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召開時間多次延宕
  眾所周知，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而中共七大卻到了1945年4月才在延安召開，中間相隔了近17年之久。相距這樣長的時間，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其實，中共中央對召開七大，曾有過多次動議和醞釀。然而，由於種種客觀原因，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後推返。中共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是戰爭環境。實際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曾有過準備召開七大的動議。全會決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開必須的準備工作」。之後由於國民黨接連對中央蘇區發動反革命「圍剿」，我黨要以主要精力集中於戰事。加之這期間，顧順章、向忠發的被捕叛變，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轉移至中央蘇區。這樣，召開中共七大自然無力顧及，準備工作也被迫中斷。1936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全民族抗戰爆發後，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並成立了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王席，王明為書記。籌委會下設了一個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五人組成的秘書處，以及由毛澤東、王明、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員會。會議的召開已指日可待。然而，由於一些情況的相繼出現和諸多因素的不斷干擾，這個決議最終沒有付諸實施。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召開七大的有關事項。任弼時在會議結束後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當年的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對七大報告的起草、議事日程、代表分配及產生辦法等問題，作了若干規定和明確指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先後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並要求當年9月1日前確定代表人選。但因不久國民黨頑固派接連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我黨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領導軍民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和粉碎日軍「掃蕩」上，召開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擱置起來。
  1941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當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召開七大，後因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等事情再次推返。1943年7月，中央書記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個月到9個月內召開七大的建議。8月1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後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已經啟動的會議進程再次中斷。直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確定了七大召開的日期和議程。1945年4月23日，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大終於開幕了。
  會議地點幾經變更
  與中共七大召開時間的數度延期一樣，會議地點也經歷了多次變更。據資料記載，中共中央最初考慮會議的地點是在陝北安塞縣舉行。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和副秘書長李富春曾親自去安塞實地考察過。他們認為，那裏環境隱蔽且便於防空，是召開大型會議的理想之地。但有幾點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是交通不便；二是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較遠；三是那裏的生活物資比較缺乏，供應難以跟上。中央領導通過反復權衡利弊，只好放棄了這一方案。安塞計畫放棄後，有關部門又把會議地點放在延安棗園。棗園的優勢和特點是樹木密集、高大，便於隱蔽；離中央領導住處較近，便於及時彙報與溝通；棗園的物資較安塞充足，便於釆購和供應。然而，待一切就緒後，有關部門卻發現這裏的水源嚴重不足，而且水質也不好。加之從各根據地趕來的代表們的住宿也是一個問題，在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後最終還是放棄了。後來，經多方權衡並報中央書記處同意，最終將七大會址選定在了延安楊家嶺。
  楊家嶺舊禮堂是在原有的一座可容納三四百人的磚木結構、茅草覆頂，曾在遭受火災後留下的廢墟基礎上修建的。中共七大會址確定後，李富春便請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建築專家楊作材重新設計了建築方案。楊作材加班加點拿出了兩個修建方案，一個規模相當宏大，足夠全部中央機關人員在一幢建築內工作。李富春看了這個方案開玩笑說：「你不是想在這個地方建都吧？」另一個方案因為比較實用，便確定了下來。除了當地的建築工人之外，中央機關以及部隊院校的很多幹部職工也參加了義務勞動。但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座建築是做什麼用途，因為是嚴格保密的。楊家嶺中央大禮堂1940年開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個禮堂建築樸素大方、壯觀美麗，體現了中西合璧的設計風格——外觀是仿蘇聯式，內部是陝北窯洞式的石拱結構。禮堂可以容納上千人，是當年延安唯一的僅有木梁和木柱修築的大型建築物。建造這麼一座禮堂，今天來說可能算不上什麼，但在當時的延安，可稱得上「宏偉建築」了。
  從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會期總共50天；中共七大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被載入史冊。鮮為人知的是，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是歷盡千辛萬苦才到達延安的。由於當年處於戰爭環境，與會代表們去延安的路程可謂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代表中有不少人是來自淪陷區，要通過敵人的嚴密封鎖，且交通不便。代表們有的騎馬，更多的是步行。因為路途遙遠，環境險惡，代表們有的化裝成商人、小販或乞丐，甚至提前幾年出發，靠一雙腳晝夜兼程；有的是由遊擊隊或者通過偽軍的內部關係悄悄護送來的；有的是從國外輾轉歸來的。有的代表在路上遇到敵人的襲擊，身負重傷，不幸犧牲在了途中，永遠無法到達。憑著對黨的忠誠，對延安的嚮往，代表們歷經艱險才彙聚到了寶塔山下。
  「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
  選舉產生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是中共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七大的選舉有一個過程。首先是醞釀階段。在醞釀階段中，代表們爭論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對犯過錯誤的同志，該不該選舉？毛澤東在所作的關於選舉方針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既要選舉那些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也要選舉在那時犯了錯誤，（現在）承認了錯誤、改正了錯誤的人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只要承認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經過學習，這樣我們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經代表們充分醞釀和討論，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幾位曾經犯過錯誤的同志。
  高揚文，作為中共太嶽區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高揚文也是計票員之一。他記得：代表們投票後，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計票員面前，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是毛澤東主席來到了他們的工作現場。毛澤東緩緩地坐了下來，笑容滿面地詢問起每位候選人的得票情況。於是大家將已經統計出來的票數向毛澤東一一作了彙報。他聽後很關心地詢問了洛甫（張聞天）與博古（秦邦憲）的得票情況，還特別問了王明得票多少。因為當時票數還未全部統計完，所以計票員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沉思片刻後意味深長地說：「最好能選上。」他又說：「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犯了錯誤的人也有代表性……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而要團結他們。犯了錯誤，改了就好。」說完，毛澤東平靜地坐在那裏，耐心地等待著計票員把選票統計完畢。當毛澤東看到秦邦憲、王明最終被選上中央委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毛澤東為什麼這樣關心秦邦憲，尤其是王明能否選上中央委員呢？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說：這些人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經過整風，已經把問題弄清楚了，就不應太著重個人的責任，他還說，批判陳獨秀時有些偏重個人責任，而對總結經驗不夠。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很關心王明等人能否當選，親自來到後臺瞭解情況。由於心情舒暢，毛澤東饒有興致地與高揚文攀談起來。他首先詢問了高揚文的名字，高揚文回答說，叫「楊文」。毛澤東微笑著說：「你的名字很好，『楊柳、文章』。」頓一頓，他又說：「楊樹、柳樹都是好樹種，特別是柳樹，把樹枝插到地下，就會生根成活。抗戰勝利了，我們在延安的幹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們要像柳樹一樣，不管到什麼地方，就要到那裏生根，和當地的幹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毛澤東的教導影響了高揚文的一生。
  鏡頭下的中共七大
  吳印鹹，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負責人，曾用鏡頭記錄下多個重要的歷史瞬間。中共七大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為了拍攝好這次會議，吳印鹹會前就趕到了會場，瞭解拍攝條件，反復研究拍攝方法。由於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膠片的來源在幾年前就已經斷絕了，吳印鹹一向節約特意留有備用。大會期間，為節約膠片，吳印鹹一再精打細算，做了仔細而周密的拍攝安排，從任弼時主持開幕、毛澤東作《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到最後毛澤東作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每個重要的議程和會議瞬間，吳印鹹都沒有漏掉。由於當時的條件有限，缺少照明設備，禮堂主席臺的位置光線顯得很暗，對於缺少閃光燈的吳印鹹來說是個不小的困難。他開動腦筋，釆取相應措施，最終保證了拍攝工作的順利進行。拍攝參加七大的中共領導人時，吳印鹹獨具匠心，運用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使拍攝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實面貌，又突出了每個人物發言時的不同特點。
  在拍攝作政治報告的毛澤東時，吳印鹹既用攝影機又用照相機，多角度拍攝下毛澤東富有表現力的手勢和神情。在拍攝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的劉少奇時，吳印鹹從側面取相，將劉少奇身旁的一束鮮花納入照片中，使這幅簡單的人像攝影具有了藝術的美感。幾十年後，這張照片被印製成郵票，成為收藏的珍品。在拍攝作《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的朱德時，吳印鹹將朱德置於畫面的左方，使主席臺上的領袖群像巧妙地成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顯示出了拍攝的事件背景；在拍攝作《論統一戰線》報告的周恩來時，吳印鹹大膽釆用了仰拍的手法，畫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積的空白，頂上一盞明亮的燈光進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帶上了濃厚的象徵意義：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在指路明燈一一中國共產黨的照耀下前進的。
  在眾多照片中，中共七大全景的照片最費心思，也是流傳最廣的照片之一。這張全景照片，看起來好像是用廣角鏡頭拍攝的，其實在當時的條件下，吳印鹹手中只有幾部老式相機，而且都是固定的標準鏡頭，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寬闊的場景。於是吳印鹹就想了兩套辦法：第一種方法是拍單幅的照片，第二種方法是用接片來對照片進行處理。後來進行照片對比，人們一致認為還是接片的效果較好。歷時50天的會議，吳印鹹幾乎天天守在會場上，直到拍攝完最後一個鏡頭。吳印鹹率領電影團的同志們終於成功地把這次會議的全部過程記錄了下來，使今天的人們能夠看到一幅幅珍貴的歷史畫面。
  寓意深刻的紀念品和豐富的文體活動
  為了慶祝中共七大的召開，延安的一些機關和部隊專門設計了一些紀念品，贈送給七大代表作為留念。中共中央黨校贈送的紀念品是一個47釐米x 72釐米的小本子，上面印著毛主席側面頭像，下麵寫著「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為「中共中央黨校贈」。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廠贈送的禮物是一個精美的筆記本，由紅、黑布包面，裏面用的是延安自製的毛邊紙，扉頁上方印有毛澤東手跡「實事求是，力戒空談」，下方印有「獻給七大代表」等字樣。「實事求是，力戒空談」這兩句話言簡意賅，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的生動闡釋，被代表們奉為人生的座右銘。在這些紀念品中，大家最為珍視的當數中共七大代表證。這是大會秘書處為代表們專門設計製作的。代表證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質地較硬的紙，外面用紫紅色的綢布做面料，精心製作而成。封面沒有文字，打開代表證，可以看到左邊印有代表證的編號，右邊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號及注意事項，中間加蓋有「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的橢圓形的紅色印章。這個代表證如此精緻袖珍，既體現了那個年代的艱苦條件，又說明大會是經過精心的準備。
  中共七大期間，大會為代表們安排了豐富的文體活動，如每個星期六的晚上都要舉辦舞會，中央領導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著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起了交誼舞。大會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話劇。除了舞會、話劇，大會還給代表們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蘇聯電影。這些影片有的是譯製好的，沒譯製的就由蘇聯回來的同志當場作口頭翻譯。此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比預想的發展還快。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5月8日，德軍無條件投降。史達林在莫斯科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宣佈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消息傳來，整個延安沸騰了，代表們深受鼓舞，也對抗戰勝利充滿了信心。6月10日，在大會結束的前一天晚上，全體代表觀看大型歌劇《白毛女》，會場的活躍氣氛感人至深。會議期間進行專場演出的還有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蕭向榮和李鷹航聯合製作的《中國共產黨頌——獻給七大》大合唱。這臺節目由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排演並在大會期間為代表們進行了專場演出，受到了代表們的讚揚。
  （王建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