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聞傳播體制中，「內參」是獨特的資訊傳播現象，指一種具有參考性質的內部資訊傳播載體及其工作機制。決策者通過閱讀內參，瞭解民意和實際。因而，內參也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
  因為「內參」的讀者群主要是黨政軍領導層，傳播範圍小，能量卻很大。對普通民眾來說，內參無疑帶有濃厚的神秘感。
  哪些「內參」直達中南海
  黨的新聞機構在向公眾報導新聞事實的同時，很多都承擔著內參的寫作任務。實際上，不同級別、不同層次的新聞機構都可能設置自己的內參部門。有的國家機關也會專門組織人員編寫內參。當然，其中只有部分內參直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辦公桌。
  《鄧小平年譜》透露了小平同志常看哪些內參。一類是新聞單位常規性報送的內部刊物，如新華社每天出版的《國內動態清樣》、人民日報社的《群眾來信摘編》和《情況彙編》及《情況彙編特刊》、光明日報社的《情況反映》、中國青年報社的《青年來信摘編》、上海解放日報社的《情況簡報》等。
  1989年三四月間，長期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喬木赴美訪問，在題為《中國領導層怎樣決策》的演講中，透露了內參是領導及時瞭解資訊的最重要的來源之一。這個資訊來源是黨內法規明確規定的。按照2004年頒佈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新聞媒體被要求在公開報導之外，通過內部反映方式，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所謂的內部反映，即指內參。事實上，多年來，在高層肯定下，從中央到省級媒體，到中央和國家機關都創辦了內參。內參大都被定為國家秘密，有多種秘密等級，只供相應級別的官員閱讀，為他們的決策提供參考。有些內參是「絕密」的，連部委領導人都不容易看到；有些內參保密期為「半年」，只要「處級」就能看到。
  人民日報、新華社每天都要發若干條內參，《人民日報內參》和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附頁》專門提供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員參閱，一般反映極為重大和緊急的事態。其次是《國內動態清樣》和國際《參考清樣》，供省部級以上領導參閱，主要反映重要動態、敏感問題和重要建議。
  此外面向地市級和司局級的是《內部參考》，反映問題的敏感度要弱許多。而最低一級的是《內參選編》，主要從《內部參考》和中選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內容，每週一期，發至縣團級等基層幹部閱讀。
  領導人批閱「內參」
  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說：「現在的報紙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參考資料》《內部參考》每天必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披露，毛澤東看過的內參品種多達30多種，他批示過的內參至少200多件。
  根據《鄧小平年譜》，鄧小平是閱讀和批示內參數量最多的領導人之一，批示的內參數量達220件左右。鄧小平當年最習慣參閱四種內參：一是新聞單位常規性報送的內部刊物，二是中央和國家機關、軍隊機關創辦的內部刊物，三是鄧小平辦公室收到並呈送的各界人士來信，四是中央領導人之間的相互轉閱。
  除了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老一輩中央領導不僅閱讀「內參」，還通過批示「內參」來推動工作。領導人在看到內參後，會對一些問題作出批示，這些帶有領導人批示的影印件會通過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等機構，轉到相關省市或部委領導手中，逐步逐級傳達直到問題解決。
  2013年，習近平曾就新華社一篇內參作出批示，要求嚴格落實各項節約措施，堅決杜絕公款浪費現象，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之後習近平的這一批示下發到地方省份，不少省份都在召開的省「兩會」上學習傳達這一批示。
  因為許多內參反映的都是各地發生的具體問題，所以領導人通過對內參作批示的方式，對地方問題發表見解，實際上也是對地方處理問題的方式提出要求。
  從「內參」到「智庫」
  近年來，中國智庫在政府決策過程中逐漸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2013年4月，習近平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庫發展提高到了國家戰略高度，並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
  官方智庫多以報告和內參的方式建言獻策，其影響常體現在黨代會報告、中央全會相關會議、五年規劃和政府工作報告的形式中，而這些檔往往是某段時間的綱領性檔。由於體制內的生存模式和其角色的重要性，官方智庫較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更具神秘色彩。
  改革開放初期，舊有決策模式受到挑戰，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便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到中南海討論研究，後逐漸成立研究機構。那時，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體制改革研究所曾是官方智庫中的「絕代雙驕」。
  1982年至1986年，連續五年，中央每年都頒發關於農業問題的「一號檔」，其中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發揮了重大作用，是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的直接推動者。
  體制改革研究所是改革的「參謀機構」，負責設計改革總體方案、起草體制改革規劃，是1980年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庫」。央行行長周小川曾任體改所副所長，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也曾在體改所工作。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研究領域的專業分工也越來越精細。因此，中國科學院（如國情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如財貿經濟研究所、金融中心等）、各部委辦（如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各個國有商業銀行都設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各重點高校屬下的研究機構開始越來越積極地捲入政策研究和政策諮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視為非常敏感的外交領域、兩岸關係領域，近年來也出現了幾十個大大小小的思想庫。除此之外，高級知識份子聚集的國務院參事室、各民主黨派也表現踴躍，紛紛利用其「直通車」的便利向政府高層建言、反映社情民意。與此同時，中央領導人還從各領域特選了一小批所謂「中央直管專家」，作為最高決策的諮詢對象。這些與中央保持直接聯繫的智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當然更大。
  除公開發行的報刊外，上述思想庫一般都會出版諸如「簡報」「參閱」之類的內部報告。這些發行量很小的內參，往往可以直達「天庭」，送到最高領導人的辦公室。領導人則幾乎每天都會圈閱、批示、轉發一些報告。
  1993年6月中旬，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摘要在新華社內部發表後，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為隨後出臺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報告內容所提出的7項建議有6項先後被採納。1994年，胡鞍鋼提出「特區不特」的主張，建議逐步取消針對特區的優惠政策，實行國民待遇，為縮小地區差距創造條件。此建議雖然受到深圳市委和《深圳特區報》的連續批判，但中央領導最終採納了他的大部分建議。另外，胡鞍鋼與合作者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開發西部、正稅養軍等建議也在90年代後期變為中央的政策。為此，他還多次應邀出席國家最高領導人召集的問策會、國家部委召開的長遠規劃諮詢會，成為高層決策圈的著名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