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在大陸的流行，沒有任何徵兆。
  1978年，20歲的金兆鈞正在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讀書。很平常的一個下午，一個女同學突然把他叫到宿舍，拉上窗簾，打開一臺老式開盤答錄機，柔美的歌聲飄了出來。「這是誰的歌？第一次聽到，真好聽。」金兆鈞說。女同學回他：「鄧麗君的，我記詞，你記譜子。」兩人就這樣分工，「扒」了好幾首歌出來。如今，他已不記得最初聽的是哪首歌，只記得「歌聲很新」。
  也是這一年，上海近郊三林鎮，15歲的徐冰正在街上行走。突然有歌聲從身邊飄過，軟綿綿的，他心底一震，放慢腳步。只見一個青年提著一臺兩喇叭的答錄機，擦肩而過。「感覺那歌聲時髦得不得了，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徐冰說。後來，他才知唱歌的人是鄧麗君，來自臺灣。
  之後的兩年，從北京北海公園到上海淮海路，從大學生宿舍到小城喧鬧街頭……這個溫柔甜美的聲音悄悄地流傳開來，風靡全國。大陸很快成了鄧麗君擁有聽眾最多的地方。
  近半個世紀過去，金兆鈞已成了音樂評論家，研究中國流行音樂多年；徐冰也從音樂媒體人轉到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還成立了音樂工作室。憶當年，兩人感慨萬千。「沒有哪一個歌手能影響這麼多代人，尤其在大陸。更少有一個歌手能影響大陸這麼多音樂人，她不止是一代人的流行音樂啟蒙。」金兆鈞說。
  新潮的，讓人臉紅心跳的
  鄧麗君的歌曲進入大陸的最早時間，已無從推斷。1978年那個下午過後，鄧麗君的歌聲總是縈繞著金兆鈞，揮之不去。不久之後，民間開始流傳一句話：「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
  「當時，大陸剛剛迎來改革開放，年輕人追求時髦，對新事物充滿好奇，鄧麗君的歌的出現，恰好滿足了那個年代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她的歌是一種非常生活化的表達，歌裏是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酸甜悲苦，容易共情，且易於傳唱。」金兆鈞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鄧麗君的歌就像一座橋，勾連了一代青年的情感和耳朵，連接起兩岸共同的情感記憶。
  這股「鄧麗君熱」還與當時的傳播工具有關。1978年開始，允許探親的華僑攜帶答錄機自港澳返回內地（有數量限制）。自此，港臺等地的流行歌曲便通過答錄機、錄音帶和轉錄帶流向千家萬戶。金兆鈞記得，有一次他把一盒帶子全錄成鄧麗君的一首歌，「可以說是最早的迴圈播放」。
  作家葉兆言的父親也喜歡聽鄧麗君的歌，1979年從鄰居手中買來一臺答錄機。那年夏天，葉兆言從南京跑到北京，到堂哥那裏轉錄了幾盤鄧麗君的帶子。「後來，父親存有的鄧麗君歌曲成為南京廣為流傳的種子，經常有人來借聽、轉錄。父親有些心痛，自己做了備份，要借只借備份。」葉兆言在文章《八十年代的鄧麗君》裏寫道。有一次，他去一位新結識的朋友家，朋友放鄧麗君的歌給他聽，說起母帶的源頭，順藤摸瓜，最後發現是從他家流傳出去的。
  在葉兆言看來，鄧麗君的歌的流行得益於思想開放，「當時的盲公鏡、喇叭褲，男人留長髮，還有鄧麗君歌曲，都開始流行起來，成為新潮」。各地的街頭經常會看到一個畫面：燙著頭髮的年輕人，穿著花襯衫、喇叭褲，拎著答錄機走過，大聲放著鄧麗君的歌，有《甜蜜蜜》《何日君在來》，也有《又見炊煙》等。偶爾能聽清幾句唱詞的路人，無不臉紅心跳，覺得「不好意思」。而那些擁有答錄機和鄧麗君磁帶的年輕人，「總是耀武揚威的」，往往，在他們的筆記本裏、床頭上、錢夾裏，還藏著鄧麗君的照片。
  1981年的一天，學校團委領導找到金兆鈞，「既然鄧麗君影響很大，你要不辦個講座給大家講講」。金兆鈞接下任務，到處查資料，梳理中國現代歌曲發展史，「從『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開始，一直講到鄧麗君。連著講了3次講座，台下坐滿了人，同學們都來聽」。
  這年年底，共青團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音協召開大學生座談會，主題是如何看待鄧麗君，金兆鈞被邀請發言。散會後，《北京音樂報》（現《音樂週報》）編輯邀他寫一篇文章。「我緊張得要命，改了不知多少遍，寫了一篇《為創造精美的演唱藝術而努力》。總共不到800字，寫得老氣橫秋，但觀點還算客觀。」
  這篇文章，是金兆鈞寫的第一篇流行音樂評論，也是他從事樂評工作的開始。
  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
  鄧麗君那些讓人臉紅心跳的歌曲，對大陸文藝界尤其是流行音樂帶來了直接的衝擊。
  「鄧麗君的音樂集以往之大成。她的作品大約1/3來自20世紀30年代的經典作品，1/3來自日本同期流行音樂，1/3來自中國臺灣同期創作，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也融合了多種民間樂風和西方流行音樂的表現手段，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具有國際化氣息。對於大陸流行音樂的早期開發，無疑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金兆鈞說。據他所知，當時許多音樂人聽鄧麗君的歌，「像穀建芬、王立平等，都曾偷偷研究鄧麗君的編曲、配器、演唱風格等」。
  鄧麗君既繼承了淺吟低唱、風花雪月的情調，又能清新自然地娓娓唱出。這種演唱風格，深深影響了大陸80年代以來的歌手。程琳、田震、王菲、成方圓、那英、崔健等都聽她的歌，不少人還悉心研究過她獨特的曲風和發聲方法——鄧麗君用的是「氣聲唱法」，一種既不同於美聲，也不同於民族的唱法。
  歌手成方圓第一次聽到鄧麗君，是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時。「聽著她的歌，感覺血往上湧，臉漲得通紅，覺得這輩子長這麼大沒聽過這麼好聽的音樂。那種嗓音那麼柔美，唱到你心裏去了，覺得要醉了。」她原本學的是二胡，由此漸漸迷上了流行樂和唱歌，1981年步入歌壇，4年後憑藉一曲《童年》一炮而紅。
  還有海政歌舞團的程琳，13歲時模仿鄧麗君唱了一首《小螺號》，紅遍大江南北，被譽為「小鄧麗君」。早期的田震，也是模仿、翻唱鄧麗君，聲音圓潤、甜美，一首《又見炊煙》幾乎可以以假亂真。
  「但事實上，鄧麗君對大陸歌手的啟蒙，除了唱法、風格上的影響，更多是精神和創作理念上的影響。一是要真誠地唱自己的歌，二是要找到自己的聲音，用自己聲音的力量去表達。」金兆鈞說。當年崔健聽鄧麗君，第一反應是「歌還能這樣唱」。在他的眼中，鄧麗君的歌是真正有個性的。
  受到鄧麗君影響的那一批人，後來都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1986年，《讓世界充滿愛》音樂會引起轟動，成了大陸流行音樂真正崛起的標誌。在這場音樂會上，毛阿敏、田震、蔡國慶、韋唯等，紛紛登臺演出。崔健穿著對襟長褂，抱著吉他吼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這是《一無所有》的首次公演，中國搖滾樂由此誕生了。也是這一年，程琳的一曲《信天遊》引爆了「西北風」，在音樂中開啟文化尋根之旅。田震則擺脫模仿，唱出了《離別的時刻》，找到了沙啞嗓音的力量。
  這種「尋找自己的聲音」，不止音樂界。文學界、影視界也漸漸從宏大敘事中跳出，轉向個人生命體驗和情感的表達。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小說，開始書寫愛情。《廬山戀》《鄉情》等反映現實生活的電影，也陸續出現。有人說，迄今活躍在中國文藝界的中流砥柱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鄧麗君奉為心中難以逾越的經典，因為那是改革開放之後，闖入他們文化記憶裏的第一縷聲音。
  多年後，導演馮小剛在拍攝《芳華》時，就從記憶中打撈出鄧麗君。電影中，男主角向喜歡的人的意外表白，源於夜色中躲在集體宿舍裏聽了鄧麗君的《濃情萬縷》。
  一定能找到鄧麗君的影子
  「鄧麗君的歌聲從一流行就帶來了爭議。當時社會上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特別喜歡，瘋了似的聽；一種是批判，一些老音樂家覺得她的某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金兆鈞說。
  但爭議並未阻擋住人們對鄧麗君的熱情，大家都想獲得她更多的消息。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報》刊登了一篇《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報導，這被認為是大陸新聞界對鄧麗君第一次正式的採訪報導。電話是1月30日打過去的，鄧麗君當時在新加坡，通話53分鐘。採訪中，鄧麗君從她在大陸的姑奶奶聊到大陸青年對她的喜愛，從大陸的現代化建設聊到未來計畫，還有業餘生活……將要結束時，鄧麗君還對記者說：「我們是朋友，今後要加強聯繫呀！」
  直到1987年，鄧麗君的歌聲才正式登陸中國大陸——中國唱片總公司引進出版第一張鄧麗君唱片《鄧麗君歌曲精選》，並在各大音像店發行。此時的鄧麗君，已處於半退休狀態，很少公開露面。但聽著她的歌獲得啟蒙的人們，仍翹首企盼能在大陸聽一次她的演唱會。鄧麗君本人也多次公開表示嚮往回大陸「尋根」，遺憾的是，因種種原因，這一願望直到她去世也未實現。
  鄧麗君逝世於1995年5月8日。5月10日，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報導了「臺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昨日在泰國清邁病逝」的消息。消息傳來時，徐冰正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工作。「一下子喚醒了我青春時期關於鄧麗君的記憶。」他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當時他立即跑到單位旁邊的友誼商店，在二樓的音響櫃檯買到兩盤鄧麗君的引進磁帶。第二天，他開始在電臺播放鄧麗君的歌，還收到不少歌迷的來信。
  兩個月後，1995年7月，唐朝樂隊、黑豹、輪回、鄭鈞等音樂人共同推出了一張翻唱專輯《告別的搖滾》，致敬和懷念鄧麗君。他們用粗糙的嗓子，唱著柔美的情歌，卻格外動人。專輯的封面上寫著：「十數年間鄧麗君用甜美明亮的歌聲影響了眾多的音樂人，更為中國大陸流行音樂帶來了一場革命。而在我們周圍的這些搖滾音樂家，在認識列儂和迪倫以前最先接觸的也正是鄧麗君。」
  鄧麗君去世時，香港導演陳可辛正在拍攝電影《甜蜜蜜》。一年後，電影上映，影片結尾，《甜蜜蜜》響起，男女主角在異國街頭重逢，商店的電視機裏正在報導鄧麗君去世的消息，追憶她的音樂人生。
  30年過去，大陸流行音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華語流行歌曲的「風向標」已轉了無數個方向。但鄧麗君的歌，依然一遍又一遍地被傳唱。30年間，幾乎每年都會有與鄧麗君相關的演唱會在大陸舉辦。
  「鄧麗君已經脫離了她本人，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她的歌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底色，哪怕後面塗再多其他顏色，但仔細看，那些斑駁亮眼的顏色裏，一定能找到鄧麗君的影子。」徐冰說。
  2006年，金兆鈞隨團去臺灣，專門去了一趟筠園，「廣場很大，地上『埋』著一架鋼琴，巨大的黑白琴鍵，腳踩上去會發出美妙的聲音」。站在鄧麗君墓前那一刻，他想到的是：一代人過去了，一個時代過去了。
  「歌聲永遠是屬於年輕人的，不管年齡多大，印象最深的還是年輕時聽的歌。」金兆鈞說。而在徐冰看來，現在懷念鄧麗君，是懷念一種生活情趣，「她的歌大部分表達生活和情感，更多是我們生活的陪伴。提及她和她的歌，會產生一種迴響，這迴響是心靈與心靈之間、現代與過去之間的一種呼應」。
  就像葉兆言在《八十年代的鄧麗君》裏寫的那樣，現在習慣在無聲的環境中寫作，但偶爾也會需要一點動靜，需要一點音樂伴奏。「這時候，很可能會選擇鄧麗君，唱什麼已不重要，我只是想聽聽她的聲音，她的歌聲在空氣中穿越，在歲月裏漫遊，可以將我帶回到那個遠去的年代。」
  （陳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