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是香港回歸祖國征途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也是黨的歷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篇章。再次回顧這場一波三折的艱苦談判,重溫中國共產黨實現祖國統一、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初心和使命,對於當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正確認識和處理香港問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解決香港問題提上日程
香港問題是英國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個部分,這片土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1840年鴉片戰爭後,英國強迫清政府相繼簽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強佔了中國的香港島、九龍,並強行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個島嶼(後統稱「新界」),使香港陷入英國的殖民統治。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三個不平等條約,考慮到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情況,根據香港在對外交往和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決定暫時維持現狀,在條件成熟時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英國賴以統治香港的法律依據是三個不平等條約。根據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新界租期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滿。新界占整個香港地區面積的92%,香港的能源和工業主要集中在這裏,離開新界,香港島和九龍無法單獨生存。1979年,距離新界租期屆滿只有18年,新界土地契約能否跨越「九七」的問題變得愈來愈迫切,香港股市和房市的投資者開始裹足不前。此時,英國政府首先提出了香港未來地位問題。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這趟看似禮節性的訪問,實際卻是英國精心謀劃了良久的投石問路之行,目的是試探能否把新界的土地契約跨越1997年,試探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態度。
3月29日,鄧小平會見麥理浩。談話從新界土地契約問題開始,麥理浩表示,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的年期不能超過1997年,到現在只剩下18年,人們開始為此而擔心。鄧小平指出:現在有人開始擔心香港將來的前途和地位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一貫的立場。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現在人們擔心的,是在香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請投資的人放心,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會見中,麥理浩提出,光有政治上的保證不能完全解決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建議把原來土地契約上注明的有效期限去掉,改為「只要仍在英國管理下,契約依然有效」。鄧小平明確表示不同意1997年6月後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意見,他說:「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影響投資者的投資利益,這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麥理浩的投石問路之行,沒能實現預期目的。英國政府並未放棄以新界土地契約為突破口,延長對新界管治期限的想法,繼續對中國施壓。1979年7月5日,英國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一份《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在備忘錄中,英方不僅提出要取消新界土地租約不能超過1997年的限制,還提出要取消1997年後總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對於英方的意見,中國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辭作出了答復:「奉勸英方不要採取所建議的行動,否則勢將引起對中英雙方都不利的反應。」此後,英國政府官員頻繁訪問中國,進一步試探中國對1997年後香港地位問題的態度。
隨著1997年的臨近,黨中央意識到,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1981年2月17日,鄧小平提出:「香港問題已擺上日程,我們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方針。請各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參考。」
香港問題的解決是相當複雜和艱巨的。正如當時主持港澳工作的李先念說的那樣:「說它複雜、艱巨,是因為香港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如果僅僅是這麼一個問題,事情比較好辦。複雜的問題是,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後,必須使香港繼續保持穩定和繁榮,以便能夠更好地維護香港居民的利益,更好地為我國四化建設服務。如果由於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或者沒有正確地執行政策,香港搞亂了,不僅不能繼續為我們所用,反而成了我們的一個大包袱。這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對我們都是有害無益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從實際出發,把高度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這番話,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指導思想。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等有關部門在廖承志的主持下,著手研究收回香港的方案。大家從中央關於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中得到啟發,認為「一國兩制」構想同樣適用於解決香港問題,並作為方針確定下來。1981年4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聯合起草了一份關於香港問題調研情況和各方面意見的報告,向中央正式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的建議。此後,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由廖承志主持,根據香港實際,研究提出瞭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並得到中央的肯定。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解決香港問題。這次會議肯定了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後原來制度不變,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針。會議強調:制定對港的方針政策,一定要考慮成熟,方針政策一旦宣佈就不能輕易更改,要做到信守不渝,說了算數;為了順利收回香港並保持其繁榮穩定,既要照顧香港工商界和其他階層的利益,也要適當照顧英國和英資財團在香港的利益。
在制定解決香港問題政策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十分注意徵求和吸收香港人士的意見。當時,對於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香港社會有不少人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疑慮。為此,從1982年3月到6月,鄧小平會見查濟民、霍英東、黃麗松、費彝民、王寬誠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直接瞭解香港同胞的反應,聽取他們的建議,說明中央政府收回香港的決定和有關政策。他說:「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件事已經定了。一切文章都在這個前提下做。現在,主要是研究這個文章怎麼做的問題。」在明白中國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堅定立場後,香港人士就如何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提了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大部分都被吸收到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中去。
中英談判拉開序幕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訪華,正式拉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序幕。此時,英國剛剛贏得了和阿根廷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戰爭,撒切爾夫人挾著勝利者的餘威和自信,可謂意氣風發,有備而來。據英方當事人回憶,英國當時曾考慮過用軍事手段抗拒中國收回香港,或者拉上美國和聯合國搞國際干預或國際託管,以至通過全民公決把香港變成「第二個新加坡」。如果這些方案都行不通,又企圖名義上將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以此換取中國同意英國繼續長期統治香港,也就是「以主權換治權」。
但中國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馬島。
對於即將開始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中國進行了科學分析和研判,認為英國作為一個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是不會輕易放棄香港的,談判將是一場複雜的、長期的鬥爭,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結果。但是,只要中國堅持收回整個香港地區的立場,又在政策上充分考慮香港的實際和注意照顧英國的利益,爭取英國同中國合作,最終達成一個符合中國立場和政策的解決辦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住地聽取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中國銀行有關負責人關於香港金融情況的彙報,並就撒切爾夫人即將訪華一事交換了意見。在交談中,鄧小平再次肯定1997年收回香港的決策是正確的,並且明確指出:「十五年中香港可能會發生波動,出亂子。我們要根據會出亂子這種可能性來安排一切。不僅對撒切爾夫人,而且對香港各界人士要說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時保護各方面的利益,使他們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這個大框子裏來做。如果這中間發生大的風波,我們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不得不作新的考慮。」這表明,中央從一開始對解決香港問題就做了兩手準備。
9月24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這次,「鐵娘子」遇到了「鋼鐵公司」。會見開始後,撒切爾夫人仍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提出英國是根據過去簽訂的條約管轄香港的,這些條約仍然有效,如果要改變這些條約,應該通過別的協議來代替,而不能單方面加以廢除。她強調,香港的繁榮有賴於英國的統治,如果現在對英國的管理實行或宣佈重大改變,對香港產生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並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只有1997年後英國繼續管理香港,香港的繁榮才能繼續保持。她還表示,如果兩國政府能就香港未來的行政管理安排達成協議,香港人民可以接受,讓英國議會也相信這些安排是有道理的,她才可以考慮主權問題。
針對撒切爾夫人的言論,鄧小平堅定而明確地給予了回擊。他說:「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裏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關於主權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針對所謂的「香港只有在英國管治下才能繁榮」的論調,鄧小平強調:「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當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針對「中國四化建設離不開香港」的說法,鄧小平指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
對於確保香港在過渡期不出現大的波動的問題,鄧小平直截了當地指出:「至於說一旦中國宣佈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發生波動,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了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同時,鄧小平還帶有警示性地提醒撒切爾夫人:「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我們進行磋商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單單是兩國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約束廠商及各行各業,不要做妨礙香港繁榮的事。」
鄧小平同撒切爾夫人的會談,是中英雙方解決香港問題的第一次正面較量,鮮明表達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和按時收回香港的堅定決心。撒切爾夫人在後來發表的回憶錄中曾談到此次訪華以及同鄧小平會見的情況,她承認英國的目標「是以香港島的主權,交換英國未來對於整個殖民地的治權」,但她說,鄧小平「卻非常執著」,「不為所動」,英國「不能取得我們所渴求的」。
這次會談,也是後來被鄧小平稱之為「定調子」的會談。通過會談,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動權。
第一階段談判的拉鋸戰
撒切爾夫人訪華後,從1982年10月至1983年6月底,中英雙方進行了副部長級的第一階段談判,磋商有關談判的原則和一些程式問題。
談判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雙方分歧的焦點在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問題上,即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是中英雙方談判的「前提」,還是正式談判的「議題」。英方認為,談判應以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共同目標,不應該有任何先決條件,主權問題只能作為更廣泛、更具體的一攬子交易的一部分加以討論。而中方則強調,談判要以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為前提,然後進入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繁榮穩定與移交主權等技術性問題。雙方各持己見,談判一直僵持了幾個月的時間,一度毫無進展。
在談判桌外,英國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國施加壓力,企圖迫使中國改變收回香港的立場。例如,極力鼓吹清政府割讓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論」;鼓吹「三腳凳」論,即鼓動香港市民表達「維持現狀」「英人治港」的「意願」,要求中英談判時,還應有所謂的「香港民意代表」以第三方的身份參加,以加強其在談判中的地位;打「經濟牌」,把當時香港經濟不景氣極力歸咎於中國,說成是由於「『九七問題的困擾」「香港前景不明朗所致」,以增加英國在談判桌上的籌碼。1983年1月,英方甚至強硬地提出,如果談判不能取得進展,就要對香港前途問題實行全民公決,或者在短時期內讓香港獨立或實行自治。
面對英國的刁難,中國政府立場堅定、毫不動搖,針鋒相對地予以堅決反擊,並按照既定部署,有條不紊地開展收回香港的準備工作。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其中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六十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是「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憲法的這兩條規定,為中國採取「一國兩制」方針實現祖國統一、設立特別行政區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
與此同時,在廖承志的主持下,有關部門根據各方面意見,尤其是香港人士的意見,對原來擬定的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進行了反復修改。198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原則批准了十二條方針政策,將其作為下一階段的談判基礎或在必要時自行予以公佈。十二條方針政策是:1.中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2.恢復行使主權後,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3.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法令、條例基本不變。4.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主要官員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門的公務、警務人員可予留任。特別行政區各機構也可聘請英國及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5.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6.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為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7.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照常流通,自由兌換。8.特別行政區財政保持獨立。9.特別行政區可同英國建立互惠經濟關係。英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10.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簽訂協議。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簽發出入香港的旅行證件。11.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12.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變。
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的提出,使按照「一國兩制」科學構想解決香港問題具體化,為中英談判奠定了基礎。鄧小平指出:這個「十二條」,是我們下個月開始同英國談判的基本方針。談判可能談好,也可能談不好,如果談不好,明年9月,我們也要單方面宣佈1997年收回香港,並同時宣佈中國收回香港以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這「十二條」。「十二條」裏面有個「五十年不變」,這樣規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減少他們的疑慮;可以使人們更感到我們政策的連續性、可靠性,有利於我們和英國談判,有利於順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榮。
英國政府發現中國政府不懼壓力,並獲悉中國關於香港前途的方案有可能提交將於1983年6月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唯恐陷於被動。在這種背景下,1983年3月,撒切爾夫人致函中國總理說:「如果中英兩國能夠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達成協議,而這些安排既能保證香港今後的繁榮和穩定,又能為中國方面,也能為英國議會和港人接受,我就準備向議會建議,使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
鑒於英方在交還香港主權問題上態度有所前進,中方表示願舉行實質性會談。1983年6月底,中英雙方達成協議,同意在會談過程中,與香港未來有關的各項問題均應討論,包括1997年後為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作的安排,從現在到1997年期間香港的安排和有關主權移交的事項。
談判從「1997年後」的問題開始談起,而非中方原來堅持的、要求英方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問題。其中的原因,鄧小平在6月25日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作了說明:「為了照顧英國,我們談判可能不從收回香港問題開始,而先從1997年後香港實行什麼制度、什麼政策談起。這個政策充分照顧外國人首先是英國人的利益。不僅保護中國人的利益不受損害,外國人的利益也不受損害。」
「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
1983年7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開始第二階段的談判。這場馬拉松式的談判共進行了22輪,歷時一年多,直到1984年9月才結束。
會談開始後,英方採取「主權和治權分離」策略,開出「在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的原則下,由英國繼續大體上像過去那樣管治香港」的要價,強調保持英國的管治、英國的法律和自由生活方式是保持香港繁榮和維繫信心的保證。其實質仍然是「主權換治權」,謀求1997年以後繼續管治香港。
對此,中方堅持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的立場,重申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和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指出:1997年中國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指包括恢復行使行政管理權(即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而不是只收回一個架空的名義上的主權;主權、治權相分離的真正目的是否定中國的主權,延長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用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舊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能接受的。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能夠保持香港的繁榮和增強港人的信心,1997年以後英國政府既不必也無權參與對香港的管治。中方強調,收回香港和保持繁榮是一個完整的目標,二者統一不可分;中國不接受任何以主權換治權的想法,如英方堅持,將使談判陷入僵局;如出現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將在一兩年內公佈對香港的方針政策。
英方見談判桌上未占上風,遂將爭議引向會場之外。港英政府唆使香港親英輿論發聲,企圖通過新聞媒介來影響談判;還利用當時香港經濟及人心動盪的局勢,大打「經濟牌」,試圖迫使中方就範。1983年8月至10月,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數從全年最高點的1102.64,滑落至690.06。香港一些投機者乘機炒買美元,導致港幣大幅下跌。9月24日,港幣匯價由月初7.4955港幣兌換1美元,跌至9.505港幣兌換1美元,市面上出現了市民排長隊擠提港幣存款兌換美元和搶購日用品的混亂局面。香港報界把9月份的經濟動盪稱之為「九月風暴」,把9月24日(星期六)這一天稱為「黑色星期六」。港英當局對這種局面不僅不採取任何措施進行干預,還對外宣稱:「除非北京方面對香港政治前途的中英談判進展作出積極的姿態,否則港元仍會繼續受到壓力」,公開對中方施壓。
面對英方的種種壓力,中國政府在談判會場內外均予以堅決回擊。1983年9月10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向英方挑明:「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權問題上糾纏,不要搞成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聯合發表聲明。在香港問題上,希望撒切爾夫人和她的政府採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會受任何干擾,不會有任何改變,否則我們就交不了賬。」「希望本月22日開始的中英第四次會談,英方不要再糾纏主權換治權問題,要扎扎實實地商量香港以後怎麼辦,過渡時期怎麼辦。這對彼此最有益處。」
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定立場,終於使英方不得不改變態度。此後,英方表示,不再堅持以「九七」後繼續管治香港為先決條件,也不謀求在香港的任何形式的共管。英方立場的這些轉變,使得中英談判的主要障礙基本被排除。
「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從1983年12月起,中英雙方開始在中國政策的基礎上進行實質性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英方雖然迫於形勢,不得不讓步,但仍不時提出一些與中國主權原則相衝突的主張。例如,英方反對香港回歸後直轄於中央政府,企圖用「最大程度的自治」來修改中方主張的「高度自治」;在外交上,英方提出要在香港設立只有在英聯邦成員國才能設立的高級專員公署,企圖把未來的香港特區變成准英聯邦成員國;英方還要求中方承諾在1997年後原封不動地保留香港政府的結構和過渡時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變等。這些主張的實質,是要把未來香港變成英國能夠影響的某種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中方都予以堅決反對。
關於駐軍問題,是中英雙方在談判中爭執較多的問題。會談中,英方一再表示,不希望中國在未來特別行政區駐軍,說「中國有責任保衛香港,但不見得非駐軍不可」,只有在「特別行政區的完整受到外來侵略危害的臨時和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中國才有駐軍的實際需要。這一要求明顯同中國的主權原則相衝突。由於英方沒有正當理由反對1997年後中國在香港駐軍,於是港英方面打出「民意牌」,通過一些媒介傳出不希望甚至反對中央政府在港駐軍的意向。英方甚至表示,「中國派駐軍隊,對香港信心和國際上對特區自治的信心產生的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在香港駐軍問題上,中國的立場始終是明確的。1984年4月18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在談到中國在香港駐軍問題時就說:「1997年後,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徵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同月,在審閱外交部關於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時,他又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旁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1984年5月,香港《明報》以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報導,說中央一位負責人對記者表示,1997年後中國不會在香港駐軍。5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當著大批香港記者的面,義正詞嚴地指出:「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講話,不是中央的意見。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說,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後有權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記者們退場後,他又指出:「我國政府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之後,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
中方1997年後在香港駐軍的堅定立場,迫使英國最後作出讓步。這為香港未來形勢的穩定提供了重要保證。
「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就在中英雙方加緊進行務實性談判的時候,香港政壇卻掀起一陣波瀾。港英政府行政、立法兩局有人炮製了一個動議,試圖將一直以來僅具政府諮詢機構職能的香港立法局變成所謂的權力機構,並淩駕於中英兩國政府之上。此外,香港政府行政、立法局的一些主要成員還自詡為「香港人民的代表」,前往倫敦向英國政府和議會「為民請命」,表達對英國放棄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失望和絕望」,希望英國繼續對香港實行管治權。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按照既定部署行事。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批准的《政府工作報告》,通過了1997年恢復行使主權後對香港採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
6月23日,鄧小平會見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的主要成員,抨擊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不信任、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方針沒信心的「殖民地心態」。他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如果現在還有人談信心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麼,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線和標準問題。他說:「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中英談判最後階段遇到的困難,是1997年之前在香港設立中英聯合機構的問題。這個問題首先是由中國政府提出來的。在討論後過渡期香港的安排問題時,中方認為,後過渡期長達13年,有許多事情要做,因此提出在香港設立常設性中英聯合小組的建議。這個問題一提出,就遭到英方的堅決反對,他們擔心在1997年前聯絡小組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中國會提前干預香港事務。後經反復磋商,終於就成立中英聯合機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雙方最後商定,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1988年7月1日進駐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銷。該聯絡小組是聯絡而不是權力機構,不參與香港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其作用是協調中英協議的具體實施,對「為1997年順利過渡所要採取的措施」進行磋商乃至審議。
這樣,橫在中英會談中最後一項議程上的障礙被排除了。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和香港問題的解決
1984年9月26日,歷時兩年之久的香港問題談判終於達成協議。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聯合聲明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將在當日把香港交還給中國。1985年5月27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批准書,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從此,香港進入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前的過渡期。
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簽字儀式,並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他說:「我們兩國的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在這次會見中,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構想解決香港和臺灣問題,作了重要闡述。在談到對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時,他說:「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鄧小平堅定地表示:「我們不僅要告訴閣下和在座的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
鄧小平還談到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兩制」中的主體地位。他說:「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也發表了講話。她說:「『一國兩制的構想,即在一個國家中保留兩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是沒有先例的。它為香港的特殊歷史環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這一構想樹立了一個榜樣,說明看來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何才能解決以及應該如何解決。」
中英聯合聲明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歡迎和世界各國的好評。時任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稱讚:「在緊張和對抗不幸地籠罩著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時候,對香港未來地位的談判取得成功,將毫無疑問地被認為是在當前國際關係中,有效的、靜悄悄外交的一項極為突出的範例。」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標誌著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取得成功。這為國際上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創立了典範,是中國政府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貢獻。
結語
回顧中英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過程,無論是第一階段的試探拉鋸,還是第二階段的22輪艱苦會談,中英兩國圍繞主權和治權問題的鬥爭貫穿始終。可以說,這是一場實力與智慧的較量。
所謂實力的較量,主要指國家綜合國力在談判中的角力。要取得外交上的勝利,必須以強大的國力作為後盾。香港被強行侵佔後,晚清政府曾經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辛亥革命後的歷屆中國政府也為收回香港與英國進行過多次交涉。但在國家積貧積弱的年代,沒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最後都未成功。只有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贏得民族獨立和解放、建立新中國之後,中國人民才真正站立起來。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的改革開放,成功探索開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明道路,開創了中華民族發展的嶄新局面。從中英談判的艱難歷程可以看出,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重要的國際地位,沒有改革開放後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香港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五年多的時間確實發生了非常好的變化。我們國家的形象變了,國內的人民看清了這一點,國際上也看清了這一點。」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後來發表的回憶錄中談及中英協議的達成時也不得不承認:「對於英國來說,這不是也不可能是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願妥協和實力上遠佔優勢的對手打交道。」
所謂智慧的較量,是指「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在談判中起的重大作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自始至終都是在「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框架指導下進行的。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鄧小平創造性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宏偉氣魄和非凡膽識。「一國兩制」構想最早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的,但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實踐中。這個構想,既堅持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充分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反映香港人民的願望,同時適當照顧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利益,表現了極大的靈活性,因而能夠為各方面所接受,使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最終得到圓滿解決。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在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簽字儀式時說:「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臺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總結道: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於「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
香港問題的談判能夠取得成功,特別是因為有鄧小平這樣一位卓越領導人。參加談判的周南回憶:「香港問題的解決,是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的,他為此花了很大的心血。」在長達兩年的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鄧小平都在關鍵時刻,抓住關鍵問題,作出關鍵性指示,從而保證了談判鬥爭的勝利。如果說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體現了鄧小平敢於開拓創新的政治智慧和理論勇氣,那麼,具體指導中英談判和處理香港回歸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事件,則突出體現了這位偉大政治家解決複雜問題的敏銳洞察力和英明預見性,體現了他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高超的領導藝術。他為維護國家主權和祖國統一所作出的歷史貢獻,將永遠被銘記。
(桑東華/文)
中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