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春暖，隱秘霜寒，交融前行，人間正道。
  東晉葛洪《神仙傳》載：「君異居山間，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神醫董奉（字君異）在鐘離鳳凰山貧困的南坡無償行醫，為後世醫家樹立了清廉高尚的醫德模範。杏林佳話自此世代流傳，醫家也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1700多年後，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輕醫者踏著董奉的千年足跡，從廣東海豐而來，裹挾著如春的暖風，行走在這片杏林之中。所不同者，他行進的身影時而巍然奪目，時而隱秘不顯。杏林並不是他漫漫征途的終極目的，而是一把遮風擋雨的茂密傘蓋。他那炯炯目光所向，不是鳳凰山，不是鐘離縣，而是九州八方。他就是柯麟，一路懸壺、一路暗戰的杏林隱秘者。
  隱秘
  柯麟之杏林行，始於廣州。1921年夏，他自海豐中學畢業後，以公費生資格考取美國在廣州開辦的醫學專科學校—廣東公醫大學，第一年就取得了全校第一的成績。正是在這裏，他接受了進步思想，成為全校第一批共青團員，進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5月，上海「四一二」政變的血跡未幹，槍口下，血泊前，有人背叛了組織，有人脫離了組織，有人疏遠了組織。而在廣州「四一五」白色恐怖中九死一生的柯麟，卻風塵僕僕地趕赴漢口找到組織，並受命以秘密黨員身份進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擔任軍醫，從此走上了懸壺報國的人生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四師教導大隊軍醫、第四軍軍部軍醫處醫務主任、達生醫院、同德醫院、南華藥房、鏡湖醫院、中山醫學院……
  柯麟之隱秘行，始於第四軍，續於特科。1928年11月，他來到上海，進入中央特科，與另一位紅色醫師賀誠在四川路延安裏開辦達生醫院，作為黨中央例會和政治局接頭的掩護平臺。自此，柯麟開啟長達21年的隱秘之路，上海、奉天、廈門、香港、澳門……
  公開與秘密本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卻被有機地融為一體，以公開職業掩護秘密工作，用秘密使命牽引公開活動，這正是杏林隱秘行既巍然奪目又隱秘不顯之深妙所在。
  周恩來對賀誠、柯麟說，黨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包圍中，醫院雖小，責任重大。你們做的工作是黨的保衛工作，我們要勝過敵人，高敵人一著兒，先敵人一籌。你們要膽大心細，沉著冷靜，臨危不亂，守口如瓶。
  此時此地，和暖的杏林與霜寒的暗戰交融一體，柯麟的杏林隱秘生涯開啟了。
  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每週都來達生醫院「看病」，「病人」們在樓上「治療」，柯麟、賀誠在樓下「接診」望風。遇有真正的病人前來求醫，需抓緊問診，好讓病人儘快離開。「治療」結束，望著「病人」們安然遠去的背影，兩位醫生方才長籲一聲，相視一笑。
  柯麟醫術高明，慕名求醫者絡繹不絕，包括許多黨內同志，徐向前、關向應、楊尚昆、葉劍英等人都曾接受過他的精心治療。
  杏林隱秘，前一分鐘是柔聲細語的望聞問切，後一分鐘就是血光飛濺的冷槍暗箭。1929年8月，黃浦江畔黑雲密佈，濕漉漉的江風裹卷著一股不易察覺的血腥，一場蓄謀已久的暗算正悄然襲來。24日這天下午4時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中共黨員張際春等5人，正在上海市滬西區新閘路經遠裏12號軍委秘書白鑫的家中開會。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員警勾結租界巡捕，突然封控了弄堂內外，登樓闖進白鑫家中，將彭、楊、顏、邢、張5人及白鑫抓走。陳賡當天就通過內線楊登瀛查明，出賣彭、楊等人的正是早已賣身投敵的白鑫。
  當晚，周恩來緊急佈置特科偵察白鑫的行蹤，堅決予以制裁。國民黨為了庇護白鑫，故意將他與彭、楊一併抓捕，又在《民國日報》施放煙幕說白鑫「業於前日帶往南京」。陳賡很快查明，白鑫確實去過南京，但早已潛回上海，只是其行蹤一時難以摸清。但白鑫近日正患瘧疾，陳賡當即想到了柯麟。白鑫與柯麟曾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四師教導大隊共事，他推崇柯麟的醫術，常找柯麟看病，但並不瞭解柯麟的真實身份。陳賡知道這層關係，判斷他會找柯麟看病，即告柯麟「守株待兔」。
  彭、楊等人遇害十幾天後，白鑫果然在國民黨特務的護衛下兩次三番找柯麟看病，先是登門來醫院，後又做賊心虛地打電話請柯麟外出到他指定地點為其看病。見到白鑫那一刻，柯麟一定想起了年長他4歲的那位海豐中學學長，想起了自己在學長的引領下接受革命思想，進而入團、入黨的心路歷程。這位學長就是彭湃—柯麟的革命引路人。但是，柯麟只能緊緊壓住心頭的痛恨，若無其事地與白鑫周旋，幾次「面診」下來，逐步探明白鑫的隱匿之處。白鑫的活動規律隨後被特科監控掌握，就在他準備逃往義大利的臨行當晚，特科紅隊利劍出鞘，一舉將其擊斃。
  柯麟暴露了，達生醫院必須關閉了，上海不能待了。「一處『生意』做久了，容易引起敵人注意」，這是周恩來的敏銳與智慧。「廟小龍王在，換個地方，照樣呼風喚雨嘛」，這是鄧小平的風趣與氣度。
  柯麟奉命離開上海，北上奉天，短暫重返上海後，又南赴廈門，最終在香港落腳。
  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香港彌敦酒店，三位特殊人物於此際會。潘漢年，此次聚會的約請人，奉命離開長征隊伍來到香港，準備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同時以中央特派員身份領導華南地區地下工作。葉挺，剛剛從國外考察歸來，定居澳門，與黨尚未恢復直接聯繫，正急切地尋找黨組織。柯麟，以深水埗一家小藥鋪「南華藥房」中醫師身份為掩護，從事秘密交通聯絡，想方設法向蘇區輸送急缺藥品。
  8年前的1927年5月，柯麟在武漢受命進入第四軍二十四師教導大隊擔任軍醫時，葉挺正是二十四師的師長。12月11日，隨著廣州城頭一聲槍響，葉挺肩負起義總指揮的重任，柯麟則以第四軍後方醫院副院長的身份穿梭於槍林彈雨之中搶救傷患。起義失敗後，二人闊別多年，潘漢年此番約請柯、葉兩位故交見面，是奉命指派柯麟與葉挺保持密切聯繫，影響他重新參加黨的工作並照顧他的家庭。於是，幾天後的中秋節，柯麟舉家遷居澳門，由香江轉戰濠江，成為葉挺一家人的保健醫生。柯麟的悉心陪伴與照顧，代表著黨對葉挺的敬重與期待。葉挺一吐心聲，對著柯麟，向著組織。通過柯麟的上傳下達，葉挺恢復了與中共中央的密切聯繫。
  歷史的安排往往不動聲色，到了此時方才明白，葉、柯兩人前兩次的命運交集，都是在為這第三次最為重要的交集作鋪墊。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派時任中央紅軍副參謀長張雲逸來澳門找到柯麟，由柯麟陪同面見葉挺，邀請葉挺赴上海共商成立新四軍。葉挺欣然離開澳門，出任新四軍軍長。柯麟則留居澳門，堅守在不見硝煙的特殊戰線，開始了他人生路上最為輝煌的澳門歲月。
  深耕
  行走在澳門街頭，柯麟腦海裏滿是潘漢年的叮囑：保持單線聯繫，不與澳門地區黨組織橫向聯絡，而要憑自己的醫生身份，設法進入澳門鏡湖醫院立足紮根。
  彼時，濠江一畔的杏林，遠不如鳳凰山南坡那般茂盛。鏡湖醫院只是一個小規模的平民醫院，而柯麟需要的是可以隱蔽立足、深遠發展的大平臺。躊躇滿志的柯麟一時有些不知所措，對前來澳門的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表達了心中的失望。廖承志卻說：「小不要緊嘛，你何不打進去幫它設法改善條件呢？」「深入！」這是廖承志的叮囑。
  鏡湖醫院是清同治年間澳門商紳捐資開辦的慈善醫院，雖說規模小，基礎條件差，醫護力量弱，但前往就診求醫的窮苦病人很多，每天都有二三百人，常常是從早排隊到晚也輪不到就診，重病號的醫治則更為困難。柯麟仿佛瞬間看到了鏡湖醫院的潛在拓展空間。
  1938年，柯麟問前來澳門看望他的時任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我們還要堅持多久？」葉劍英回答說：「10年！到那時候，你還在鏡湖醫院工作。」「持久！」這是葉劍英的勉勵。
  深入，持久，意味著深耕細作。「深耕細作」，柯麟懂得這四個字的分量。杏林也好，隱秘也罷，都離不開這四個字的引導。於是，他決定先開一家小診所，再慢慢尋找與鏡湖醫院走近的機會。遇到需要住院治療的重病人，他協助入住鏡湖醫院醫治；遇到在家中病故的逝者，他幫助家屬送往鏡湖醫院驗殮。如此，柯麟與鏡湖醫院的交往逐漸多了起來。他瞭解到鏡湖醫院的護士們都渴望提高業務水準，卻苦於無人教授，就主動為她們義務授課，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敬與信任。幾年後，柯麟被正式聘為鏡湖醫院護士學校校長。這期間，他又提出到鏡湖醫院為病人義務行醫，這對於醫生奇缺的鏡湖醫院來說正是求之不得，至此，他初步走進了鏡湖醫院。
  1938年10月日寇佔領廣州後，當地一些名醫陸續避居澳門。他們當中多是柯麟讀「公醫」時的同學和老師，柯麟遂聯絡這些老友成立了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這為鏡湖醫院後來的發展壯大打下了厚實的人才基礎。
  抗戰勝利後，鏡湖醫院改值理制為董事制，增設院長一職。有國民黨背景的人蠢蠢欲動，意欲爭奪這個院長職位。戰士豈能將陣地拱手相讓！柯麟緊緊抓住時機，在工商界進步人士馬萬祺（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西醫顧問團」一批同事的推薦支持下，獲得鏡湖慈善會董事會主席林炳炎的提名，並在後者幫助下得到澳督批准，被正式聘任為鏡湖醫院院長。
  柯麟籌畫推動，工商界進步人士鼎力相助，鏡湖醫院突破了澳葡當局不允許中國醫生做外科手術的限制，解決了經費不足等一系列老大難問題，科室建設、隊伍建設、硬體建設、制度建設突飛猛進。鏡湖醫院逐步由一個規模小、設施差、醫療水準較低的平民醫院，發展成了正規化、現代化的大醫院。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安排柯麟仍兼顧鏡湖醫院等工作。1951年，他出任廣州中山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從此大部分精力和時間集中於中山醫學院，但鏡湖醫院一直保留著他的院長職務，並且從1954年至1978年連續8屆共25年選舉他為董事會副主席。1984年，鑒於柯麟年事日高，董事會同意他卸任院長一職，選舉他繼任董事會名譽主席。服務50餘年，任院長40餘年，如此深耕細作，史上罕見。
  統戰
  隱秘不是目的，不是為了隱秘而隱秘，而是為了朝著光明前行。柯麟在澳門的杏林隱秘歲月，證明了這一切。
  抗日烽火燃遍華南之際，柯麟安排鏡湖醫院先後派出5名護士赴中共珠江縱隊和東江縱隊，投身戰鬥一線救治傷患。此後遵照中央指示，他負責接應從香港撤至澳門的夏衍、範長江、梁漱溟、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黨內同志及愛國民主人士，安排他們在鏡湖醫院食宿，十幾天後護送他們安全離開澳門，經中山、肇慶、梧州前往桂林。這一時期，他奉命接待安排東江縱隊司令曾生、曾任福建省委書記的羅明、八路軍衛生部部長蘇井觀等一批黨內同志入鏡湖醫院治病。
  1948年，柯麟與周恩來、陳毅派來的專人一道開闢了蘇北解放區至澳門的海上秘密航線。解放區的大豆、花生、中藥材等特產被運至澳門出售，再購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布匹、紙張、儀器設備、五金器材等，有力地支援了北方解放區。
  廣州解放後，為進軍廣西、解放海南島，急需一批軍用物資和醫藥用品。葉劍英囑柯麟經辦，柯麟遂聯繫馬萬祺等澳門工商界進步人士，購進200噸大米、50噸玉米、50桶汽油，還有大批藥物、鋼板、鋅鐵皮、鉛片、鋁錠等工業原料和機油、彈藥等急用物資，並做通澳督工作，確保物資順利出境。
  「兩航起義」後，遵照葉劍英的指示，柯麟遂聯繫澳門工商界進步人士何賢（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的父親）和馬萬祺，把存放在澳門的2477箱通訊器材安全運抵廣州，為人民空軍加強雷達裝備建設發揮了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際，廣東大部分地區尚未解放，國民黨反動勢力在澳門的活動仍很猖獗。在此情況下，柯麟於10月10日在鏡湖醫院、11月20日在平安戲院，連續組織兩場公開慶祝新中國誕生的活動，在澳門轟動一時。這大大激發了澳門同胞心向新中國的熱忱，柯麟的共產黨員身份也隨之公開。
  輕舟已過萬重山，柯麟長達21年的杏林隱秘行終於抵達了他朝思夜盼的那個遠大、壯闊的彼岸。「其身正，不令而行」。能夠以自身修為感動人、團結人、影響人、帶動人，使不同信仰、不同黨派、不同境遇、不同文化素養的人聚集到自身周圍，才是做人的工作之至高境界。柯麟做到了。潘漢年指派柯麟遷居澳門的另一重要任務，就是在澳門工商界和知識份子中大力進行團結、爭取工作，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爭奪戰」。「柯麟與馬萬祺的結交是組織上的要求，按照潘漢年的話是要『關注』，馬萬祺當時是一位很年輕但又有深厚愛國情懷的商人。」
  50多年後，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在傳記中，以《幸會柯麟醫生》為題講述了他與柯麟相識為友的過程。在澳門事務和國家大事上，柯麟與馬萬祺的認識與理想高度一致，相識後很快成為彼此信任的摯友，時常相互請益。終日奔波，積勞成疾，馬萬祺一度患上了早期肺結核。柯麟幾乎每天都來給他診病，及時推薦了一種美國剛研發的特效藥「鏈黴素」。馬萬祺的好友林炳炎（恒生銀行主要創辦人）從美國買來後，柯麟親自審閱藥品說明書，根據馬萬祺的病情，酌量每日注射，由鏡湖醫院派護士到馬府服務，馬萬祺成了亞洲地區較早使用「鏈黴素」的患者。有了特效藥和柯麟等名醫的精心診治，馬萬祺逐漸康復痊癒。《馬萬祺傳》中記述：「這時候，柯麟還要關注葉挺將軍的家屬，以及孫中山先生原配夫人、彭湃的母親和愛國的桂系人士的家屬等人的醫療保健……馬萬祺逐步瞭解到柯麟的艱巨工作，並決心予以支持和配合。」柯麟後來入主鏡湖醫院，改組澳門中華總商會、創辦澳門醫學會和中華民主婦女聯合會、剝奪舊勢力對中華教育會的領導權，等等，都離不開馬萬祺的鼎力支持與真誠幫助。
  1946年下半年，柯麟將馬萬祺引薦給潘漢年，雙方一見如故。受潘漢年委託，馬萬祺欣然出面，幫助中共做青年黨黨魁伍憲子的工作。1947年9月，他通過柯麟轉達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潘漢年向馬萬祺回饋：「在港澳這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愛國民主運動，進行革命鬥爭，萬祺同志留在黨外要比加入黨內的影響更大更好。」「我衷心尊重中共組織的決定，我要自覺地做一個黨外同志，為新中國，為港澳的未來，為社會主義奮鬥。」馬萬祺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這一誓言。
  此前，經馬萬祺介紹，柯麟與何賢相識，並很快成為好友。國民黨駐澳門特派員一度威脅何賢，說柯麟是共產黨，讓他小心。何賢當即反駁：「他是我的老友，卻從來沒有聽到他對我宣傳共產主義，就算他是共產黨，像他這樣的人，你們怕什麼？」何賢據理力爭為柯麟辯護，並給予多方保護。他之所以這麼做，同樣出於對柯麟高尚人格的景仰。一次，柯麟與何賢去看朋友。一個小男孩歡呼著跑到柯麟面前，抱住他的腿親熱地叫「柯先生」。柯麟笑問孩子去幹什麼？孩子回答說，媽媽讓他去買粽子葉，端午節快到了，要包些粽子送給柯先生。原來，這孩子的父親是個人力車夫，一度得了肺病，花光了家中微薄積蓄也沒治好。慕名找到柯麟後，柯麟分文不收，治好了他的病。窮苦人家無以回報，逢年過節做些點心表達謝意。那一刻，何賢的心被觸動了。憑他的財富和地位，逢年過節門庭若市，禮尚往來何足掛齒，卻從來沒有收到過如此掏心掏肺的質樸之禮。
  何賢曾經問柯麟：「本來你可以每天在自己的診所給幾十個病人看病，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可是你卻每天只利用中午的短暫時間趕回你的診所接診，而大部分時間都在為鏡湖醫院免費服務，究竟你為何這樣做？」柯麟答：「個人的一生有限，而民族和人類的生命無窮，我們要以有限的生命為廣大人民造福，那才是不白活一生。」何賢被柯麟的話深深感染，且他眼中的柯麟就是這麼做的。這位性格豪爽的經濟界強者，從此在精神上產生了新的追求，不僅從1945年起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副主席，並從1950年起直至逝世連任10屆董事會主席，後擔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何賢成為鏡湖醫院歷史上貢獻最大的實業家，而且幾十年兢兢業業，樂此不疲，為澳門人民、為祖國的統一事業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
  195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第5版刊登了澳門首位全國政協委員何賢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我過去對共產黨的認識，並不是從書本上得來，而是得力於一位黨員同志的感召。從1941年起，我在澳門一所慈善性質的鏡湖醫院和這位黨員同志共同從事義務工作。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裏，我親眼看見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為人民服務，不為名，更不為利，長時期地全心全意為澳門同胞服務，我深深受到他那種忘我精神的感動，認識到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堅守
  21年的杏林隱秘，柯麟成就了傳奇。這傳奇的造就，看上去一帆風順，事實當然遠非如此。傳奇之所以是傳奇，一定有著不同尋常的人格支撐。
  柯麟的杏林隱秘有過轉彎，有過掉頭，他堅定地循著光的指引，從來不曾遲疑。叛徒白鑫被紅隊擊斃後，組織安排他離開上海前往東北。他生長於廣東，對東北人生地不熟，操著一口廣東腔極易暴露，但他毫不遲疑聽從組織安排。劉少奇看出柯麟在東北開展工作面臨諸多困難，建議組織安排他前往南方做秘密工作。重返上海不久，新婚燕爾的他攜妻子轉戰廈門，立足僅4個月，廈門的福建省委機關被敵人監視，省委書記羅明決定讓他們前往香港工作，柯麟夫婦立即動身來到香港。
  潘漢年到香港領導柯麟期間，黨內曾有同志建議柯麟前往蘇區工作。潘漢年對柯麟說：「蘇區缺少醫生是事實，但你已經在香港站住腳，不能輕易離開，這裏的工作很重要。」柯麟服從潘漢年的安排，繼續留在香港工作。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潘漢年安排柯麟隨葉挺遷居澳門，已經在香港站穩腳跟的柯麟即於中秋節當天舉家遷居澳門。
  西安事變後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他熱情邀請柯麟隨同前往，主持新四軍醫務工作。柯麟也躍躍欲試，但潘漢年考慮澳門工作需要，決定讓柯麟留下不走，柯麟無條件服從。新中國成立後，組織上需要他離開戰鬥了十幾年的澳門，離開一手打造的鏡湖醫院，前往中山醫學院任職，他一如既往地服從。
  他完成任務不打折扣。在港澳特殊的社會環境裏長期工作，既要完成向抗日根據地派遣醫護人員、掩護愛國進步人士、搶運「兩航」物資等顯而易見的「紅色」任務，又絲毫不能暴露自己的「紅色」身份；既有做人的工作這樣第二戰線的任務，更有開闢秘密交通線、護送人員物資等驚心動魄的前沿戰鬥。既有秘密工作，還有醫務工作、群眾工作、社團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他的何賢、馬萬祺這些黨外人士都曾屢遭暗害，柯麟本人的處境可想而知。然而，他不考慮個人安危，不講困難，不叫苦，每次都是義無反顧地竭盡全力。正如他逝世後，新華社發表通電說：「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
  他自律自廉不摻水分。一個人孤身長期生活在港澳這樣的花花世界，只與組織單線聯繫，身邊沒有上級和同志的監督，卻能幾十年如一日地不褪色，不變質，不放縱，不懈怠。從廈門來到香港之初，柯麟無法與廣東省委接上組織關係，只能借來1000多港幣開辦了「南華藥房」。由於港英當局不允許非香港醫學院畢業的西醫在當地行醫，柯麟只能掛出「中醫師柯麟」的招牌，他的生意因此受到很大影響，收入僅夠糊口。
  遷居澳門後，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鏡湖醫院免費服務，只在午餐時回自己診所接診，所收費用很低，遇到窮苦病人則分文不取，只能「靠在診所裏每天十個、八個病人交來的醫療費，作為維持家庭生活的主要開支」。接受鏡湖慈善會董事會聘任他為院長時，他拒不接受每月薪金，說院長可以當，但薪金不可以收。因為鏡湖醫院是慈善性質，他只盡義務，不領報酬，這樣心安理得。
  出任院長以後，他常常顧不上自己的診所，因而個人收入銳減，生活窘困，妻子常常抱怨，柯麟只是一笑置之。他絕不往家裏拿醫院裏的一針一線。有一次，他無意中發現家裏晾的小孩尿布上印有「鏡湖醫院」字樣，便大發脾氣斥責家人。經家人解釋，才知道是小兒子在醫院出生後抱回家時，家人將包在孩子身上的尿布一起抱了回來，柯麟立即要求送回醫院才甘休。正如新華社通電所說，柯麟一生艱苦樸素，嚴以律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日復一日地無條件服從，日復一日地出色完成任務，日復一日地自律自廉，靠的是一顆絕對忠誠的心。
  1991年9月23日，柯麟在北京逝世。新華社通電評價：「凡是熟悉他的人，對他的高風亮節，無不欽佩。」
  8年後的1999年12月20日零時，鮮豔奪目的五星紅旗在澳門文化中心迎風招展。這情景，不禁令人想起1949年10月10日、11月20日，在鏡湖醫院、在平安戲院，柯麟與馬萬祺、何賢帶領澳門各界群眾，高高升起的那面五星紅旗。
  （秦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