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長城非好漢。」41年前，如果你登上著名的八達嶺長城，看到的不只是它雄偉壯麗的一面。由於風侵雨蝕、年久失修，看似堅固的長城大部分牆體和牆基坍塌開裂、地面殘破不堪。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曾分期撥鉅款為長城重點地段「治病療傷」。但萬里長城萬裏長，不可能在短期內靠國家撥款修復。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報》《北京日報》聯合八達嶺特區辦事處等單位，共同發起「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活動，開啟社會集資修長城的先例。鄧小平和習仲勳同志欣然為活動題詞；海內外各界人士紛紛捐款、捐物；秦皇島、天津、嘉峪關等長城沿線城市也陸續啟動集資修長城……長城保護迎來了一個嶄新局面。
  萬里長城有多長？
  「都說長城兩邊是故鄉，你知道長城有多長？」
  1954年的一天，在開放不久的八達嶺長城上，一位外國元首問身邊年輕的「導遊」：長城的長度是不是外國人說的2500公里？長城是不是秦始皇修的？用的什麼材料？
  「導遊」一下子被問住了，「雖然知道一些，但有些不那麼清楚。」
  這位「導遊」不是別人，而是梁思成的弟子、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今國家文物局）最年輕的古建專家羅哲文。
  兩年前，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提出要修復長城，向國內外遊客開放。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把這件事當大事來抓，局長鄭振鐸將重任交給了時年28歲的羅哲文。
  面對體量巨大的萬里長城，羅哲文經過勘察、研究，把明長城的重要關隘八達嶺作為新中國維修長城的第一站。他帶領工程隊，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修繕了八達嶺關城東西兩平臺等。1953年國慶日，八達嶺長城向公眾開放，成為全國首家向世人開放的長城景區。
  當時，能夠向國內外遊客介紹長城知識的人很少。周總理指示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長城的情況要給外國客人講解。」因此，若有外國元首或重要外賓登覽八達嶺長城，羅哲文都去客串「導遊」。
  做「導遊」的經歷，把羅哲文「逼上梁山」，開始對長城進一步研究。他查閱了中外學者的研究資料，考證後發現，外國人說的長城長2500公里，竟是用比例尺從地圖上量出來的。這顯然是很大的錯誤。
  長城不是一條線或一道牆，而是由城牆、敵樓、關城、墩堡、烽火臺等組成的超級軍事防禦工事。它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南北縱橫的。
  長城究竟有多長？這個問題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
  過去，人們常說「秦始皇修萬里長城」。羅哲文通過歷史文獻考證、實地勘察，發現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互相防禦，就在各自的領地上修築參差交錯的城牆。這是中國修長城的開始。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防止匈奴侵擾，派大將蒙恬率數十萬民眾，在原來燕、趙、秦三國長城的基礎上，修築了西起甘肅臨洮、東至遼東延袤萬餘裏的長城，始有「萬里長城」之稱。
  秦以後，漢武帝不僅修繕、利用了秦長城，還在陰山以北修築了一道外長城。外長城西起新疆、東至鴨綠江北岸，全長近兩萬裏，是我國古代所修築的最長的長城。漢以後，這道外長城逐漸荒廢。
  到了南北朝、隋、金等朝代，統治者都或多或少修築過長城。明滅元後，元朝蒙古族後裔不斷南下侵擾，再加上東北女真族的崛起，北方防務關乎明朝國家安危。在明朝統治的200多年裏，修長城幾乎沒停過。
  明朝設立了九邊重鎮，並把過去用石塊、泥土修築的長城，改用條石、城磚砌築。明長城東起遼寧虎山、西至甘肅嘉峪關，是歷史上規模最大、最堅固、最雄偉的長城，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最後修築的萬里長城。
  所以，要搞清楚長城究竟有多長，就得把歷代長城的長度加起來。但這並不是簡單的算術題。
  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往往語焉不詳。《史記》稱秦長城「延袤萬餘裏」，但具體多長不明確。而千百年來，那些用黃土夯築或是蘆葦、砂石混築的城牆，飽受風侵、雨蝕、雷擊、地震、戰爭和人為的破壞，很多都已經傾圮荒廢，甚至無跡可尋。
  後代修長城，多少會利用前代長城。比如，明朝修長城時，有的地方是對前代長城牆體加高、加厚、砌磚；有的地方是對前代長城截彎取直；有的地方則另選新線……
  羅哲文傾盡三十多年心血，「累登九鎮三關險，踏遍長城萬裏遙」，最後得出長城「縱橫十萬餘裏」的結論。
  而根據國家文物局2012年發佈的長城資源調查成果，歷代長城總長度為21196.18公里，分佈在北京、天津、河北等15個省區市。
  針對這個結果，中國長城研究院院長趙琛認為，「由於以前長城概念、測量技術等方面的局限，加上各省區市記錄的標準不同，所以目前統計出的長城總長度也不完全準確，萬里長城有多長，還有待進一步測量。」
  北京的長城有多長？答案在四十年前就調查清楚了。只不過，同時揭示出來的，還有一個令人痛心的狀況。
  1984年4月，北京市政府聯合當時的地質礦產部、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共同啟動了一項航空遙感綜合調查專案，調查北京境內長城的基本情況。
  北京地處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交匯地帶。南北朝時期，北齊政權為鞏固北方邊防，在今遼寧、北京、河北等地，修築了多段長城。明朝定都北京後，在北齊長城的基礎上更大規模修築，北京境內長城達到千裏。清康熙、乾隆平定准噶爾叛亂後，長城開始失去軍事防禦作用，逐年失修。
  這次航空遙感調查顯示：北京境內的長城全長629公里（因測繪手段和統計要求不同，2019年公佈的數據為520.77公里），呈半環狀分佈在北部山區，從東到西橫跨今天的平穀、密雲、懷柔、延慶、昌平和門頭溝六個區。其中牆體完整、敵臺、垛口略殘的部分，僅占長城總長的16.6%，而只遺留土堆或少量殘壁的部分，卻占了長城總長的66%。
  北京境內的長城失修嚴重。這個結果，讓很多人大為震驚。而時任《北京晚報》新聞部記者的蘇文洋，在這個結果公佈的一年多之前，就已經關注到了長城損毀情況。
  「巨龍」遍體鱗傷
  創刊於1958年的《北京晚報》，一度是北京地區發行量最大、讀者數量最多的報紙。在沒有電視、網路的年代，很多北京人每晚的念想，就是看晚報上刊登的各行各業、犄角旮旯的新鮮事。
  蘇文洋是《北京晚報》負責文化教育新聞的跑口記者。「那時候，晚報2分錢一份，只有4個版，還經常拿出半個版來給文物報導。」他受此鼓勵，對歷史文化尤為關注，一心想「寫有影響力的報導」。
  巧的是，他家離市文物局很近，隔三差五就去登門採訪，因此發表了大量拯救北京文化古跡的報導。禁止在故宮拍攝影視劇的政策、叫停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附近的水泥廠擴建等文保事件的背後都有蘇文洋的身影。
  1983年，蘇文洋採訪了中國長城研究會會員成大林。時年41歲的成大林，還有一個身份是新華社攝影記者。不久前，他剛完成拍攝長城全貌的任務，跋涉六萬多裏路，拍攝了兩千多張長城照片，是當時「見到長城最多的人」。
  採訪過程中，蘇文洋看到兩千多張照片中的長城，大部分都已經是殘垣斷壁，這與印象中雄渾偉岸的長城大相徑庭。北京的長城，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情況？他跟市文物局古建處的同志商量，一起去八達嶺長城踏勘。
  八達嶺長城位於北京延慶軍都山的山口，關溝古道的最北端，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明朝為加強京師的防禦力量，在京城以北修築了兩道長城防線，即內、外長城。八達嶺長城屬內長城，其作用是保衛京師和皇陵。因此，這裏城臺密集、建築雄偉，是明長城的精華所在。
  而蘇文洋一行人頂著烈日，來到八達嶺長城的第二制高點——北七城臺時，「腳下都是光禿禿的土堆，垛口全部化為烏有」。站在上面極目遠望，修過的地方，擠滿了遊客；而北六到北七城臺之間，「百米長的城牆，已經體無完膚，大部分城牆和牆基坍塌了，梯道也變成渣石堆。」長城宛如一條遍體鱗傷、伏地沉睡的巨龍。
  「長城破損嚴重，你們怎麼不抓緊修啊？」蘇文洋問市文物局的同志。
  市文物局古建處的王效青聽後叫苦不迭，「我們當然想修，可是沒錢呀！」
  當時，北京大量古建年久失修，在文物保護方面「欠賬」太多。1978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時，最要緊的任務是「搶險」，「能保證文物古建不塌、不漏就不錯了，維護基本談不上」。
  「搶險」的資金也非常有限。王效青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每年下撥的文物修繕費只有100萬元，而且都是打在城市維護費裏的。這些錢對全市200萬平方米的古建築來說，就好比「撒芝麻鹽」。「修大的不夠，只能修小的。大工程往往幹了半截兒，錢就不夠了，還得等到下一個年度。」
  土木之工不可擅動，何況像長城這樣的工程。
  從1953年到1983年，國家和市級部門投資數百萬元，分期修繕了八達嶺關城東西兩平臺、南北四個城臺敵臺、北四到北六等處城牆城臺。然而，這些加起來總長度不到1.3公里。
  萬里長城什麼時候才能修完？蘇文洋不敢想。「很多地方等不到修復可能就塌了、消失了。」他決定為長城大聲疾呼，但如果呼籲只停留在文字上，起不到多大的實際作用。怎麼辦？
  「能不能通過社會集資修長城？」這個念頭，開始縈繞在蘇文洋的腦海中。
  「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
  「改革開放初期，談錢的事兒，還是很敏感的。」蘇文洋把社會集資修長城的想法告訴市文物局的幾位同志，立刻引起爭論。
  王效青直稱，「這個想法太大膽」。1961年，八達嶺、居庸關等長城重點地段，已被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重點文物由社會集資來修復？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
  還有人說，如今大家生活都不富裕，手裏沒有多少錢，發起社會集資活動後，萬一沒有人捐款，該如何收場？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蘇文洋心裏也沒底，決定先寫一份報告和活動方案，請示《北京晚報》的領導。但寫之前，首先得想一個朗朗上口的名號，讓人一下子能記住。
  活動叫什麼呢？蘇文洋琢磨，「一定得是時代的心聲。」
  上世紀80年代，是火熱的年代。大家都鉚足了勁兒，要奪回失去的時光。1981年中國女排首奪世界盃冠軍，各行各業都在學習女排精神，「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我的，也是你的。」一天早上，蘇文洋突發靈感，在稿紙上寫下「愛我中華修我長城」八個字。他興奮異常，「大早上四五點鐘在屋子裏頭來回轉悠，手之舞之。」接著，一口氣寫了滿滿幾頁報告。
  時隔40年，蘇文洋一直保留著這份報告，多次搬家也沒捨得扔。他從一捆發黃的資料中取出幾張稿紙，上面有多處修改的痕跡，遞到記者面前說：「這就是當年報告的底稿。」
  其中寫道：「綿綿長城，不可能在短期內靠國家撥款修復，當此國家百廢待興之際，更是資金短缺之時……中國人民有能力、有責任和國家一道保護中華民族的象徵——萬里長城。」
  對能籌集到多少資金，蘇文洋胸中無數。他在方案中設想，單位贊助以一千元為起點，個人以一百元為起點，先集資修復八達嶺長城北六城臺至北七城臺之間這一小段。如果條件允許，從北七臺依次修復，直至青龍橋火車站。後來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想。
  報告和活動方案交上去後，時任《北京晚報》總編輯的顧行表示認可，但報社也拿不准政策上是否允許，於是蘇文洋又和《北京晚報》本市新聞組組長張志華等繼續向北京市委、市政府請示報告。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領導們都對這個提議表示支持」。
  1984年6月21日，蘇文洋借在人民大會堂採訪的機會，分別徵詢了當時的國務委員穀牧、中宣部副部長鬱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連貫等領導同志的意見。穀牧肯定地說：「修文物是好事，只要是修文物我就支持。誰反對，將來我為你們說話。我支持你們。」
  蘇文洋問，社會集資修文物，是否違背中央精神？鬱文回答說：「這不違背中央精神，我看是可以的。」連貫則表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將在經濟上給予一定支持……」
  這些肯定和鼓勵，給蘇文洋和報社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
  同一天，蘇文洋直奔北京市文物局，商量如何發起這項活動。時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的彭思奇對社會集資修長城完全同意，但他提出，「文物局為市政府的一級機關，不宜直接出面作為發起單位，可以請八達嶺特區辦事處出面。」
  八達嶺特區是北京的兩個旅遊特區之一。1981年，北京市政府為加強對八達嶺長城、明十三陵的文物保護和旅遊管理，批准成立了兩個特區辦事處，作為延慶縣、昌平縣政府的派出機構。
  市文物局派王效青到八達嶺特區辦事處，問他們願不願意幹，「他們一聽高興壞了，正愁沒錢修長城呢！大家說，如果搞社會集資，誰捐了錢，以後來參觀不收門票；要是趕上中午，還可以請吃午飯！」
  蘇文洋還請教了羅哲文。修復八達嶺長城後，羅哲文先後參加了山海關、嘉峪關等段長城的修繕。當時國家財力有限，長城只能重點修復、重點開放，聽到社會集資修長城的想法，他連聲稱讚：「好！好！」
  羅哲文對蘇文洋說：「長城是中國人民的驕傲，這樣一個大文物，保存下來的部分已經不多了。如果繼續壞下去，以後就不好修了。我們這一代人現在修好它，並且保護好，那將對子孫萬代都是大好事。」
  徵詢各方意見後，北京日報社編委會為此專門召開了會議。會上決定，為擴大社會影響力，《北京晚報》《北京日報》和《北京日報郊區版》都參加這項倡議活動，並邀請《經濟日報》和《工人日報》參加。
  由此，五家新聞單位和八達嶺特區辦事處聯合組成「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委員會。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則活動啟事——《北京晚報、八達嶺特區辦事處聯合舉辦「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呼籲各單位和個人量力而為，參與贊助。
  啟事見報當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對《北京晚報》記者說：「這是一個好的活動，是個大好事。」說完，習仲勳應邀為活動題詞——「愛我中華修我長城」。
  次日，《北京日報》和《北京日報郊區版》《經濟日報》《工人日報》等也刊發了活動啟事和報導。新華社等媒體紛紛跟進報導。
  一時間，社會贊助修長城的消息，傳遍祖國大江南北。
  20天集資70萬元
  啟事登出後，北京市文物局專門辟出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小屋，作為捐贈接待室。「本來是一個臨時的辦公室，也沒有掛牌子」，王效青沒想到，從週一到週末，從早到晚，捐款的人絡繹不絕。
  湖北省房縣工業局的許光仲，在上世紀80年代經常來北京出差。他多次去爬八達嶺長城，既為它雄偉壯麗的一面而驕傲，又為它破舊不堪的一面而心酸。在報紙上看到社會集資修長城的消息後，他動員全家捐了500元。這是他攢了近一年的工資，原本準備用來修自家老房子的。
  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範壽康，1981年從臺灣輾轉美國回到大陸定居，1983年因心臟病逝世。老人生前一直想去長城，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成為終身憾事。他的家屬看了《北京晚報》的活動啟事後，以老人的名義送來1000元，並附信：「他老人家若九泉有知，一定會為此感到無比欣慰。」
  河北省行唐縣興華貿易公司的經理張三海，一人捐了1萬元。他曾是一名解放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時常被朝鮮人民問起：「你見過長城嗎？」回國後，他專門到北京來看長城，結果看到的是殘破不堪的情景，深感痛心。
  改革開放後，張三海帶領兩名待業青年組成了合營小組，沿街賣貨，慢慢發展成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他成了最早的一批「萬元戶」，當得知要修長城的消息後，立馬捐出了1萬元。
  當時的延慶縣委、縣政府除贊助1萬元外，還鼓勵當地群眾歸還從長城拆走、揀拾的城磚和石條。
  八達嶺長城位於延慶境內，沿線山多地少，農民普遍不富裕。多年來，沿線農民靠山吃山、靠長城吃長城。尤其是十年動亂期間，長城部分城磚、石條被附近農民拉走壘豬圈、蓋房子了。
  延慶縣西撥子鄉岔道村村民張志有看了報紙上的消息，主動把家裏準備蓋房子的200塊城磚、4塊石條送到村大隊。在他的帶動下，岔道村先後有12戶村民交還總計1500多塊長城磚石。
  延慶縣沈家營鄉雙營村的賀海開了一座磚窯廠，1980年北京德勝門修繕時用的就是他燒的城磚。得知「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活動後，他不僅為修長城捐了1.7萬塊自己燒的磚，還把賣磚所得的500元錢也捐了出去。
  數不勝數的書信，從祖國四面八方飛來。
  一位15歲的中學生來信寫道：「從今天晚上起，我一天存1角錢，到年底還有179天，可以存起17.9元。到時候，我一定湊齊20元，給我們的『巨龍』治病，好嗎？」當年年底，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學生果然寄來了20元錢。
  雖然公佈的收信地址是活動辦公室，不少人仍把信寄到了北京日報社。今年68歲的蘇文洋，至今仍保留著當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和開國上將、全國政協副主席肖華等捐款時的附信。創作過《長征組歌》的肖華，後來寫了一首《長城之歌》發表在《北京晚報》上。
  從中央到地方，從公司到個人，捐款修長城，成了全國上下的共同心願。張明敏、蘇小明、沈小岑、蔣大為等當紅明星，先後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義演；舒同、趙樸初、啟功、周而複等著名書法家、作家，陸續捐獻書法新作；北京及各地醫院的醫護人員，為活動舉行義診……
  短短20天時間，活動委員會收到了70萬元贊助款。
  為了取信於全國的贊助者，活動委員會專門聘請時任北京市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兼律師的劉捷、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文傑作為義務財務顧問，負責監督這項活動的財務收支。
  「活動委員會是臨時機構，所有成員一邊幹著本職工作，一邊為長城的事兒忙得不可開交。」王效青記得，「當時光收據就開出三四箱。更多人都沒有留下姓名，只寫著『湖南一工人』『北京某女生宿舍』等。」
  在全國各地的熱情捐款下，八達嶺長城修復工程很快開工。
  王效青帶著市文物局的工程技術人員，冒酷暑爬山涉險。「那時候條件差，沒有錢買設備，我們就用笨辦法，拿10米長的皮尺和一把釘子。釘釘子，掛皮尺，邊走邊量。」就這樣，只用4天時間完成了測繪，12天完成了全部設計圖紙。
  施工方陸續進入現場。千餘名施工人員排成長龍，每天從清晨6點一直奮戰到夜色降臨。山路崎嶇，往長城上運料困難，運料工人把探照燈安裝在長城上，晝夜不停地背磚運石。十幾萬塊城磚、數千立方米的巨石以及上千噸的灰沙，不到20天時間全部運到了海拔800多米的施工現場。
  據王效青回憶，羅哲文多次親臨施工現場，給工人們技術指導：「修長城，一要保持原狀，二要多用原材料。不要用水泥而要用石灰，城磚儘量採用原來的，舊磚、碎磚都可以用，這是文物。」
  八達嶺長城修復第一、二期工程，自1984年7月28日開工，原計畫11月中旬完工，到9月17日就提前竣工了。
  鄧小平欣然題詞
  看到八達嶺長城修復進展順利，蘇文洋想，如果能把長城沿線各城市都號召起來，那該多好！
  如何號召？蘇文洋和活動委員會商量，提出了更大膽的想法——邀請鄧小平同志題詞。
  「那時候年輕，才28歲，敢想敢幹。」蘇文洋和報社同事把活動相關情況寫成文字，然後請有關部門呈報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日理萬機，能為此專門題詞嗎？誰都沒太大把握。
  過了幾天，蘇文洋接到一個電話，中南海傳來佳音——小平同志的題詞寫好了，馬上到中南海西門去取。他掛了電話，立馬騎上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用最快速度趕往中南海。
  由於速度太快、「車閘不靈」，在路上蘇文洋不小心撞了一位姑娘。他來不及陪姑娘去醫院，也不方便說明原委，就寫了一張紙條，留了電話，道歉說：「我有急事，你自己去醫院吧，有問題儘管來找我。」後來，那位姑娘並沒有找他。
  蘇文洋急匆匆趕到中南海西門，門口的警衛人員問：「你找誰？」他自報家門，並說：「我是來取急件的。」很快，傳達室的工作人員遞過來一個大號牛皮紙信封。他迫不及待地展開，只見「愛我中華修我長城」八個蒼勁的大字力透紙背。
  「偉人的關懷，凝聚在字裏行間！」蘇文洋至今不忘，那一天是1984年9月1日。他感慨道：「做了多年記者，自己參與組織的活動能得到小平同志的關懷和親筆題詞，這是我莫大的榮幸！」
  蘇文洋取回小平同志的題詞後，報社同事聞聲都圍了過來。時任北京日報社排字車間主任的白利平記得，「報社就跟過節一樣熱鬧，大家都高興、驕傲。」
  9月2日、9月3日，《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分別在頭版刊登了小平同志題詞——「愛我中華修我長城」。
  報紙印完後，蘇文洋去車間把小平同志題詞的這塊銅版摳了下來，留作紀念。記者採訪時，他從上衣口袋掏出這塊珍藏多年的「寶貝」，只見其手掌大小，泛著暗紅色，凸出的字跡間，似乎還殘留著當年的油墨。
  蘇文洋還把小平同志的親筆題詞，拿到琉璃廠榮寶齋，用木版浮水印技術，按原大印制了50軸，交給活動委員會。「如果有突出貢獻的單位或個人，我們就送他們一軸，表示感謝。」
  報紙送入千家萬戶，小平同志的題詞，在全國再掀熱潮。
  《秦皇島日報》原高級編輯孫志升曾撰文回憶：「秦皇島市作為中國首批進一步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作為擁有萬里長城入海處老龍頭和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山海關的城市，自然很快認識到開展這一活動的重大意義，開始考慮向北京學習，為修復山海關老龍頭搞社會贊助活動。」
  山海關老龍頭，是明長城東部入海處。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山海關後，老龍頭首當其衝，城池被毀，長期以來沒有資金修復。借鑒北京的經驗，1984年9月10日，秦皇島市發出維修山海關長城社會贊助活動的倡議書。
  上海人民為此捐款70多萬元。饒有趣味的是，捐款「大戶」來自南京路上大名鼎鼎的上海第一百貨商店。這家商店擁有全國商場第一部電動扶梯，前來「打卡」的遊客源源不斷。商店為了控制人流，每人每次乘梯收費一角。最後，商店把近萬元的「乘梯」收入捐贈修復山海關老龍頭。也就是說，上海先後有近10萬人次通過這種形式，為修復長城添磚加瓦。
  不惟秦皇島，天津、錦州、西安、甘肅嘉峪關等長城沿線的一些城市，相繼成立了當地的「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組織，修復所在地段的長城。有的是擴大了維修範圍，有的是新修開放，還有的是加強了保護措施。
  更重要的是，更多人保護長城的意識被喚醒。今年59歲的劉久永，是懷柔區懷北鎮河防口村的村民，村西口不遠處就是明長城，他打小在那裏放羊、砍柴、掏野鴿子窩，村裏人蓋房子也從上面扒磚、取土。在電視上看到小平同志的題詞後，「大家知道長城是文物，不能隨意破壞，連上面的柴火也不砍了。」
  羅哲文曾評價說，這場轟轟烈烈的活動，「一方面扭轉了『文革』中長城橫遭破壞的命運，另一方面把保護長城上升到弘揚民族精神的高度，開創了長城保護的新局面，具有劃時代意義。」
  海外僑胞、國際友人也被長城牽動。
  活動發起後，美聯社、埃菲社等國外報刊、電臺、通訊社都進行了報導，海外華僑、華裔人士和美國、法國、日本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友人紛紛表示願意參加贊助，並詢問有關贊助辦法。
  為此，活動委員會不得不對贊助條款作出補充修改，並在《北京晚報》上公開說明：海外人士、國際友人的贊助辦法，與國內人士一樣。
  李政道、楊振寧等18位著名華裔科學家，每人捐了500美元；巴基斯坦政府贊助了20萬元人民幣；希臘船王拉脫希斯全家捐了100萬美元……
  「長城屬於世界人民」
  1985年6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在給自費留美的兒子侯帆星寫信時，興致勃勃地說起希臘朋友捐款100萬美元的事兒，並寫道：「現在維修長城，已獲得不少外國朋友的捐助。」
  侯仁之在家信中提及此事，可見對其觸動很大。
  1984年春，侯仁之應邀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介紹中國的歷史、北京的古跡。美國專家問侯仁之，中國歷史悠久，有無數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名勝，為什麼不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世界遺產公約），讓全世界參與保護。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教授斯坦伯格對侯仁之說：「中國的萬里長城，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不僅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也是屬於世界人民的。」
  侯仁之聞言十分激動。他寫信詢問當時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代表張維：我國是否準備加入世界遺產公約、是否提出過維修保護專案？得到的回復是：有關部門還在研究。
  就在這時，侯仁之從華盛頓大學建築系多恩·麥格拉斯教授那裏聽說了一個好消息。1984年7月26日上午，他去拜訪麥格拉斯教授，一見面，麥格拉斯教授就興高采烈地說：「一個好消息！」隨即把前一天《紐約時報》的一張複印頁送給他。他接過來一看，中國正在維修萬里長城的大字標題赫然在目。
  這突如其來的「見面禮」，讓侯仁之又驚又喜。驚的是，他完全沒料到，出國還不到一年，國內竟有如此大的變化。「如非祖國經濟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真正好起來,哪里有可能來進行這樣的維修活動」。喜的是，「連外國朋友也為我國人民這樣一件壯舉而與我同歡。」
  國慶前夕，侯仁之回國後，立即為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而多方奔走。侯仁之的學生、北京地理學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朱祖希向記者解釋說：「十年動亂時期，中國和國外交流太少，資訊閉塞，很多人不知道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有什麼用。」
  恰逢國內外捐款修長城方興未艾，侯仁之敏銳地意識到，這既是生動事例，也是推進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的最好時機。他和夫人張瑋瑛「懷著激動的心情」捐了1100元，並致信《北京晚報》。
  信中寫道：「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血汗凝結而成的萬里長城，必將成為最寶貴、最值得紀念的人類文化遺產之一，永存人間。」侯仁之站在國際視角，第一次把長城稱為「人類文化遺產」。
  接著，1985年4月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侯仁之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並邀請羅哲文、規劃大師鄭孝燮和著名生態學家陽含熙共同簽名，內容是中國應申請加入世界遺產保護公約。這就是開啟中國申遺歷程的「663號提案」。
  提案引起高度重視。同年12月，中國成為世界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之一。侯仁之深謀遠慮，「建議政府把同樣具有世界意義的故宮、盧溝橋等文化古跡『捆綁打包』，一起申遺。」
  1987年12月，長城、故宮、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泰山、秦始皇陵（含兵馬俑坑）、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首批世界遺產。侯仁之也因此被尊為「中國申遺第一人」。
  次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拯救威尼斯及修復長城」活動，為北京捐款100萬法郎。國家文物局決定，這些捐款用於修復慕田峪長城。
  延續長城的生命
  發起這項社會集資活動時，蘇文洋曾問羅哲文，北京地區的長城該如何修？
  羅哲文回答說，要分幾個步驟，先修國內外影響大、很快開放參觀的重要地方。例如，八達嶺、慕田峪和司馬台長城。「北京如果能花10年時間，把這三處長城修繕好，以後有條件再連成一片，那就太了不起了！」
  如其所願。到1994年，海內外參與這項活動的捐款個人達50多萬、單位團體近10萬個，捐款總計6000餘萬元。用捐款修復了八達嶺長城4000多米、慕田峪長城1800多米、司馬台長城840米，總長超過6000米、城臺20多座。
  如今，這些長城段落作為北京的旅遊勝地，每年吸引著數以千萬計的遊客慕名而來。
  作為景區的長城，其實只是長城很小的一部分。到2000年左右，北京開放的長城加起來只有10餘公里。也就是說，北京境內的長城，絕大多數都是未開放的遺址長城，俗稱「野長城」。
  這些盤旋在高山峻嶺之間的遺址長城，被風沙磨蝕、雨水沖刷，仍處在自然消亡之中。而隨著旅遊業興起，越來越多的驢友為尋找野趣，熱衷於攀爬遺址長城。京郊懷柔境內的黃花城長城，在2002年尚未開放，國慶假期時一天多達兩千多名遊客。
  原本殘破的遺址長城，經不起肆意踩踏。為了給長城保護「立規矩」，2003年，北京出臺了全國第一個長城保護專項規章——《北京市長城保護管理辦法》。《辦法》明令禁止攀爬、破壞未開放的遺址長城，並劃定長城臨時保護區。
  同樣是這一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人文奧運計畫」，在此前「3.3億文物搶險工程」基礎上，每年再投入1.2億元用於文物保護。這些資金，從根本上扭轉了長期以來文物修繕資金匱乏的窘迫局面。
  2004年，懷柔黃花城段長城開工搶修。北京懷建集團古建公司承接了這項工程，公司的高級工程師程永茂擔任技術負責人。修繕過程中，程永茂帶領工人把長城上的渣土全部過篩，所有牆磚無論好殘都回收利用，每個點位都要按照原來的曲線和坡度來做。
  程永茂說，修遺址長城和景區長城不一樣。過去，更多人希望認識長城。修繕時會追求恢復到長城初建時壯觀的狀態，比如開放的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都是完好的。進入新世紀以後，長城修繕強調「原狀保護」，原則是在現有情況下，延長長城的壽命，讓遺址長城的古樸滄桑之感真實地延續下去。
  隨著時代變遷，長城的修繕理念也在不斷更新。2019年，《北京市長城文化帶保護發展規劃（2018年-2035年）》公佈，以文化帶方式推進長城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利用。北京長城保護，由「被動的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研究性修繕」並重轉變。
  以北京懷柔箭扣長城修繕為例，程永茂向記者介紹，箭扣一期修繕工程中，因地面損壞嚴重，要求修繕時新磚添加率為20%至30%。二期，地面磚控制在5%以下。到了三期、四期，牆面、地面新磚加起來，補配量小於5%，「最小干預」理念被運用到極致。
  考古、建築、材料、植物、數位化等多學科研究手段和先進技術，被應用到箭扣長城的研究性修繕中。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湯羽揚說：「過去，我們依靠經驗修長城，現在，我們要為這些經驗找到科學依據。」
  千變萬變，在程永茂看來，唯一不變的，「是用心把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傳承好」。在他的工作室裏，掛著小平同志「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題詞。這幅題詞，最早是蘇文洋在榮寶齋木版浮水印的50軸之一，後來由王效青送給了對長城修繕有貢獻的古建專家馬旭初。
  馬旭初是興隆木廠第十四代傳人。明清兩朝，興隆木廠是京城12家官木廠的首櫃，涉及皇家的工程都交給興隆木廠，再由其分包給別家官木廠。北京城裏的古建，大半兒都由興隆馬家建造或者修繕過。
  故宮博物院高級工程師樸學林是興隆木廠第十五代傳人。1991年，程永茂拜樸學林為師，成為興隆門瓦作第十六代傳人。入師門後，程永茂的踏實肯幹和對修長城的熱忱，得到師爺馬旭初的認可。
  2013年，馬旭初把這幅珍藏多年的題詞和自己的瓦刀傳給了程永茂。這兩件寄託師爺厚望的禮物，一直激勵著程永茂。20年來，從黃花城，到慕田峪、青龍峽、鷂子峪，再到箭扣，程永茂已負責搶修遺址長城近2萬米。
  程永茂是興隆門「延」字輩，師父樸學林送他藝名「延啟」，寓意「延續、重啟文物生命」。如今，年近古稀的他，仍堅守長城修繕第一線。他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長城的生命，會在一代代人的傳承下，無限延續下去。」
  （張小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