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昨日在北京會見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一行。柯嵐向夏寶龍主任匯報了社文範疇深入學習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習主席賦予澳門的使命任務，秉持行政長官「奮發同行、持正革新」的施政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認真部署下一階段的施政方針和主要工作的情況。而在京期間，柯嵐一行先後拜訪北京協和醫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文物局、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家體育總局等，就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的運營與發展、澳門與內地的醫療衛生合作、文化遺產保護、文化傳播與宣傳、全運會等議題，召開了工作會議，達成了許多共識。相關部委及機構領導均表示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習主席提出的「四個著力」殷切囑托，大力支持澳門各項事業穩步向前發展。
  筆者昨日曾分析，或許，在張永春、譚偉文之後，澳門特區政府餘下的所有主要官員，都將會率團赴京訪問。一方面是向夏寶龍主任匯報其工作計劃及設想，聆聽夏寶龍主任的誨導；另一方面是就自己掌管的行政事務範疇，拜訪中央相關部委，爭取支持及合作。更重要的是，新一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要逐一向兼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亦即代表中央的夏寶龍主任述職，並接受「補試」。儘管有幾位獲得留任或調任的主要官員，中央對其情況早已了然於胸，但相關的程序還需要「走一遍」，這也是凸顯中央對特區享有全面管治權的重要內容。
  果然，昨日就輪到了柯嵐司長向夏寶龍主任匯報深入學習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及聆聽夏寶龍主任的誨導。隨後的主要官員「進京趕考」，還將陸續有來。
  「進京趕考」一詞的當代新用，是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進京趕考去」。毛澤東「進京趕考」個形象化的比喻，包含了兩大考題：一是要經得起長期執政的考驗。共產黨能否在奪得天下後，不學李自成。二是接受人民的考驗。能否建立、建設一個新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作為革命領袖，毛澤東以非凡的洞察力和戰略遠見充分估計到，在這個重大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所面臨的挑戰是十分嚴峻的。所以他把進入北平城稱作「進京趕考」。「進京趕考」舊詞新用的這個典故，在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絕的回響。從此，「趕考」成為具有特殊意義和深遠歷史影響的話題。
  雖然時空背景完全不同，但今日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進京趕考」，仍然具有當年「進京趕考」的某些重要意義。比如，絕對不能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在澳門特區「一國兩制」事業獲得巨大的成功之際，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跳出「成功—驕傲—腐化—失敗」的歷史周期率。再如，必須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澳」的原則，提高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水平，並以「識變善變應變」的精神面對各種新的困難和挑戰。「趕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永遠在路上。
  筆者昨日分析認為，如果說，岑浩輝的參選新一任行政長官，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經過認真審慎的研究甄選，以及夏寶龍在視察澳門時對岑浩輝進行了「當面考察」，才做出決定的話，主要官員人選都是在岑浩輝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為行政長官後，進行比較挑選，並因是屬於「中管官員」，必須徵求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意見，而獲中央任命的。在此過程中，缺少了類似岑浩輝的「當面考察」的環節，因而必須進行「補考」。儘管有幾位獲得留任或調任的主要官員，中央對其情況早已了然於胸，但相關的程序還需要「走一遍」，這也是凸顯中央對特區享有全面管治權的重要內容。
  其實，柯嵐雖然是本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新人」，但在「進京趕考」的以往經驗中，卻是「老將」。實際上，前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每年赴京述職時，都是由時任特首辦主任的柯嵐陪同。在崔世安向習近平主席述職時，習近平主席坐在主持會議的位置，聆聽崔世安的述職，並就此述職作出加勉及指示。而坐在會議桌一側的，是國務院總理，及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及副組長，以凸顯中央領導。坐在會議桌另一側的，則是向中央述職的崔世安，及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還有澳門特區政府特首辦主任柯嵐。這是柯嵐「進京趕考」的「實習階段」，整整「實習」了十年。
  而今次柯嵐終於「轉正」了，自己也成為「進京趕考」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柯嵐與張永春、譚偉文等司長一道，在「進京趕考」前，都拜訪了各個傳統愛國社團。雖然主要是為了編制本行政範疇的施政方針而聽取意見和建議，但也是為了「進京趕考」而蒐集資料，並從中提煉觀點，作為「答卷」的重要內容之一。
  或許，在五位司長中，柯嵐與這些傳統愛國社團最有親切感。因為這些傳統愛國社團，都與「柯家」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其中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存在的社團，是由柯麟進行工作，將之從親國民黨「策反」為親共產黨。而那些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立的「紅底」社團，更是由柯正平策劃成立。在「飲水思源」的情感下，這些傳統愛國社團都把對柯麟、柯正平的感恩摯愛感情，投射到其孫輩柯嵐的身上，因而使其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更接「地氣」。在「進京趕考」得到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夏寶龍的諄諄誨導，就將更能「上掛下聯」，努力實踐「將維護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
  在岑浩輝獲中央政府任命為新一任行政長官後，考察甄選將要向中央政府提名的主要官員人選期間，曾經有人「放風」說，柯嵐將會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當時就有評論說，因為她擁有豐富的政府公職經驗，以及她具有金融經濟學歷。可能是在當前的國際「大變局」下，要將未受美國等「制裁」的澳門特區建設成為新的交易所有關。但最終發表的是，她出任社會文化司司長，可能是該範疇的工作，與她現任的市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有很大的「重疊」，屬於輕車熟路。
  其實，可能更是與柯嵐的「家族基因」有關。因為社會文化司主管業務範疇之一，是醫療衛生。而柯麟則是「紅色醫生」，與賀誠、黃克誠、姬鵬飛、傅連璋、錢信忠、白求恩、馬海德、柯棣華等人一道，被解放軍出版社收錄進《紅醫將領》一書中。在北伐戰爭中，柯麟在葉挺將軍的「鐵軍」中任軍醫；在接受中央指示「潛伏」澳門時，是澳門鏡湖醫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山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文革」重新擔任中山醫學院院長，後調任為國務院衛生部顧問。柯麟在中國的醫學教育戰線上，以豐富的治學經驗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從嚴治院，使中山醫學院獨​​秀南國，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因而被譽為中山醫學院的一代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