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君
  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同時也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岀的包容性」。這一論斷不僅是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與深厚底蘊的精准概括,也為在新時代背景下探索文化發展的新路徑提供了思想指引。自上世紀90年代香港、澳門回歸後，香港和澳門同處粵語文化圈，同在踐行「一國兩制」方針，都在發揮各自所長與國家共繁榮，而澳門也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取得了不少成就。這些令人矚目的澳門成就，其深層次原因來源於澳門對中華文化具有深厚的認同。澳門的歷史軌跡清晰地映射了中華文明在面對外來文化衝擊時所具有的包容性。澳門的歷史不僅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更是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特性的具體實踐。在這一過程中，澳門不僅實現了東西方在文化層面的深度交流與互鑒，更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等多個維度上，展現了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開放性與多元性的獨特優勢。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澳門依託「一國兩制」的治理實踐，充分發揮了自身治理模式的優勢作用，體現了中華文明包容性在當代社會的治理智慧。因此，深入探討澳門作為中華文明包容性創新實踐的案例，不僅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理解，更能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有益借鑒。
  縱觀學術界對澳門的相關研究，自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澳門在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民生等領域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學者對此方面的研究較為豐富。舉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
  一是從制度層面對澳門現行的「一國兩制」社會管理模式，展開性質、結構、內容及表現形式層面的分析，對「一國兩制」實施的制度供給、經濟保障和動力，積累的成功經驗進行總結,並就其間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給出相關建議。二是從經濟的角度對澳門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定位及未來使命擔當展開論述。其中，貝爾納，多探討了澳門文化多元主義與全球化的關係，並認為移民對澳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三是從法律層面對澳門「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闡釋。四是從地理層面探究跨境區域聯繫，利用 GDELT全球新聞事件資料庫，詳細梳理了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歷史淵源及當前狀況。五是從社會發展的視角深入剖析了粵港澳社會融合的各個要素，並詳細梳理了澳門同胞對國家建設的重大影響，同時也深入探討回歸前後粵港澳地方政府間關係存在的缺失，以及可能岀現的新機遇和未來的發展趨勢。六是在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影響下，有學者從教育層面論述了澳門通過對青年的教育為「人心回歸」作岀的努力，並提出「人心回歸」的培育路徑。
  相比之下，從「文化認同」視角來研究澳門為何能夠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研究則較少。雖然有部分學者從社會關係、文化藝術等層面闡述了澳門的「文化認同」問題，但深度較淺，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在西方文化價值觀不斷輸入的今天，澳門如何進一步理解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並長期擁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命題。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從歷史邏輯的角度來論述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內在原因，認為並非所謂「人口少、易管理、聽話」等簡單因素，而是在中華文明包容性之下人們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必然結果。不同於以往研究孤立地看到澳門的某一方面發展，本文以文化認同為牽引，探究文化認同如何形塑了「一國兩制」下的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澳門多元文化共存的人文經驗不僅是國家發展中不可多得的文化認同範例，更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具體體現，這將給學界在思考多民族、多文化融合過程中如何解決新矛盾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中華文明包容性是文化一元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結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彙聚成共同文化，化解衝突，凝聚共識」。如今，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澳門的發展日新月異，亮點頻現，這一切成就正是對中華文明包容性力量的生動詮釋。
  二、歷史文化視角下澳門的「傳統根脈」與「外來融合」
  自古以來，澳門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在20世紀70年代黑沙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確鑿的印證。在對黑沙遺址的考古期間，該地陸續出土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明清各代的夾砂陶釜罐、彩陶圈足盤、水晶環玦、石英材料及半成品，以及作坊遺址與玉器加工工具，充分展現了澳門悠久的中華文化根脈。16世紀中期，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和歐洲殖民擴張的浪潮，葡萄牙作為歐洲的海上強國，開始積極尋求向東方擴張的機會。明嘉靖32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晾曬水漬貨物為由，提出登陸澳門並得到了允許，自此開啟了葡萄牙人幾百年來在澳門居住的生活。葡萄牙人不僅帶來了他們的商品和貿易方式，還帶來了西方的文化、宗教、建築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元素。這時澳門逐漸演變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地，並不斷塑造著澳門特有的文化面貌。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博物館(The Lee Kong Chian Collection)收藏的一幅清代澳門山水長卷《百里江山圖》，該畫卷清晰呈現了澳門文化多元的畫面。同時，作為澳門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大三巴牌坊也是澳門文化多元共存的縮影。大三巴是始建於1562年的聖保祿大教堂的前壁遺址，其建築風格融合了巴洛克風格與中國傳統建築元素，是意大利設計師、日本技師與中國工匠跨國合作的優秀作品。該教堂在雕刻和裝飾上，充分運用百合、牡丹、菊花等代表不同國家的花卉圖案，以及聖母、魔鬼與中國石獅等形象。這些元素在同一座建築上的並置，不僅展示了澳門文化的多樣性，也彰顯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另外，在宗教方面，澳門不僅承載了以儒、釋、道教為基石的深厚本土信仰體系，也展現了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等外來宗教的蓬勃生命力。澳門社區的佈局，更是將這種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具象化，教堂與廟宇錯落有致，既相鄰共生又各自獨立，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文化地標，彰顯岀澳門在全球化浪潮中促進文化多元性與和諧發展的卓越典範。
  可見，從歷史文化發展來看，澳門相對完整地保留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基因，使得儒家的仁義禮智信、道家的自然無為、佛教的慈悲為懷等核心價值觀得以在澳門社會生根發芽，並融入澳門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與此同時，澳門又以其開放包容的姿態，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與思想，形成了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獨特文化生態。這種文化生態並非中華文化與世界多元文化的簡單疊加，而是深層次的交流與融合，它滲透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從建築風格到宗教信仰，從飲食習慣到日常習俗。因此，不同文明在澳門和平相處、求同存異、共同發展，不僅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博大包容，更向世界證明了不同文化體系之間完全可以實現共生、共存、共榮。
  三、政治視角下澳門的「主權統一」和「權力多元」
  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便以租賃的形式在澳門定居，隨後的三百多年裏更是形成了「一主一輔、一上一下」獨特的行政管治結構。具體來說，在明清時期，儘管居澳葡人成立了自治機構並享有一定自治管理權力，但明清政府依然牢固地擁有對澳門的主權並行使著全面管治權，甚至為了進一步強化對澳門事務的控制，實行了一系列加強措施。例如，明清政府設立關閘、派駐官員等，嚴格限制和管控葡萄牙人的生活物資及活動區域，這些舉措既有助於澳門地區的穩定與安全,也彰顯了中國政府對於捍衛國家主權利益和尊嚴的堅定決心。同時，在制度建設上，明清政府通過設立「澳門縣丞」和「澳門海防軍民同知」（簡稱「澳門同知」）等官職，專門負責處理與葡萄牙人相關的事務，這一安排不僅強化了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治力度，也為菊萄牙人在澳門進行有限度的自治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間與條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菊萄牙人在澳門的自治管理權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他們必須嚴格遵守中國政府的法律和規定，重大事務必須向廣東地方政府請示批准。這充分體現了澳門在明清時期表現出「主權統一」和「權力多元」的政治結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居澳葡人形成了一種「雙重效忠」的原則，即在名義上效忠於葡萄牙王國的同時，也在實際行動中尊重並服從明清政府的管治。這種經驗式的「雙重效忠」，不僅體現了居澳葡人在複雜政治環境中的生存智慧，也為澳門獨特管治結構的形成奠定了現實基礎。
  近代以來，澳葡政府為獲得更多「特許權」，由和平談判轉向採取更加強硬的手段。1846年，亞馬留就通過一系列強硬手段侵奪了澳門管治權，1887年《中菊和好通商條約》簽訂，葡萄牙攫取了對澳門的管治權。但處在「中華文明」與「華人社會」的環境下，澳門「選擇的第一效忠對象是近在咫尺的衣食父母——中國」，而並非完全聽從里斯本方面的指令。另外，《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並未改變澳門作為中國領土的基本屬性，中國政府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始終堅持對澳門的主權。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後，實行「一國兩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也就是說在保持國家主權統一的前提下，澳門能夠保留其特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巧妙融合了「主權統一」與「權力多元」的精髓,不僅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穩定，而且深化了對國家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正如吳志良曾寫道:回歸前，澳門治安不靖且聲名遠揚，許多澳門人在外地被問起身份時，不無尷尬，有時還不得不左右而言。澳門回歸取得的成就，大大增加了澳門人的信心和自豪感。居民對特區建設的積極參與，也大大加強了對澳門的文化認同和歸屬感。即使身在外地，被人問起的時候，非但不必再冒充其他地方的人，越來越多的澳門人還從「我從澳門來」改為「我是澳門人」來作自我介紹。」
  澳門的歷史演變充分展示了「主權統一」與「權利多元」的有效融合。這一歷史長卷，既是中葡兩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互動的縮影，也是「一國兩制」得以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歷史基礎，更是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在豐富中華文化內涵的同時，也向世界詮釋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和而不同的獨特魅力。
  四、經濟視角下澳門的「對外開放」和「對內協同」
  澳門自開埠以後，其經濟形態逐漸顯現出「對外開放」與「對內協同」的特徵，並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而不斷深化。這一進程不僅體現了澳門作為東西方貿易與文化交流橋樑的獨特氣質，也為其經濟形態的多元化與國際化奠定了堅實基礎，更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自明朝以來，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澳門逐漸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節點。澳門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歐洲、東南亞等地建立了緊密的貿易關係。據統計，在由廣州經澳門出口到世界各地的236種商品中，手工業品有127種，占一半以上，其中絲織業、瓷器業、冶鐵業、制糖業等產品在澳門出口中占主要地位。曾就有記載：廣州之「黠者」，「以香、糖、果箱、鐵器」等物，「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獲大贏利」。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出口貿易也成為了外國白銀流入中國的重要管道，顯著促進了中國內地商品經濟的繁榮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據記載，大海商鄭芝龍為了拓展海外貿易，不惜從廣州和澳門招募150位絲織工人，在他的家鄉安家落戶，從事生產。此外，澳門還成為東西方商品、技術乃至文化交流的集散地，推動了全球經濟的互動。同時，澳門也注重與內地的經濟協同與互補，作為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窗口，澳門不僅為內地提供了豐富的海外商品與資源，還促進了內地手工業的發展與轉型。在市場需求的驅動下，內地手工業生產逐漸面向國際市場，實現了從自給自足向商品化生產的轉變。同時，澳門還成為內地商業資本向海外拓展的重要平臺，推動了內地經濟的國際化進程。
  回歸以來，澳門在保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在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感召下，繼承和發揚「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多年來和內地經濟來往高度密切。2001年粵澳兩地就成立了「內地與澳門商貿聯委會」，後升格為「粵澳合作聯席會」。2004年內地與澳門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來，兩地經貿合作空間不斷拓展，從粵澳合作延伸至泛珠三角乃至內地多省、市、區，如設立蘇澳工業園、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武漢代表處等；合作內容也不斷深化，覆蓋經貿、旅遊、會展等，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格局。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更是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進一步推動琴澳合作。另外，澳門充分發揮中葡平臺橋樑作用，積極融入並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通過搭建多元化合作平臺，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互動和文化交流，實現了對外開放的新突破。這不僅提升了澳門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也為區域合作與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與機遇。
  澳門「對外開放」與「對內協同」的經濟形態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也為當下世界各國的交流和互鑒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結語：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文化認同啟示
  「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不僅是人類政治發展和國家治理模式的偉大創舉，更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在國際舞臺上的創新展現。這一制度的成功，根植於其社會形態的獨特性——主權統一與權力多元、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長期共存的和諧框架之中。在理論邏輯上，多元文化會在一定程度上對主權構成潛在挑戰，但澳門卻以實踐證明了中西方文化可以和諧共融。其背後的邏輯重點是文化的認同與歸屬。總的來說，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設計巧妙融合了主權統一與權力多元、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體現了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和而不同」的深邃智慧。澳門居民在長期的歷史積澱中，不僅選擇了符合自身實際的社會管理模式和文化價值取向，更在內心深處牢固樹立了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同。這種中國人靠自己的智慧走出的發展道路，有效避免人類因為「文化引發的軍事或種族衝突」，是人類發展史上的輝煌成就，為未來世界「多種族、多文化」的管理走出了先進的一步，作出很好的參考和實踐貢獻。
  「多元統一」的中華文明包容性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基礎，是和平解決人類衝突的有效手段，也是世界文化和文明發展的理論途徑。世界文化資源屬於世界各國各族人民，我們在共用中包容差異，在差異中尋求共識，有必要讓文化藝術「無疆界」的本質特徵得以展現岀來。同屬中華文化的華夏兒女，理應拋開「政治」「利益」「個人私欲」等雜質，重新檢視文化根源與領土完整這一重大歷史命題，樹立文化自信，破除文化上的「蒙昧主義」或「新蒙味主義」，堅信中華文化根源無法改變，堅信中華民族必將團結統一，走向偉大復興。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文化在傳播方式上的顯著差異，要求我們構建更有效的國際傳播體系。中國應致力於把中國故事講岀去，把中國聲音傳播出去，不能僅靠官方媒體宣傳文化認同，要發展民間外交大使、依託文化產業發展先行「走岀去」，依託產業和商品作為載體傳播文化及價值觀，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徑。另外，近代以來的世界文化模式幾乎是西方文化影響世界人民的經濟走向和行為走向，這是因為價值觀的宣傳主導權掌握在西方媒體手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發展影響日益深廣的情況下，新的文化秩序如何形成，傳統文化如何保留及發揚，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原載《港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