些官員主掌的行政管理領域感受不到回歸的好處，甚至成為滋長民怨的源頭。因此，目前澳門特區最主要的矛盾，是「吏治」問題。現在，更是進一步提升到「治理效能」的高度。
  因此，習近平主席提出要著力提升特別行政區的治理效能。要把依法治理和擔當作為結合起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完善各項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深入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組織架構，革新管治理念，改進管治方式，強化宏觀統籌，建設高效、有為的服務型政府，激發社會蘊藏的巨大活力和發展潛力。優化公共政策諮詢機制，提升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健全政府和立法會協同立法機制。嚴格公正執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堅定維護法治。推進公務人員管理制度改革，加強管治隊伍建設，完善廉政監督體系。
  澳門特區政府要在過去成績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更上層樓，做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