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語
  在智能手機普及的今天，學生與科技的關係愈發緊密。澳門作為國際化都市，青少年群體中手機持有率極高，這既為學習提供了便捷工具，也衍生出分心、近視、社交疏離等問題。教青局近期宣佈將於新學年推出校園手機管理指引，要求學生入校後統一存放手機，放學後方可取回。此舉旨在減少課堂干擾，引導學生回歸學習本質。然而，如何在科技便利與健康成長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澳門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共同課題。
  澳門並非首個嘗試校園手機管理的地區。早前，全澳已有五十所學校參與先導計劃，通過設置手機櫃、掛牆手機袋等設備集中管理學生手機。實踐證明，此舉顯著減少了課堂分心現象，並促使學生在課餘參與體育活動、閱讀及社交互動。教青局局長龔志明強調，新指引並非「一刀切」，校方可因地制宜選擇管理方式，核心在於避免手機隨身攜帶影響學習。此外，當局與電信商合作推出「學生手機計劃」，自動過濾暴力、色情等不良資訊，為青少年構築網絡防線。
  然而，手機管理絕非校園單方面的責任。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我國青少年近視率已超50%，其中過度使用電子產品是重要誘因。然而，單純限制校內使用無法解決放學後的沉迷問題。澳門教育界普遍認同，唯有家校合力，才能引導學生科學使用手機。
  學校可通過講座、工作坊等形式，向家長普及手機管理的科學方法。例如，制定家庭手機使用公約，明確使用時長與場景；鼓勵家長以身作則，減少自身對手機的依賴。有議員建議，針對不同學段實施差異化管理：幼稚園及小學低年級禁止攜帶手機，初中以上則在家長同意下允許有限使用。同時，學校應強化課堂吸引力，通過互動教學、項目式學習減少學生對手機的注意力需求。
  值得借鑒的是，蘇黎世大學研究發現，自小被嚴禁使用電子產品的學生，成年後自控力反而更差。這警示我們，管理需以培養自律為目標，而非簡單禁止。澳門青年團體提議，對高年級學生推行「自主使用協議」，結合AI技術監測使用時長，並通過倫理課程引導學生思考科技責任。
  2021年，中國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發佈《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光明行動工作方案（2021—2025年）》（以下簡稱《光明行動工作方案》），明確提出中小學校需嚴格管控學生手機使用，要求「有限帶入校園、禁止帶入課堂」。這一政策旨在遏制青少年過度依賴電子設備引發的健康與學業問題，成為全國校園手機管理的重要綱領。澳門在遵循國家政策方向的同時，結合本地教育生態的特殊性，探索出一條「原則統一、細節靈活」的實施路徑，既回應了國家層面的關切，又展現了城市治理的精細化特色。
  《光明行動工作方案》的出臺，標誌著中國教育系統對青少年電子產品使用問題的系統性干預。政策的核心邏輯在於通過限制手機入校，減少課堂分心與課外沉迷，從而保障學生的學習效率與身心健康。
  國家層面的「一刀切」禁令，從根源上切斷了校園內手機濫用的可能性，具有明確的政策導向。然而，澳門作為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其教育環境存在顯著差異：學校類型多樣（包括公立、私立及國際學校）、學生家庭背景複雜、數位化教學需求迫切。若完全照搬內地模式，可能引發執行阻力或資源錯配。
  因此，澳門教青局在制定《校園手機管理指引》時，既保留了「有限帶入、禁止課堂使用」的核心原則，又通過彈性條款為學校留出自主調整空間。例如，政策允許「特殊情況下經教師批准使用手機」，這一例外條款充分考慮了實際教學場景中的靈活需求。在科學實驗課中，學生可能需要用手機拍攝實驗過程；在外出考察時，教師可能要求學生通過手機即時查詢資料。這種「原則與例外並存」的設計，既維護了課堂紀律，又避免了因絕對禁止而犧牲教學創新。此外，澳門鼓勵學校開發「校本規則」，即根據自身條件制定具體管理細則。例如，某些國際學校因課程設置需要，允許高年級學生在自習課使用手機進行學術研究；而傳統公立學校則可能更嚴格限制手機接觸時間。這種差異化管理模式，既體現了對校園多樣性的尊重，也提高了政策的可執行性。
  平衡自由與規範的國際經驗
  全球多國已針對校園手機使用立法這些政策背後，是對學生心理健康與學習效率的深切關懷。西歐國家在校園手機治理上的探索，為澳門提供了多元參照。荷蘭與法國以不同年齡閾值和政策邏輯，展現了數字時代教育治理的兩種路徑。荷蘭2018年立法禁止12歲以下學生帶手機入校，實行「年齡分層管控」：12-16歲需家長申請及學校批准，16歲以上允許攜帶但課堂禁用。這一政策源於對兒童認知發展的科學考量——烏得勒支大學研究表明，12歲前接觸螢幕會使注意力缺陷風險增加43%。實施五年後，荷蘭12歲以下兒童日均螢幕時間降至2.8小時，校園欺淩減少29%。其創新在於將禁令與「無螢幕童年」結合，推出「100分鐘戶外計畫」，並允許教育場景例外使用手機（如科學課記錄數據），平衡了管控與教育需求。
  但低收入家庭面臨親子溝通成本增加的問題，反映出政策的社會公平挑戰。
  法國則經歷了從課堂規範到全面禁令的轉變。2017年《薩潘法》最初規範課堂使用，因效果有限，2018年將禁令擴大至15歲以下學生全域。此舉使12-15歲學生深度睡眠增加47分鐘/晚，課堂參與度提升28%，但引發移民家庭跨國家庭監護的爭議。法國通過「校園數字監管平臺強化執行，設立「緊急聯絡白名單」應對特殊需求，並以「手機寄存藝術項目」提升接受度，體現治理的嚴謹與創意。
  兩國政策差異根植於文化傳統：荷蘭的「預防性治理」源於兒童福利傳統，處罰以心理輔導為主；法國的共和主義治理」強調國家責任，可處最高500歐元罰款。但二者共用技術焦慮，均將AI倫理納入課程，並在爭議中展現政策彈性——荷蘭提供低收入家庭通訊補貼，法國在疫情期間臨時放寬禁令。
  對澳門而言，荷蘭的年齡分層、法國的豁免機制具直接借鑒價值。可參考荷蘭12歲分界點優化管理梯度，引入法國的多元主體評審小組處理特殊需求。兩國將治理與文化、教育結合的思路更具深層啟示：如荷蘭以戶外教育替代螢幕時間，法國用藝術寄存賦予管理儀式感，澳門可從中汲取靈感，設計兼具本土特色與技術溫度的解決方案，避免「一刀切」，在東西方治理智慧中尋找平衡，讓手機管理成為培育數字公民的教育契機，而非單純的技術防控。
  這些實踐揭示，數字時代的教育治理，本質是在技術工具性與教育人文性之間建構新平衡。澳門的探索，或許能在這種平衡中，走出一條既守護成長又擁抱未來的獨特路徑。
  防範學生逆反心理
  校園手機管理政策的本意是守護學生的健康與學習效率，然而當規範走向極端化，往往衍生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全球多國的實踐顯示，過度嚴苛的禁令不僅難以根治問題，反而可能激發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甚至催生更隱蔽的對抗行為。這一現象背後，既有人性對自由的本能渴望，也折射出現行教育治理中「權威與自主」的深層矛盾。
  青少年階段是自我意識覺醒的關鍵期，心理學家埃裏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的「同一性vs角色混亂」理論指出，此階段個體亟需通過自主選擇確立身份認同。當外部權威以「絕對禁止」的方式介入，實質上構成對自主權的壓制，容易引發兩種典型反應：一是公開抵抗，如美國加州某中學曾發生學生集體拒交手機，並在社交媒體發起FreeMyPhone運動；二是隱性逃避，例如韓國首爾某高中學生將備用機藏在鞋底或文具盒中，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貓鼠遊戲。
  更值得警惕的是，嚴苛禁令可能加劇師生關係的緊張。法國一項針對200所中學的調查發現，在實施「入校即沒收手機」政策的學校中，73%的教師反映課堂衝突事件增加，學生常以「忘記帶手機」為由挑戰規則權威。這種對立氛圍，反而偏離了教育應有的信任與引導本質。
  絕對禁止往往催生更複雜的地下行為。荷蘭2024年推行「課堂禁用智能手錶」政策後，學生迅速轉向隱蔽設備，如偽裝成計算器的微型手機，或通過智能眼鏡投射虛擬螢幕。更令人擔憂的是，地下交易鏈隨之滋生——部分學生以每日5歐元的價格出租備用機，形成「違禁科技黑市」。這些設備通常繞過學校網絡監控，反而使學生暴露於未經審查的內容中。
  類似現象在澳大利亞同樣顯著。該國2023年立法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平臺後，青少年轉向Discord等加密社群，甚至自建伺服器規避監管。墨爾本大學研究指出，這類「數位遊擊戰」使不良資訊傳播更隱蔽，完全背離政策初衷。
  不同社會文化對嚴苛禁令的反應呈現鮮明差異。在個人主義盛行的西方，反抗往往公開且直接。2022年，美國加州一名家長以「侵犯財產權」起訴學區手機禁令，法院最終判決學校僅能課堂保管而非禁止攜帶。此案例暴露法治社會中政策與個人權利的潛在衝突。
  而在東亞集體主義環境中，反抗更趨隱性與策略性。日本2025年教育部調查顯示，儘管98%學校執行「課間禁用手機」，但四成學生承認曾在廁所或樓梯間偷用。他們將行為合理化為「查單詞」「看實驗步驟」，形成集體默契的「灰色使用」。這種「表面順從，實質迂迴」的模式，使禁令淪為形式主義。
  這些案例揭示，有效管理需兼顧人性需求與規則底線。當青少年感受到尊重而非壓制，當政策呈現為「保護」而非「懲戒」，逆反心理自會消解。
  培養未來的數字公民
  人工智慧的迅猛發展，讓手機管理面臨新挑戰。生成式AI工具可能被濫用於代寫作業，深度偽造技術則可能誤導學生認知。對此，澳門教育界呼籲將「科技倫理」納入課程，例如設計「AI倫理沙盒」情景模擬，讓學生在虛擬環境中權衡技術效率與社會責任。家長也需與孩子共同探索AI應用，教導辨別資訊真偽，培養思辨能力。
  歸根結底，手機是工具而非敵人。澳門的校園手機管理政策，不應止步於「堵」，更需著眼於「疏」。通過家校合作、課程創新、技術輔助，引導學生將手機轉化為學習助力。例如，利用多媒體功能創作數位作品，或通過雲端平臺開展跨國協作項目。唯有如此，才能讓學生在智能時代成為兼具科技素養與人文關懷的未來公民。
  澳門的校園手機管理政策，是對全球性難題的積極回應。其成功與否，取決於政策設計的科學性、執行的靈活性，以及全社會的共識凝聚。當局需持續監測效果，定期優化指引；學校應加強師資培訓，提升數位教學能力；家長則需擺脫「監管者」角色，與孩子建立信任對話。
  智能時代的浪潮不可逆轉，但人類始終掌握選擇的主動權。通過理性管理與正向引導，澳門有望打造一個既能擁抱科技便利、又能守護成長健康的校園生態，為全球提供一份獨特的「澳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