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5日，鄧麗君在日本NHK大會堂舉行了人生中最後一場大型演唱會，主題是「One&Only（唯一一次）」。
  演唱會進行到第二十一分鐘，舞臺燈光漸次熄滅，背景幕布變換成夜幕降臨時分的深紫色。三盞中式宮燈懸在幕布上方，透出朦朧光暈。
  圓形追光燈下，鄧麗君站在立式話筒前，伴隨著《何日君再來》的前奏輕輕舞動。身上那襲淡紫色旗袍隨她的舞步漾開微波，全身珠片明明滅滅，像星辰在銀河間躍動。
  對歌迷和全體華人而言，談起鄧麗君的美，總是離不開旗袍。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只要舉辦演唱會，鄧麗君一定要安排至少一套旗袍造型。三哥鄧長富說：「她認為這樣能彰顯我們中國人的穿衣特性，這是她的風格。」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亞洲女性願意一擲千金，只為複刻「鄧麗君同款旗袍」。這就是鄧麗君的魅力。她把那些流暢的線條、閃爍的珠片和大氣的紋樣演繹出萬千風情，成為無數人的時尚啟蒙和「東方美」的代表人物。
  柔美與風骨
  1976年，鄧麗君首次以高衩旗袍造型亮相電視節目，一舉俘獲無數觀眾的心。有人來信索取鄧麗君的旗袍照片，有人誇讚她的腿部線條很美。一向大方的鄧麗君幽默回應：「因為臉蛋不好看嘛，只好穿高衩旗袍轉移大家的注意力啦！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中的西康雅安高頤闕手繪稿。
  此時的鄧麗君，已將發展重心轉移到競爭激烈的日本市場。日本社會存在一定的排外傾向，但鄧麗君以中國形象為榮，從不掩飾自己是中國歌手。在越來越多的演出中，她選擇穿上代表中國的旗袍。
  她的絕大多數旗袍在香港、臺灣兩地定制。一件絲質旗袍大約需要5000元港幣，在當時可以買兩臺18英寸的進口彩電，或是為一間普通住宅提供半年的租金，可見鄧麗君投入之高。不過，她樂此不疲，有時還會記下歌迷的身材尺碼，定制旗袍送給歌迷當禮物。
  為什麼鄧麗君能成為「最適合穿旗袍的人」？
  北京服裝學院教授、中國傳統旗袍製作技藝非遺傳承人史立萍認為，歷經多番改良的旗袍是中華民族服飾文化的結晶，最能表現東方女性的身段美。「西方一般將豐滿的胸部作為女性魅力的核心符號，東方則講究『藏而不露』，更重視曲線與整體身形。鄧麗君身高1.67米，體形勻稱、腿部修長，這些先天條件與旗袍十分適配。」
  史立萍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早年間，旗袍製作有地域流派之分，鄧麗君的許多旗袍屬於港工旗袍。在海派旗袍的基礎上，港工旗袍吸收了西方的立體剪裁技術，腰部和裙擺更加收攏，使鄧麗君的女性氣質更為突出。同時，港工旗袍常用無袖的齊肩設計，露膚度更高，又為鄧麗君增加了俏麗和摩登感。
  不過，史立萍覺得，鄧麗君的旗袍造型之所以經典，更重要的東西源於內在。「旗袍是一種兼具柔美和風骨、很有能量的服飾，穿著旗袍的鄧麗君大方自信、美而不妖，把屬於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展現出來了。從20世紀30年代中國女性穿著旗袍走上街頭抗議列強入侵、呼喚民族獨立開始，近現代的旗袍就蘊含著這種風骨和氣質。」
  說起來，史立萍投身旗袍製作和旗袍文化傳播，也是受鄧麗君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還在上高中的她常常走上兩站路，到母親的單位看電視。一天，畫面放到鄧麗君出場，史立萍和身邊的朋友們忍不住「哇」了出來：「好美啊！」
  那是史立萍第一次看到穿著旗袍的中國女性。時隔多年，她還記得鄧麗君身上是件白底大花旗袍。電視機的螢幕只有9英寸，又是黑白的，可她依然被那種溫柔而不失灑脫的美深深震撼了。
  後來，機緣巧合之下，史立萍到北京老字型大小「雙順便服店」拜師學藝，從此埋首於旗袍40多年。她曾像鄧麗君一樣走出國門，在歐洲的服裝公司工作。但她發現，外國人真正對自己刮目相看，還是因為她用中國傳統工藝製作了精美的中式禮服。
  「只有具備民族特色的中國服飾，才能得到西方的尊重，並在世界上立足。鄧麗君的旗袍打動了眾多海外歌迷，正應了那句話：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史立萍說。
  國風和混搭
  臺北的中山北路，街道兩側林立著大大小小的婚紗店。在一眾陳列著西式白色婚紗的店鋪中，陳杏春的「漢清旗袍名店」顯得與眾不同。
  走進店門，牆壁上層層疊疊地貼著名人留影，鄧麗君的那張就在試衣鏡上方最高處——她穿著一件綴滿亮片的白色立領長款旗袍，七朵顏色各異的牡丹自領口延伸至下擺，雍容大氣。
  這件旗袍是由陳杏春和母親、姐姐共同打造的。陳杏春出生於1949年，15歲起跟著上海來的老師傅學藝。這61年間，他為無數明星藝人、達官顯貴做過旗袍，知名度最高的還是鄧麗君。「她穿旗袍，就是有靈氣、有味道。」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馮應謙20多年前就加入了鄧麗君歌迷會。作為資深歌迷，他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系統研究過偶像的旗袍。在他看來，白底牡丹旗袍集中體現了鄧麗君美學的諸多要素。
  「牡丹花語為富貴、吉祥、國色天香，符合鄧麗君的形象。在鄧麗君的旗袍中，常常出現類似的國風元素，除了牡丹花，還有蘭花、鳳凰、蝴蝶等。」
  香港文化館裏陳列著鄧麗君的一件黑色鳳凰旗袍，它是鄧麗君喜愛的旗袍之一，多次在亞洲演出中亮相。馮應謙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鳳凰同時具有富貴和太平的象徵，鄧麗君選擇它，可以理解為希望給華人社群和整個亞洲帶來和平。
  和牡丹旗袍一樣，這件旗袍上的鳳凰由彩色亮片組成，縱貫全身、絢爛奪目——「國風+亮片」是鄧麗君偏愛的組合。馮應謙說，亮片材質流行於當時的西方服裝，鄧麗君將其融入旗袍，創造了一種辨識度極高的混搭風格。
  陳杏春也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20世紀80年代，亮片裝飾在中國服裝上並不常見，有能力將旗袍繡滿亮片的店鋪更是屈指可數。他的姐姐一直鑽研傳統刺繡工藝，因此才能勝任。整件旗袍從預定到完成，製作時間足有一個半月。
  陳杏春特別提到，亮片耀眼美麗，但佈滿亮片的旗袍又硬又重，舒適度欠佳，並不適合日常穿著。「為了給歌迷呈現最美的效果，鄧麗君小姐下了很多看不見的功夫。」
  「反叛」又前衛
  1985年的「One&Only」演唱會，鄧麗君照例穿了旗袍，髮型卻有些特殊：她那一頭烏黑飄逸的秀發，竟被編成了數十根手指粗細的小辮子！
  「你的朋友們看了這個髮型，有沒有什麼看法？」在1986年2月的電視節目《與君同樂》上，主持人向鄧麗君提出了很多人好奇的問題。
  「他們沒人說不好。」
  「就是都說好？」
  「他們也沒說好，也不敢說不好。」鄧麗君笑道，她的靈感來自京劇中的花旦裝扮。當天，編頭髮大約花了4個小時，但是在此之前，她足足花了6個小時才說服造型師。
  2015年，鄧長禧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鄧麗君大概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打破日本觀眾將她當作「糖娃娃」的固有認知。「哇，現在想起來，還是好反叛！」
  在馮應謙看來，這恰恰是鄧麗君的魅力所在——作為東方美人，鄧麗君用旗袍傾倒了眾人，但她的美絕不局限於此。傳統和現代、內斂和前衛在她的身上和諧共存，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化之美，又加深了中國與世界文化的聯繫。
  1984年，鄧麗君的15周年巡迴演唱會來到臺北站。進入尾聲部分，她換上一套白色絲綢吊帶短裙。絲綢的裙擺僅到大腿，往下則綴滿閃亮搖曳的流蘇，將鄧麗君襯得嫵媚靈動。
  與演唱會主持人互動時，鄧麗君說，她已經出道15年，經歷了「兩個迷你裙的時代」，所以這次挑選了較多「短一點的裙子」，「十幾歲穿的裙子比現在還要短。」
  主持人點頭回應：「過去您的服裝很保守，現在的服裝都比較……突破。」
  馮應謙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即便在被視為「開放」的西方社會，短裙也不是一開始就得到普遍接受。在誕生之初，它是女性表達「叛逆」的符號。
  「20世紀80年代的臺灣社會仍然相當保守，鄧麗君卻大膽選擇各種短裙。她的旗袍中也有一些是短款。除此之外，她還嘗試過泳裝造型。相對於華人社會的傳統期望，鄧麗君在舞臺上展現了許多不同的形象，突破了女性的傳統服裝規範。從這個角度看，她不僅是時尚潮流的標杆，也是革新女性文化的先鋒。」馮應謙說。
  1995年，鄧麗君去世的噩耗傳來，為鄧麗君做過百餘套旗袍的香港師傅，含淚趕制了春、夏、秋、冬四款旗袍，讓她一年四季都有美麗的衣裳可以穿——伊人故去30年，但她的美早已凝練在我們的記憶中，永不褪色。
  （馮群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