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籌備，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合計755人。據當年延安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解放日報》報導，會議正式代表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這些代表代表著全黨121萬名黨員。代表中，1921年至1927年入黨的黨員約占28%，1928年至1936年入黨的黨員占59%，1937年至1941年入黨的黨員占13%。女代表占代表總人數的6.9%。中共七大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基本涵蓋了革命戰爭各個時期的黨員。
  毛澤東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並且作關於形勢和思想政治問題的報告、關於討論政治報告的結論和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在會議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先後作了報告和發言，任弼時、陳雲、彭德懷、張聞天、陳毅、葉劍英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這些報告和發言從各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本精神，總結歷史經驗，並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具體意見。大會經過深入的討論，一致通過關於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選舉產生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中共七大的重要議程，也是帶有根本性、歷史性、艱巨性的重要任務——就是選舉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從而形成「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岀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在選舉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高度的政治上的成熟，體現了團結全黨的堅定不移的信念。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中共七大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對選舉問題討論情況的匯報。在討論中，有的代表提岀中央委員會要「少而精」等問題。毛澤東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這是理想中央委員會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識。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過去八七會議不要陳獨秀岀席，後來又不選他，過去還有人主張所有犯錯誤的人都不要，這些都是不對的。現在擬的名單形式上看很龐雜，實際上大不同。現在世界形勢變了，黨有了3個時期的經驗，整風以來25個中央委員起了很大變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見得就很「精」，多一點也不見得就不「精」要照顧到犯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會脫離群眾。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代表主席團作關於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時指出，「我們的大會開得很順利，三個議事日程已經過去了，第四個議事就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關於選舉方針，主席團交換過幾次意見，認為選舉的標準應當是，要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織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指出：按照這個標準，犯過路線錯誤但是已經承認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的人可以選人中央委員會，必須有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錯誤這一條原則。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願意與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地存在著。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為中央委員，黨並沒有從此就毫無亂子，天下太平了。最近10年，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雖然也出了些糾紛，但是比較順利。
  在總結中國共產黨20多年奮鬥曆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態度鮮明地指出：歷史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要不要照顧「山頭」？我們有許多根據地，白區也有許多塊，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有「山頭」不是壞事，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消滅山頭主義，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法。沒有全國產業的發展，交通的方便，要徹底消滅山頭主義情緒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革命的長遠利益出發，毛澤東主張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成員要由具有多方面經驗和知識的人才構成。毛澤東指出：是否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該是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人？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我們的新的中央應該包羅各種人才，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山頭」，知識也是一樣，要盡可能地通曉的方面多一點。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一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的專長，那我們的中央就會比較完全。我們要從集體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問題，毛澤東指出：主席團考慮了很久，沒有提出確定的人數，我提議70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員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選舉一個比較大的中央，必須比現在的中央委員會25個人要擴大，才能夠適應目前黨的情況、將來的發展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毛澤東的意見反映了中共七大主席團的一致意見，也是他慎重思考的結果。
  1945年5月27日，中共七大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專題討論笫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問題。在這次專題會上，毛澤東就戰略指導問題發表具有遠見卓識的看法，他說：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是由日本、我們、國民黨三方力量決定的，而我們是處在中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採取何種形式？我們在抗戰開始時搞的「麻雀戰」是進攻的形式，是對的。1940年後我們應退卻。1940年冬以後，敵後才轉入相持，現在基本上還未脫離相持階段。後來我們採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隊。後來，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們學會了，加上太平洋形勢的變化，我們又前進了，比1940年發展更大了。
  毛澤東高瞻遠矚，具有前瞻性地指出：今後的問題，要得到技術條件，要準備20到30個旅，15萬到20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東北去。關於幹部問題，新老幹部關係、外地本地幹部關係發生問題，一般情況下要老幹部、外來幹部負責。兩萬老幹部團結帶領廣大的新幹部、本地幹部、非黨幹部的問題，是關係中國革命勝敗的問題。凡是歷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視，當作經驗是很好的。曆史地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在談到當時的國際形勢時，毛澤東指出：把世界引向進步，這是歷史的總趨向。英、美聯合日本和德國俘虜組織反蘇反共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可能性今天不存在。資本主義有它的歷史，現在總的說來，資本主義是向下的，但農業國中的資本主義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國也要發展資本主義，蔣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我們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將來還有用，在中國與歐洲、南美的農業國家中還有用，它的性質是幫助社會主義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於社會主義之發展的。
  對國內形勢，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著重強調，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難的一面。他具體地列舉了今後可能出現的17種困難，提醒全黨高級幹部要有充分準備對付非常不利的情況，方針就是全黨團結起來克服困難。在談到思想政策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如無預見，即無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預見前途和可能發生的偏向。比由這次大會要求注意城市工作，注意東北地區。如果對工人運動、大城市、經濟、工業、正規化等問題不能解決，共產黨一定會滅亡。
  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但尚未完全勝利的情況下，毛澤東目光遠大，明確地強調建立東北根據地對奪取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東北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能不能打倒大資產階級？或能，或不能，有時能，有時不能，看情況決定。
  為了團結全黨，毛澤東特意講了黨性與個性的關係，即普遍性與差別性、集體與個人的關係問題。他說，我們黨內大大發展了個性，因為有了自由。《共產黨宣言》中講得很清楚：「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把121萬名黨員變成121萬塊木頭，不能把黨員變成一模一樣，那會有什麼黨性！只要服從黨，在此範圍內儘量發展各人的長處，不要只喜歡那些紙糊泥做的人。當然，也不是說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見，才算有個性。我們是現實主義者，理想的現實主義者，革命的現實主義者。陣地要一個一個奪取，力量要一點一點積累。24年的經驗證明，槍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土地是一塊一塊地擴大，切切實實地一個一個奪取陣地，合起來就有天下。中共七大通過了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的決議案：「大會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並認為必須將報告所提岀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選舉產生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44人。中共七大選舉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經過充分醞釀產生的。在選舉中堅持了三個原則，即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只要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還可以入選；對中國革命在長期分散的農村環境中形成的「山頭」，既要承認和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要把各個地方、各個方面的黨的先進代表人物都組織進中央委員會；不要求每一個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但要求中央委員會通曉各方面知識，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識和才能的同志選出來。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名單先由各代表團小組提出，經過充分討論後，進行預選，再提岀正式候選人名單，最後舉行無記名投票選舉。以這樣的民主方式進行選舉，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首次。
  選舉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
  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關於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他指出：（一）今天選舉候補中央委員，這個選舉的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遲不能如期召開的話，那麼候補中央委員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視這個選舉。（二）在昨天的選舉中，王稼祥同志沒有當選。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話。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後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後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三）關於東北問題，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人當選才好。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的發展，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只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現在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因為我們根據地的經濟上還是手工業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連成一片。
  中共七大全體代表聽完毛澤東所作的報告後，投票選舉候補中央委員。1945年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公佈選舉候補中央委員的結果，共選岀王稼祥等候補中央委員33人。
  曾擔任中共七大代表的白棟材後來回憶說：「作為七大代表，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令我難以忘懷。那就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團結犯錯誤的同志一道繼續工作，改變過去『一棍子打死』的錯誤做法，實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七大選舉前夕，為使某些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能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毛主席代表黨中央做了許多說服解釋工作。」白棟材還回憶：到七大選舉時，圍繞要不要把犯有路線錯誤的同志選進新的中央委員會，成為代表們的討論熱點。毛主席在講話時說，原來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願意和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甚至對犯錯誤的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掌把他們推開，結果沒有解決根本問題，亂子也沒有少出。遵義會議以後，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亂子反而出得少一點，七次大會應該總結過去的經驗，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只要他們承認錯誤並且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們。
  白棟材當時被推薦為大會計票員，他晚年回憶說：在計票過程中，葉劍英同志專門來到計票處詢問情況，對王明等人能否當選極為關切。結果王明、博古兩人都被選為七屆中央委員，但王稼祥同志落選了。中央又把王稼祥同志放在候補中委候選人的第一位。選舉前，毛主席專門就王稼祥同志的問題講了一段話，大意是王稼祥同志在四中全會前後犯過路線錯誤，此後也犯過若干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在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支持朱（德）、毛（澤東），使這幾次反「圍剿」比較順利。在遵義會議期間，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他們兩人作用很大。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後，一直在中央工作，做了很多好事，幫中央起草了一些很好的文件。最後說，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結果王稼祥同志以總數第二的票數當選為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
  在中共七大閉幕之際，毛澤東號召全黨以「愚公移山」精神爭取中國革命勝利。
  中共七大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使全黨特別是髙級幹部對中國革命發展規律有了明確認識，使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達到空前團結，成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為抗日戰爭勝利和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堅固基礎。
  （薛慶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