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在中共七大開幕典禮上，朱德總司令致詞，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這次開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我們自己修的房子裏開會。」這句話既明白易懂又鮮活生動，既充滿自信、鼓舞人心又意味深長、滿懷感慨，實際上是把中國共產黨走過的24年曆史作了一個精彩的概括。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我們黨都沒有在自己修的房子裏召開全國大會，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召開，中國共產黨才第一次「在我們自己修的房子裏」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的召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共七大召開前的歷次黨代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開幕。這所房子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兄長李書城的寓所。出席會議的代表13名，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由於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國巡捕搜查，會議後期轉移到浙江嘉興，在南湖上租了一艘遊船，繼續完成大會預定的議程。嘉興南湖上租的這艘遊船，也成為了中共一大的會址之一。中共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第一天的大會是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裏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李達的寓所中舉行。李達和李漢俊曾受陳獨秀之托籌備中共一大，中共二大時陳獨秀從廣州回到上海參加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12名，代表全國195名黨員。中共二大共開了三次大會，為安全起見，其他兩次大會都在另外的地方舉行，但都是在英租界裏。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30餘名，代表全國420名黨員。代表中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等。代表分別來自北京、上海、漢口、長沙、萍鄉、廣州、杭州、濟南、哈爾濱、浦口、長辛店、銅山以及蘇聯莫斯科等地，有表決權的19名，有發言權的10餘名，來賓和非正式代表10餘名列席會議。中共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劉仁靜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也參加了會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閘北橫濱橋西南、鐵路邊的一幢石庫門房屋內召開。這座房屋是租來作為開會場所的。出席會議的代表共20名，代表全國994名黨員。代表中有中央局委員陳獨秀、蔡和森，駐廣東區中央委員譚平山，留法支部周恩來，旅莫支部彭述之，青年團中央林育南，以及瞿秋白等。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參加了會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湖北省立第一小學即武昌第一小學大禮堂舉行開幕式，後遷到漢口黃陂會館召開。之所以在武昌第一小學召開開幕式，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該小學的校長是中共黨員，並在武昌中共黨團組織內任職。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分別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此外，參加大會的還有以羅易、多裏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由徐謙、孫科等人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大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區五一村的銀色別墅舉行。這裏原是蘇聯內務部的一個秘密基地，之所以選擇在這裏召開會議，是因為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白色恐怖嚴重，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在國內比較安全地舉行規模較大的全國代表大會，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將召開中共六大的地方安排在了莫斯科。出席此次大會的代表共142名，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84名，且大部分都從國內趕來；還有共產國際執委、少共國際、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以及蘇聯、義大利等國共產黨的代表，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參加了會議。
  醞釀召開中共七大時，共產國際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仍到莫斯科召開。但因當時條件不成熟，會議未能及時召開。用任弼時的話來說，「從六大到七大，已將近十七年，照講七大早應舉行，但因戰爭關係，交通分割，遲至今日才開。這固屬缺點，但也有其積極方面。在延期當中，（一）准備了發展了我們的力量，（二）使黨的思想更加一致」。
  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從國際環境、國際條件來講，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獨立自主召開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已有了相當的發展，有121萬名黨員，有共產黨領導的19塊抗日根據地，有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同時經過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進，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得到很大增強，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都取得了顯著成效，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一一毛澤東思想的提出，使全國的思想更加一致起來。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共中央決定要「在我們自己修的房子裏」召開中共七大，並且進行了緊鑼密鼓的會前籌備工作。
  延安中央大禮堂：「我們自己修的房子」
  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延安中央大禮堂，是當年延安最為高大雄偉的建築。1942年由延安自然科學院校務處的青年建築家楊作材設計，從綏德和米脂一帶請來的能工巧匠修建。設計將西式建築與陝北窯洞的特點相結合，既節省木料，又堅固耐用，寬暢明亮。整個建築莊嚴樸素：從外部看，禮堂像兩層樓房；走迎去看，又似窯洞結構。禮堂大廳用半圓拱的設計，省去了阻攔視線的兩排柱子，舞臺用橢圓拱設計。禮堂分為大廳、舞廳和休息室3個部分。在籌備中共七大期間，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一些會議就是在舞廳召開的。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我們自己修的房子裏開會」，中共七大的會場佈置很有特色。在大會主席臺中央，高懸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側面頭像，兩邊各插三面鮮豔的黨旗。兩邊牆上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主席臺的陳設莊重得體，有幾張條桌和十幾把木椅。在主席臺上的長條桌上，擺上了從山裏釆集來的野菊花、馬蓮草。禮堂兩邊的牆上掛有6個「V」字形的旗座，每個旗座上插著4面黨旗，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創建了24個年頭。每個旗座上還有一個標語牌，上書「堅持真理，修正錯誤」8個字。主席臺頂端的石拱上，掛著一幅紅底鑲著黃字的巨大的橫聯，上面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下麵的紅色橫幅上面寫著「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4個大字。大廳後牆是毛澤東題寫的「同心同德」4個大字。大禮堂裏還擺放著32排木質靠背椅，每排能坐24人，共200多張木椅。大廳中間留著甬道，兩旁還可以安放一些椅子作為邊座。主席臺側面還安放著幾張供大會工作人員用的桌椅，在主席臺前和左右兩側的長條桌後各放有扶手的靠背軟椅，供主席團成員就座。大會會場由當時的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教師鐘敬之設計。
  看到氣派宏偉的中央大禮堂以及佈置得莊重肅穆的會場，與會代表們都感到十分興奮和激動。他們中有不少人是從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出發，歷盡艱險、風塵僕僕地趕到延安；有的代表在途中遭遇敵人而不幸犧牲。安全到達延安的代表因為會議的多次延期留在了延安，其間，有的代表被抽調到中央機關工作，有的代表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
  中共七大召開前的思想準備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深刻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尖銳批判了主觀主義作風，號召全黨要注重調查研究，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作風。1942年2月上旬，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闡明整風的任務和方針，在全黨引起熱烈反響，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檔，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幹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的中共七大代表參加了延安的整風運動。
  中共七大代表通過認真閱讀文件，認識到「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整風運動的方針「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即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是為了救人，是為了使犯錯誤的人變成好同志。這是同「左」傾錯誤領導所實行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恰好相反的。
  通過這次普遍的、生動的、理論聯繫實際的、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中共七大代表們總結歷史經驗，明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是黨的正確路線。同時認識到黨內的思想矛盾是經常發生的，解決這些矛盾絕不能單純依靠組織處分和採取壓服的方法，而是必須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辨別是非，觀察問題，從而實現全黨的團結思想，為實現黨的宗旨和路線方針而共同努力。
  為了進一步做好召開中共七大的準備工作，中共中央於1944年5月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全會討論了中共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通過了會議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除了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由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外，其他如軍事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黨的歷史問題報告等，分別成立委員會起草。全會後期，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七大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黨章草案、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場規則草案等。全會還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等。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這個《決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同時，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並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在總結開展黨內思想鬥爭的經驗時，強調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決議》）提出：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它以毛澤東1941年寫的《歷史問題草案》為藍本，並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由任弼時主持，成立了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起草工作歷時一年，數易其稿。後來由毛澤東直接主持並多次修改。在六屆七中全會期間，黨的許多髙級幹部參加了歷史決議的修改和討論。此外，還提交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團討論。歷史決議凝結著全黨的經驗和集體的智慧。
  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列席會議的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12人。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通過了劉少奇提出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提議；決定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中共七大的勝利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思想條件。
  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進了黨章
  人們所熟悉的《論聯合政府》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代表中央委員會提交的政治報告，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論聯合政府》是中共七大的書面報告，提前印發給了代表。在會議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論黨》（即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的報告，周恩來向大會作了《論統一戰線》的發言。任弼時、陳雲、彭德懷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
  中共七大上的報告、決議等檔都經過全體代表、各代表小組、各代表團會議和大會反復討論，提出意見並加以補充修改。大會主席團盡一切可能讓每個代表發表自己的意見，充分發揚了黨的民主作風。時任八路軍師政委的關向應當時在中央醫院治病，不能參加會議，毛澤東就委託賀龍經常去看他，將會議進行情況通告給他，並徵求他的意見。在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時，也是經過充分的醞釀討論才進行正式選舉的。據一位中共七大代表回憶，為了指導大會順利進行，在小組討論期間，毛澤東經常參加各代表團和各小組的會議，並非常注意聽取代表們的發言，發現了問題還做了一些啟發，讓大家進一步地去思考。他講問題時，總是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並夾有一些風趣的比喻。所以，毛澤東無論參加哪里的會議，哪里的會場都會十分活躍。
  大會經過充分的討論，分別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案》《關於軍事報告的決議案》和新黨章，還通過了《關於死難烈士追悼會的決議》。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明確了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大會選舉產生了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44名中央委員和廖承志、王稼祥、黃克誠等33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1945年6月11日，大會勝利閉幕。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始終洋溢著民主、團結、融洽的氣氛，被譽為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為建立新民主主義新中國制定了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統一和團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正式將中國共產黨20多年理論探索成果確定為「毛澤東思想」，並將毛澤東思想為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寫進了黨章。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報告中這樣概括毛澤東思想：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劉少奇還在報告中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
  毛澤東思想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環境..經濟文化基礎、革命性質、基本動力、團結陣線、鬥爭形式、發展道路、奮鬥目標和領導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中共七大黨章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
  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人民革命鬥爭發展的必然選擇。20世紀初，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過反復的比較鑒別，終於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多年的探索，把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用毛澤東的名字來命名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並不是隨意的、偶然的，是因為毛澤東所作出的貢獻是最主要的，因此才用他的名字作為代表。1964年3月，毛澤東在談到《毛選》（即《毛澤東選集》）時曾說，「《毛選》哪是我一個人的著作啊，《毛選裏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正確認識和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奮鬥中的巨大收穫。經過革命勝利與失敗的反複比較，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和《關於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討論，全黨高級幹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特別是對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這樣，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就成為必然的了。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黨的理論水準的極大提高。
  中共七大為全黨樹起了毛澤東思想這面公開的旗幟。會後，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進程而努力奮鬥。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李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