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由澳門中華總商會主辦的年度澳門工商業座談會上,出席座談會的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戴建業在致辭時表示,今年(二零二五年)一至三月,澳門幸運博彩毛收入為五百七十六點六億元,按年基本持平,但仍未達到每月平均二百億元的預算水平,本年度財政收入或未如預期樂觀,必須認真研判未來經濟形勢,堅持《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審慎理財。戴建業又指出,今年以來,受惠於中央的惠澳政策,澳門入境旅客數量持續增長。但全球經濟發展面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澳門作為高度開放的外向型微型經濟體,難以獨善其身。雖然去年全年旅客總消費達到七百五十三點六億元,按年增長百分之五點八,但旅客人均消費卻按年減少百分之十四點六,降至二千一百五十七元,而且全球經濟復甦出現了不平衡的現象,為本地企業帶來新的挑戰。
在這番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特區政府仍然把財政收入的主體希望,寄託在賭稅收入方面。其實,在澳門本身經濟結構特殊,及特區政府推動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尤其是「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雖然已經初步見效但尚未能發揮重大以至最大效益,而且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在澳門特區高度參與「共商共建共管」並投入巨大資金的同時,卻未能共享其「GDP」和稅收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把公共財政收入仍然寄託在賭稅收入之上,這是可以理解及諒解,不能苛求厚責。
其實,即使是戴建業司長提到的今年一季度澳門幸運博彩毛收入雖然按年基本持平,仍未達到每月平均二百億元的預算水平,本年度財政收入或未如預期樂觀的情況,也應實事求是地看待。實際上,當時擬定這個預算指標,一方面是基於澳門特區公共財政收支平衡所需的考慮,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對於疫情後經濟「報復反彈式復甦」的估計較為樂觀。尤其是後一點,未能充分估量到三年疫情對整體經濟的損耗,及中美貿易戰對經濟的影響,甚至還帶有恢復到疫情前「旺景」的冀望。
應當說,在疫情後包括內地在內的全球經濟復甦情況都還仍然不太理想,而且澳門博彩業在撥亂反正,遏止野蠻生長、無序擴張,及開展打擊跨境賭博活動鬥爭,以及不少「貴賓廳」結業,而且澳門博彩業也遭到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澳門博彩業的收益情況已經是「飲得杯落」的了。
而且往前看,還要做好「未能盡如人意」的心理準備。一方面,特朗普發動的「加稅戰」,可能會導致全球的經濟發展受挫,包括作為內地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貿易在內。另一方面,在澳門本身,在「衛星賭場」的過渡期結束時,如果未能妥切解套,可能會對博彩業的整體收益產生某種負面影響。
實際上,由於全球經濟發展仍充滿不確定性,地緣政治環境複雜多變,各國之間博弈日益加劇,貿易保護主義再抬頭,影響全球供應鏈穩定性,這本來就已經對世界經貿合作造成負面影響。而內地經濟發展受以上外圍因素影響,導致投資和消費市場下行。這也正是戴建業司長提到的旅客人均消費按年減少百分之十四點六的主要原因。現在,不但是在賭場裡不再見此前那種「大豪客」,而且豪華酒店內的奢侈品商店,營業額也不如過去。如果再加上特朗普「神經式加稅」的衝擊,澳門要保持每月幸運博彩毛收入二百億元,將會有較大的難度。
澳門作為我國唯一的一個允許開賭的地方,但較為特殊的問題就是內地是禁止賭博的,而澳門是合法性的,兩者在法律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來澳觀光娛樂消費的主要客源還是內地的同胞,內地的經濟好與壞亦會對本澳的經濟收益會有直接的影響,特別是博彩業的經濟收益。或許這也是國家政策一方面要照顧澳門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擔心會對內地金融外匯管理帶來負面影響的矛盾之處。
不過,整體而言,對澳門博彩業發展仍可保持審慎樂觀,主要基於多個原因:第一是全球博彩城市中,澳門博彩毛收入依然高位;第二是澳門經過長時間的博彩業營運經驗,培訓大量人才,具備單一博彩業營運的高度競爭力;第三是現在已建成的綜合項目具有世界水準,足以與外地競爭,且澳門長期以來作為世界旅遊目的地,具備條件競爭。尤其是祖國是澳門發展的堅強後盾,在國家多項優惠政策支持下,澳門仍有進步空間,在自身基礎上加大力度發展,提升競爭力。
現在回頭看,在制訂《新博彩法》時,雖然沒有將「衛星賭場」當作是如同「貴賓廳」那樣野蠻生長、無序擴張的經營模式,因而給了三年的過渡期;但畢竟仍然是以負面眼光看待「衛星賭場」,因而在其第五條「幸運博彩的經營地方」第二款規定「娛樂場必須位於承批公司擁有所有權的不動產內」,過渡期滿後衛星場只能收取管理費,不得收取佣金或從「殺數」分成。這可能會導致部分「衛星賭場」難以維持下去,只有「收攤」一途。而從已經「收攤」的幾家「衛星賭場」的預後情況看,不但是其經營者的利益未能得到保護,而且連「衛星賭場」內的食肆及周邊的零售店舖等行業,都也隨之「收檔」的情況看,受影響的就業人員管理會超過萬人,連同其家庭將會達到兩三萬人。而且,也將會把北區和民生區的「關鋪潮」引流到商業區。
當時將「衛星賭場」當作負面因素,可能是受到「貴賓廳」的拖累。其實,這兩者的性質與經營形態並不相同。「貴賓廳」確實是屬於「野蠻生長、無序擴張」的經營模式,而且因為是主動組織中介內地的「豪客」到澳門參賭,嚴重抵觸內地的相關法律,及干擾內地的反貪鬥爭。而「衛星賭場」則是以中場為主,而且其注碼還低於酒店娛樂場的中場,因而是屬於「小注可怡情」的健康有序合法參賭,並不是主動組織內地的群眾來澳參賭,沒有抵觸內地的法律,反而是契合特區政府一直強調要拓展「中場」的博彩政策。
因此,為了迎戰未來可能會「未能盡如人意」經濟大環境,未能設法達到及保住幸運博彩毛收入每月平均二百億元的預算水平,有必要對《新博彩法》將「衛星賭場」視為如同「貴賓廳」的負面因素而「矯枉過正」的規定,進行「較正回歸」。爭取在年底「過渡期」結束之前,對《新博彩法》進行小修,在加強對「衛星賭場」的管理監督的前提下,允許其繼續以現行的「分成」方式經營。雖然「衛星賭場」每月的毛收入只有十幾億元,向政府上繳稅費也只有幾億元,但「山大斬埋有柴」,對於爭取達到每月二百億元博彩毛收入的目標,還是有所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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