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單純從字面意思上而言，就是中國人流傳在民族血脈裏的情結。
  我們是炎黃子孫。炎帝又稱赤帝，是中國的太陽神。而黃帝的「黃」字，是太陽初出之色。「黃」與「皇」字常通假，甲骨文中的「皇」字，上面是光芒四射的太陽，下麵是一個王字。
  炎黃二帝的傳說，表明中華民族在最初就有著強烈的「紅色崇拜」。而大眾日常生活中對紅色的喜愛，則可以從過年的習俗中看得非常清楚。紅春聯、紅爆竹、紅燈籠……滿眼的紅色，象徵吉祥、平安與喜慶。
  當然，紅色還代表革命。馬克思早年在被問及「最喜愛的顏色」時，明確回答為「紅色」。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其標誌的顏色是紅色。《國際歌》中唱道：「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從1921年上海望志路樹德裏燃起的星火開始，紅色逐漸成為遍佈中華大地的主色調。為國家民族獨立自強，為世界大同人類解放，這樣的理想和信念，何其浪漫。浪漫的信仰，自然要有浪漫的載體來記錄和抒發。文學、音樂、影視、美術……在紅色文藝中，紅色浪漫延綿百年，感人至深，韻味悠長。
  烽火中的紅色戰歌
  中國的紅色火種誕生於國家民族處在內憂外患之時，許多時候，「紅色」是被力量數倍於它的「白色恐怖」包圍著。毫無疑問，當時創作紅色文藝作品，本來就是用生命熱血參與革命鬥爭。
  1934年冬，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在華北大地上肆意橫行，上海一間簡陋的旅館裏，中共黨員、劇作家田漢不滿當時流行的歌曲大多是一些靡靡之音，找到好友、同是共產黨員的作曲家聶耳商量：應該創作一首能鼓舞民眾士氣的歌曲，激勵大家救亡圖存。
  兩人找來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反復吟唱，從中尋求創作的靈感。詞曲寫了很多遍，但他們總是不滿意。
  正當兩人苦惱時，剛成立不久的上海電通公司經理找到了田漢，要他創作一部電影本子，題材不限。田漢正在構思一部關於抗日題材的劇本，這個邀請適得其時。之後，田漢創作完成了《鳳凰的再生》，後來該故事被夏衍改編成劇本拍成電影，並改名為《風雲兒女》。故事描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
  在創作中，田漢為劇中的主人公寫下一段之後聞名世界的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當時，田漢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追捕。他完成作詞後，將歌詞匆匆寫在隨身帶著的一個煙盒的錫箔襯紙上，夾進了電影故事本子中，迅速離開了旅館。他前腳剛走，追捕的特務就到了。
  後來田漢還是被捕入獄，好在電影本子和歌詞經過中共秘密組織之手轉到了夏衍手裏。不久聶耳也成為國民黨特務追捕的目標，黨組織考慮到他的安全，決定讓他先去日本，然後轉道去蘇聯和歐洲學習考察。動身之前，他得知田漢創作了抗日電影故事和歌詞，馬上想起他和田漢的約定，便找到夏衍主動要求作曲。
  聶耳用兩夜時間譜完了樂譜的初稿，並將這首歌改名為《進行曲》，後又改名《義勇軍進行曲》。隨後，他與《風雲兒女》的主創人員一起對歌詞做了部分修改。抵達日本後，親耳聽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叫囂，想到正飽受日本侵略者蹂躪的祖國和同胞，聶耳義憤填膺，將悲憤之情融入作曲之中，完成了定稿。
  1935年7月，《風雲兒女》在上海首映。當影片在開始和結束兩次響起《義勇軍進行曲》時，全場爆發出了陣陣抗日怒吼。《義勇軍進行曲》從上海開始唱響，進而響徹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最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一直激勵著中華兒女的前進。
  紅色浪漫的力量，超越民族和國界。《義勇軍進行曲》隨著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傳遍了全世界。二戰期間，美國、英國、法國、印度及東南亞各國的廣播電臺也經常播放這首歌。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聽了這首歌後大為感動，在紐約的一次演唱會上演唱，還特地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請宋慶齡撰寫序言。二戰結束之際，《義勇軍進行曲》名列盟軍凱旋的曲目中，美國將它與《美麗的美利堅》《馬賽曲》等一同定為同盟國勝利之日預定的音樂廣播歌曲。
  1936年，中央紅軍抵達延安。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如丁玲、艾青、冼星海等，衝破重重阻攔，從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在戰火中踐行紅色文藝創作。
  公木（張松如）是我國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1910年出生，1930年1月在北京參加革命。1939年7月中旬，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政治部宣傳科的公木和鄭律成兩人，奉命留在延安，到籌辦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
  當時，鄭律成經常催促公木，讓公木作詞供他寫曲。他說：「你是從前方來的，有生活基礎，我倆攜手合作為八路軍歌唱吧！」他建議創作一部《八路軍大合唱》，有軍歌、進行曲、騎兵歌、炮兵歌、衝鋒歌等。兩人決定大合唱要由八支歌組成。親身經歷的戰火紛飛的疆場、荷槍實彈奔赴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戰士的雄姿身影，縈繞在二人心頭。對國家的熱愛，對人民的責任，對八路軍的一往情深，流淌進了歌詞和旋律中。
  「鐵流兩萬五千裏，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炮火震天響，戰火漫天燒，看我健兒抖擻精神個個逞英豪。」「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1939年秋冬，鏗鏘嘹亮的歌聲在延安的山嶺回蕩，唱遍延安、唱遍陝甘寧邊區、唱遍各革命根據地。
  大合唱中的《八路軍進行曲》，於1941年8月獲延安「五四青年節」獎金委員會音樂類甲等獎。解放戰爭時期，該歌曲更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歌詞略有改動；1951年2月1日，更名為《人民解放軍軍歌》。1988年7月25日，它被中央軍委正式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持續給予人民子弟兵保家衛國的堅強力量。
  紅色經典永流傳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開始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建設而奮鬥。此時的文藝工作者，有的曾親歷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鬥，心中的紅色信仰依舊堅定；有的懷著誠摯的創作熱情去接近原型，與紅色理想產生共振共鳴。因此，一大批優秀的紅色文藝作品先後湧現出來，流傳至今，成為不可磨滅的經典。
  這一階段的紅色文藝，正如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明的：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
  1958年，演員田華接到了電影《黨的女兒》的邀約，被導演選定出演其中的共產黨員李玉梅。之前，她因為主演電影《白毛女》而全國聞名，成了「喜兒」的代名詞。
  《黨的女兒》根據作家王願堅的小說《黨費》改編，講述的故事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後，李玉梅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絡的情況下，始終忠於黨的事業，不顧自身安危與敵人鬥爭。
  田華本人有著與李玉梅這個角色相似的革命鬥爭經歷。她生長在河北一個落後的小山村，兒時記憶大都是親人被日本侵略者殘害的場景。12歲，她報名參加抗敵劇社，成為兒童舞蹈隊的一員。
  她還記得參軍後學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國共產黨，我們的姆媽！你在鬥爭中成長，你在鬥爭中壯大……」她參加慰問「百團大戰」指戰員凱旋，爬上梯子向勝利的官兵敬禮，直到最後一個士兵通過，胳膊都舉酸了，但心裏特別高興，特別驕傲。
  經歷炮火中演出的錘煉，16歲那年，她入了黨。宣誓時，她下決心對黨忠誠，一生為人民服務。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部隊打到哪里，她就跟隨抗敵劇社演到哪里，為部隊官兵和駐地群眾演出。
  儘管如此，田華當時不了解南方人民的生活習俗，開始創作時還是感到吃力和忐忑，「畢竟生活是創作的源泉」。
  所幸，她隨後遇到了兩名來自江西興國的婦女代表。她們參加過蘇區對敵鬥爭，詳細敘述了紅軍長征前後蘇區的鬥爭形勢。交談中，她們還情不自禁地唱起興國山歌：「哥哥出門當紅軍，斗笠背在背中心。祝福哥哥打勝仗，消滅敵人不留情。」
  這讓她真實感受到當年的鬥爭情景。聽完講述後，她只要一合上眼，腦海裏就是這兩位代表和李玉梅的形象，同時想起自身參加革命的經歷，一下子抓住了李玉梅這個人物的精髓。她產生非常強烈的創作衝動，很快投入緊張的拍攝中。
  影片公映後引起轟動，成為紅色經典的代表作品。很少寫影評的茅盾破例發表了《關於〈黨的女兒〉》，評價「田華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沒有她的表演，這部電影就不能給人以那樣深刻而強烈的感染」。有人說，這是黨的女兒演《黨的女兒》，田華認為這是最貼切的描述，「我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種真情流露」。
  60多年後的當下，已經90餘歲高齡的田華再看這部電影，依然感動流淚。
  同樣是為描寫上世紀30年代江西革命根據地的電影創作，1973年春天，傅庚辰開始為《閃閃的紅星》作曲。他認為：一首好歌要融合文學性與音樂性，更是革命的激情與抒情的統一；作曲的構思，要抓住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
  在他看來，全片中的這個典型形象就是潘冬子經常捧出的紅星，於是決定把主題曲取名《紅星歌》。拿到歌詞的當晚，傅庚辰啟程去攝製組的駐地。在40多公里的顛簸中，他腦海中盤旋著一段旋律，「紅星閃閃放光彩，紅星燦燦暖胸懷」。到了駐地，主題曲也構思完成了。
  最初，電影並沒有《紅星照我去戰鬥》這首歌，而是創作了一首名為《高山竹子青又青》的兒歌，原定在潘冬子準備將地主惡霸胡漢三引進遊擊隊包圍圈的場景中唱。但傅庚辰認為不合適。
  他認真地讀了幾遍劇本，看到「竹排流水」這個場景：宋大爹劃著小竹排，送潘冬子去姚灣鎮做我黨的地下工作。劇本中寫道：「兩岸青山，夾著一灣綠水，一葉竹排，順流而下。」詩情畫意與主人公搏擊風雨的鬥爭精神和革命理想交融，美妙至極，浪漫至極。他當即提出在這一段加男聲獨唱的建議，得到主創人員同意。於是，有了「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的經典旋律。
  在劇組駐地通宵達旦地工作，寫出了《紅星歌》等7段歌曲的全部樂隊總譜後，當年11月，他帶著總譜，回北京準備錄歌。
  當時傅庚辰無意中發現了《閃閃的紅星》電影劇本第三稿。看到《映山紅》的歌詞，他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臘月盼春風，若要盼得親人回，嶺上開遍映山紅。」他邊看邊念出了聲，感歎：這歌詞真好！那一刻，藝術家與藝術角色達成了穿越時空的共振：對革命勝利的信心，對夢想成真的喜悅，如山花般美麗。
  但原劇本中並沒有這首歌，再寫《映山紅》，便要放棄前面已創作的3首。怎麼辦？糾結了兩天，他終下決心：重來！把之前創作的3首歌否了，把寫的總譜也否了。想通了之後，靈感和激情噴湧而出，僅用兩個小時，他把女聲獨唱《映山紅》的旋律寫了出來。
  傅庚辰創作的《紅星歌》《紅星照我去戰鬥》《映山紅》這三首歌曲，成為傳唱至今的紅色經典。用美的文藝作品，營造美的意境，傳遞信仰、信念和信心，這是那個時代的創作者們的「成功密碼」。
  新時代演繹新「紅色」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以來，革命戰爭的年代離人們漸漸遠去，物質生活水準逐年提高，人們對文藝作品的審美標準、興趣方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紅色文藝是否還能打動大眾，給他們信念的力量，讓紅色的力量曆久彌堅？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用實際行動和作品給出這樣肯定的回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擺在眼前：該怎麼做？以上海出品的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為代表的紅色文藝作品，用最好的方式做瞭解答。
  1948年12月30日淩晨2時，中共黨員、上海地下黨聯絡員李白於今天虹口區黃渡路107弄的寓所被捕。被捕前，他發出了最後一份重要電報，為革命的勝利奠定重要基礎。
  李白犧牲的當天上午，妻子裘慧英帶著孩子去探望。在蓬萊路監獄，她同丈夫做了最後一次談話。「今後不要再來看我。」「為什麼，是要判決了嗎？」「沒有，因為天快亮了，我想看到的就要看到了。萬一我回不來，你和孩子們就同全國人民一樣，過著自由幸福的生活。」這是2021年3月，李白之孫李立立在對祖父事蹟的講述中，感到最為動容的片段。
  這樣的感動一直在延續和傳播。1958年，以李白烈士事蹟為原型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創造了經典；60年後的2018年，上海歌舞團推出同名舞劇，成為萬千觀眾認可的「現象級爆款」，再續紅色經典魅力，有的觀眾追了30場還意猶未盡。
  事實雄辯地證明：當下的年輕人依然能理解和傳播紅色文化。這部舞劇從編導、主演到音樂設計、服裝、舞美，所有主創都是「80後」「90後」。
  王佳俊在舞劇中扮演了以李白烈士為原型的「李俠」。他說：舞劇籌備階段，當他們這群年輕人第一次走進李白烈士故居，看到的是簡單樸素的傢俱、嘎吱作響的樓梯，還有兩個人走進就難以轉身的狹小閣樓秘密發報間，他們的靈魂感受到從未有過的震撼。
  他們也有自己的思索。「我們想像，李白烈士每天在外偽裝身份，回到家中，是否會有稍稍安心的一刻，與妻子分享當天的見聞，評價晚飯的紅燒魚特別美味……這裏應該是烈士生前的回憶中，最美好的地方。」
  這些共鳴與感知，最終在舞臺上得到展現。主創們決定用最樸素的方式，表現最真實的英雄人物。排練時，導演哭了，演員哭了，大家被革命者的精神感染，哭成了一片。主創者與原型共鳴，進而與觀眾共鳴，造就了強大吸引力。
  如《永不消逝的電波》一樣，近年來，《建國大業》《建黨偉業》《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家鄉》《跨過鴨綠江》等多部紅色文藝作品，都通過誠懇創作，直擊民眾內心，既叫好又叫座，讓無數人領略了紅色浪漫的壯美，為之真心點贊。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併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文藝發展指明前進方向。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要創作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文藝創作與生命體驗相關，更與理想信念相連。紅色，作為一種信仰的力量，應該始終是為人民創作的底色，也是優秀之源。牢記這一點不動搖，未來，紅色浪漫曆久彌堅，依然可期。
  （王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