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三四月，北京進入每年一度的花粉季。
  春風中，北京街頭的柳絮與圓柏花粉織成一片金色塵霧，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蔓延，侵入市民的口腔和咽喉，刺激他們的黏膜，給人帶來鼻塞、流涕、眼睛紅腫，甚至哮喘等不大不小的痛苦。
  據統計，在花粉傳播期，花粉過敏患者占過敏總人數的32.3%。
  於是，生活在其間的人們涕淚橫流、噴嚏不斷，更是對花粉恨之入骨。但孰知，這些惱人的顆粒物中，隱藏著一部人類同生態災難抗爭的複雜歷史。
  花粉之前的時代
  花粉之前，主宰京城早春的顆粒物是黃沙。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最北端，這裏三面環山，一面開敞，被地質學家形象地稱為「北京灣」。每到早春時節，冬季與夏季大氣環流交替之際，來自蒙古高原的狂風往往裹挾著草原戈壁沙石，自這一狹窄的通道湧入華北平原,席捲京畿地帶。
  先秦時期，這一地區林木茂盛，「有魚鹽棗栗之饒」，可以阻擋風沙南下。直到北魏太平真君元年（西元440年），北京地區才出現第一次可靠的沙塵暴記錄。自13世紀之後，有關沙塵暴的記錄顯著增多，且集中於早春時節。
  元明之後，北京成為帝國中樞，皇室、官吏與商民對木材和糧食的無盡需求摧毀了半乾旱半濕潤地區極其脆弱的生態系統。至清康熙年間，北京郊區的密林已被砍伐殆盡，土地逐漸荒蕪，北京的防風屏障逐漸瓦解，完全暴露於戈壁風沙之下。
  倘若你觀看19世紀末北京城的歷史影像，不難發現，除郊外多荒山外，許多京城街巷也是平坦的泥土路，少見樹木的痕跡，風沙可在其中暢通無阻。
  京師的風沙氣候給南方士子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明清朝代更迭之際的文人、來自福建的謝肇湖在隨筆《五雜俎》中記載，「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也，甚以為苦。」他又說，京師狂風之凜冽，「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
  為了在沙塵中生存，京師居民不得不用窗紗和白紙封堵窗戶，倘若出門，則必戴面紗，悶苦異常。有時曾有詩戲雲：「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
  京城氣候的惡劣似乎解釋了皇室貴胄對園林偏愛的原因。在光禿禿的都城，唯有皇室勉力經營的數十處園囿、行宮和陵園能夠享受綠色的特權。清室對京郊園林傾盡心血，以江南園林為藍本，營造宮舍、亭榭，廣植楊柳、松柏等草木。乾隆皇帝曾賦詩讚歎清漪園的勝景:「滿山松柏成林，林下綴以繁花，堤岸間種桃柳，湖中一片荷香。」
  當清帝寄情於人造山水之間時，京城百姓正品嘗著戈壁沙粒的粗糙苦澀。只是不知道，徜徉於繁華桃柳之間的皇家貴胄，是否也曾有花粉過敏的症狀呢?
  綠意的大眾化
  今人習以為常的城市綠意，只不過是現代性的饋贈。
  北京的現代城市綠化發軔於民國時期的市政改良運動。1915年，北洋政府將每年清明節定為「植樹節」，並將林木養護納入京師員警廳職責。1928年，由留洋博士撰寫，深受西洋城市規劃學說影響的《整理北京計畫書》，主張都市公園應達到全市1/4的面積。1933年，北平編制市政建設三年計畫，其中，《北平遊覽區建設計畫》明確要求推進行道樹建設，整理河岸樹木。
  民國14年（1925年）的一份行道樹勘察報告顯示，除景山前街的梓樹、楸樹，天安門前的絨花樹，西黃城根的柳樹外，京城內行道樹以國槐、刺槐等槐樹為主。在《故都的秋》中，鬱達夫曾不吝筆墨描寫北平的槐樹：「北國的槐樹，也是一種能使人聯想起秋來的點綴。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種落蕊，早晨起來,會鋪得滿地」。
  然而，日軍侵華以及之後的一系列戰事，打斷了北京的綠化工程，至這座城市和平解放時，城市綠化系統已崩潰。據統計，當時北京全城僅有行道樹、河道樹14500多株，80%存在嚴重病蟲害或生理性衰退，全市森林覆蓋率更是僅有1.3%。
  一切，仍需從頭再來。
  解放後，作為改造舊社會的一部分，營造公共綠地很快被提上政治議程。1953年，在制定首版城市規劃方案時，北京市委進一步提出：「為了實現首都的綠化建設，特別是改造北京乾燥多風沙的氣候，必須迅速設置專管機關，積極擴大苗圃，並採取近代化的辦法大量植樹。」
  城市綠化不僅是北京一城一地的夙願，也是全國性的運動，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發出「大地園林化」指示，要求「使我們祖國的山河全部綠化起來，要達到園林化，到處都很美麗，自然面貌得到改變」。城市綠化不僅是空間改造，更是以生態重建表徵社會變革的革命宣言。
  在這一思路引導下，北京提出以「環狀+放射綠廊」構築城市綠化骨架的方案，即以城牆和護城河為基礎，建設寬闊的環形綠地，串聯附近公園，使之與通向城郊的綠色走廊相銜接。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北京開展了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城市綠色空間迅速擴張。截至當下，北京的森林覆蓋率已經從1949年的1.3%増長至如今的44.9%。
  然而，未曾料想的是，大地園林化雖抵禦了風沙，並將享受綠意的特權惠及眾人，卻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花粉圍城
  在大規模綠化工程中，為了以最快速度提升綠化率，城市的規劃者捨棄國槐，廣泛採用松柏和楊柳等樹木，並採取單一樹種連片種植的方案。
  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對松柏和楊柳的偏愛有其合理性。以松柏中頗具代表性的圓柏為例，作為華北平原的鄉土樹種，圓柏像一位吃苦耐勞的北方漢子，抗旱、耐瘠薄，能夠在水資源匱乏的地區缺水成活。殊為不易的是，圓柏四季常青，碧綠蒼翠，在北京漫長而嚴酷的冬季中，挺拔直立的圓柏無疑能為城市增添一抹珍貴的綠意。
  更需要務實考慮的是經濟賬，圓柏樹苗價格很低，且樹形緊湊，修剪管理成本低，根系較淺且分佈集中，對路面和地下管道的破壞風險低。在那個「多快好省」的年代，沒有比圓柏更完美的綠化方案。
  然而，所謂有得必有失，「舊寵」槐樹屬於蟲媒植物，花粉顆粒較大且黏稠，不利隨風擴散，依賴昆蟲授粉，一般不易引起過敏；「新貴」圓柏卻是典型的風媒傳粉植物，需要依靠風力傳佈花粉。
  圓柏的花期為每年3月至4月，恰與華北平原的早春風季相重疊。在西北風吹拂下，雄株釋放的巨量花粉化作淡黃色煙霧，隨風蔓延，既被三面環山的地形阻隔，又被鋼筋水泥的建築物所包圍，最終滯留於北京城區，將城市變成花粉過敏的重災區。
  北京地方媒體對花粉過敏的關注始於20世紀80年代。1988年，北京協和醫院葉世泰教授團隊發表的《中國氣傳和致敏花粉》證實，圓相、蒿草等植物是北京地區最主要花粉過敏原，其中，圓柏主要作用於春季，蒿草主要作用於秋季。
  2021年，針對愈演愈烈的花粉過敏問題，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印發《關於加強對花粉過敏源植物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嚴格控制建成區使用刺柏屬（含圓柏屬）、蒿屬類、豚草，莓草等易致敏植物。同年，新修訂的《北京市主要林木目錄》已經將刺柏屬植物從名錄中刪除，替換為白鵑梅屬。這也意味著，在新建城市綠化區內，花粉過敏的症狀將有望得到改善。
  當然，消除圓柏的既有存在並不現實，倘若全部砍伐，改種其他樹木，社會所需付出的經濟資源和生態代價可能比防治花粉過敏要多得多。因此，對於花粉飄散嚴重的情況，人們只能通過修剪花枝、人工灑水噴淋增濕等技術手段，最大限度遏制花粉在空氣中的飄散。
  不止於花粉
  人類文明史始終與疾病構成一組奇特的共生關係。當我們以工具理性掃除舊時代的生存威脅時，往往不自覺地開啟新的潘多拉魔盒——許多疾病恰是技術發展的副產品。
  人類學的經典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在締造定居文明的同時，也創造了瘟疫傳播的溫床：密集的聚居模式與馴化動物形成的生態鏈，使天花、麻疹等瘟疫獲得進化的契機。
  甚至可以說，19世紀至20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城市化使現代人暴露於形形色色的致敏原中。北方城市的圓柏成了花粉過敏的罪魁禍首，中央空調系統創造的恒溫恒濕環境使塵蟎的繁殖程度提升數倍,柴油尾氣顆粒物加劇了過敏的風險，甚至食品添加劑等「科技與狠活」也在無限放大食物過敏的概率。
  文明與疾病共存，當人類用技術重塑生態環境時，生命系統也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反制。可以想見，在可預期的未來，人類和過敏的故事，仍將在進化程度上持續演繹。
  （葉競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