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葡文媒體報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之前的最後一任亦即第一百二十七任澳門總督韋奇立少將，於昨日里斯本時間黎明時分逝世，終年八十五歲。報導指，韋奇立於數月前曾摔倒住院，直至昨日黎明時分在阿爾加維的一間醫院逝世。葡國總統德索薩發表聲明指，「對最後一任澳門總督、前陸軍參謀長韋奇立將軍的去世表達最深切的哀悼」。韋奇立去世後，仍在生的前澳督只剩下第一百二十二任總督李安道。
  韋奇立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生於葡國亞嘉維省拉高亞市。韋奇立在軍事學院畢業後，於一九五六年入陸軍學校進修。此外，韋奇立曾分別攻讀土木工程、高級參謀、高級司令、國務課程及其它短期實習課程。韋奇立曾於一九七三年來澳門任獨立地區陸軍司令部參謀長，翌年出任澳門政府工務暨交通政務司。後來返葡參加「四二五革命」並曾先後擔任多項要職。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被提升為少將。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接任澳門第一百二十七任澳門總督，亦是澳門最後一任總督。
  韋奇立是在澳門已經進入過渡期，中方正在進行起草《澳門基本法》的背景下擔任澳門「末代總督」的。在他擔任澳督的八年多時間裡，對澳門的主要貢獻包括三個方面：其一、與中國密切合作，為此而曾經九度訪華，完成「三化」工作，以確保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其二、重新啟動澳門歷史建築群申報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準備工作。第三、在任內完成幾項大型建設，包括澳門國際機場、南灣湖和蓮花大橋等，促進了澳門的經濟自治。
  韋奇立最為人稱道的是，拒絕了也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引誘，沒有加入彭定康意圖發起的「反華大合唱」，因而澳門過渡期的後半段，就沒有發生類似香港那樣的「政改風波」，澳門的過渡期能夠按照原定規劃順利進展，而不用像香港那樣需要成立香港特區籌委會的「預備工作委員會」。
  實際上，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不到一個月，遭到北京強烈批評之際，他曾到澳門訪問並與澳督韋奇立會談，彭定康在行前發出「雙方將會就各自對中國的政策問題交換意見」的氣球。在會談過程中，彭定康大力向韋奇立「推銷」自己的那一套，並意圖遊說韋奇立支持他的立場，以「壯大」其「聲勢」。
  但是，韋奇立卻以不介入的態度，只聽不說的手法，對應彭定康的遊說。在會談後與記者會面時，韋奇立更主動地向記者表白自己心跡。他說，港澳兩地在過渡期中所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但香港有很多事務與澳門有關，因此，要解決兩地在過渡期所出現的各種不同問題，基本上仍須按照英中、葡中《聯合聲明》爲依據，使港澳兩地可以平穩過渡，共同發展和進步。雖在某些時候，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但各方均應作出努力。葡國曾與中國簽署《聯合聲明》，澳門出現的問題應透過葡中之間在外交上進行解決，而香港的事務亦應在英中外交層面上進行解決。
  韋奇立的這番話，使彭定康十分不自在。因爲這不但有拒絕彭定康挑唆拉攏的宣示，而且還有勸說彭定康與中方透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及遵守英中《聯合聲明》之意。這番話亦被北京歸納爲三句話：澳門的情况與香港不同，澳門政府將遵守《中葡聯合聲明》，及澳門如有問題出現將透過外交協商解決。北京對此給予肯定和贊許，中國許多期刊在介紹到澳門的政情時，都引用了這三句話。
  但韋奇立出於其固有的葡方政治利益的思維定勢，也出現過一些與中方「不合拍」的情況。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在送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澳門新華社副社長宗光耀（回歸後續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曾受委託向澳葡政府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交換意見。前澳督韋奇立對這件事很重視，在他的會客廳親自與宗光耀交談。聽完宗光耀介紹基本法草案後，韋奇立在表達贊同《澳門基本法》的框架，及敬佩起草委員們的吃苦耐勞和認真負責的精神的同時，提出了兩個不同意見，其一是《澳門基本法》的序言寫得不好，其中說葡萄牙佔領了澳門，「佔領」兩個字，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了今天中葡兩國的友好關係。其二是沒有寫上「不設死刑」。對此，宗光耀對此作出了嚴肅而又有說服力的回應。
  但顯然，葡方對此解釋是並不滿意的。因此，以作出每年建造一座「中葡友誼紀念物」的決定，進行「反制」。當然，也是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炮轟阿馬留銅像事件」的「反應」。就此，在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的前夕——一九九三年二月，動工興建第一座「中葡友誼建築物」——「融和門」。葡方不但是在「硬件」上，以「中葡友誼建築物」來對抗中方，而且還以「軟件」來「擺中方一道」。那就是精心策劃在「融和門」揭幕禮上演一場鬧劇，由一群演員演出一場實景歌舞劇，以描述葡國的商船來到澳門靠岸，運來白銀、葡國瓷器等商品；中國明朝官員則前往迎接，華人市民則載歌載舞地歡迎，並以絲綢、茶葉等商品與之進行貿易，一片歌舞昇平。並大搞「突然襲擊」，讓出席該典禮的中方各機構最高官員為其「背書」。翌日，《市民日報》社長龔文先生在其《文戈專欄》發炮，謂澳葡政府以一齣歌舞劇來掩飾及美化葡國侵佔中國領土的罪行，篡改歷史。而在場的中方駐澳各機構最高官員，竟無一人發覺上當受騙。
  其實，據一位中方人員事後私下對筆者表示，當時中方在場人員就已感到「不是味兒」，但遺憾當時礙於剛訪問中國並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盛情接待的葡國總統蘇亞雷斯在場，而沒有即時退場抗議。正因為如此，後來的九件「中葡友誼建築物」落成時，中方人員全部拒絕出席揭幕儀式。
  韋奇立在臨「落旗」離開澳門時，還做了兩件「不光彩」的事情：一是將懸掛於「澳督府」內的四十一幅歷任澳督的油畫肖像偷運回葡國，並製作贗品留在澳門矇騙中國，此舉嚴重抵觸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簽署的在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前，葡國只能運走屬於葡方的文件檔案的協議，就連多位前任澳督包括高斯達、李安道及文禮治，均認為這行為是不對的，高斯達更明白指出，這批油畫是屬於澳門的。
  其二是韋奇立授意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撥出五千萬元予在里斯本成立的佐治歐華利基金，當時並無即時公佈，這筆款項在澳門回歸前成功調撥，成為了韋奇立的私人財產。澳門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將事件交由獨立委員會調查作出報告，報告指該次撥款是非法的。
  自此兩個事件曝光後，韋奇立「晚節不保」，他亦因此而被葡國政府和總統冷落。另外，韋奇立在其任內拒絕設立財政儲備，導致其任內最後階段經濟不景、治安惡化，燒車案、鎗擊案接連發生，也被公認為是他任內的重大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