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在香港構築國際統一戰線，將國際統一戰線的宏觀戰略貫徹於香港敵後游擊戰具體鬥爭實踐，見證了禦侮自衛的中華民族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貢獻。
  「香港八辦」
  1941年6月，中共聯合英美的方針基本確定。中共中央號召：「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德國入侵蘇聯前，中共已開始利用香港特殊地位爭取英美支持援助，國際統一戰線工作重點是聯合西方進步人士，將香港打造為海外抗戰宣傳陣地和援助物資接收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的是1938年成立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下簡稱「香港八辦」）和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香港八辦由周恩來向英國駐華大使卡爾（Clark Kerr）提出並獲同意後設立，除接收海內外捐款捐物外，海外華僑、外國醫生和進步記者亦通過辦事處前往八路軍、新四軍中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中央書記處當即指示周恩來、廖承志等，「在廣東、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們可與英美合作組織遊擊戰爭，由英美供給武器，我們派人幫助組織」。12月9日，中共中央就太平洋戰爭爆發發表宣言，指出中國的任務是「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同日，中央書記處進一步指示：「開展華南海南越南以及日本在南洋一切佔領的區域中的抗日遊擊戰爭，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應爭取英美政府及其軍事機關同我們合作，共同組織遊擊戰爭。」
  此時，中共中央已將貫徹國際統一戰線方針的重心置於聯合英美在華南和東南亞開展遊擊戰上。儘管此前與英合作未果，東江遊擊隊仍決定自主開展保衛香港的行動，在烏石岩—龍華—布吉公路沿線佈防，襲擊向香港開進的日軍，並派遣小分隊潛入敵後作戰。
  開闢港九遊擊區
  開闢港九遊擊區，使國際統一戰線的構想落地，是中共中央、香港八辦、華南黨組織和東江遊擊隊上下協力的結果。日軍進攻香港，中共中央指示廖承志聯繫東江遊擊隊，要求儘快派出精幹力量進入香港。王作堯部和曾生部奉命先後派出小分隊緊躡日軍之後，分別於12月9日和11日進入新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南委」）同時向中央建議，派曾生部向香港敵後發展，「既可打破頑派進攻，又可爭取惠、港甚至英、美人士的同意而謀有力發展」。1942年1月下旬，南委在寶安縣白石龍村召開幹部會議，決定成立港九大隊。2月3日，港九大隊在新界西貢黃毛應村正式成立，此後逐步建立起大嶼山、沙頭角、西貢、海上、市區和元朗6個中隊。1943年12月2日，包括港九大隊在內的東江遊擊隊整編成立東江縱隊，宣告：「我們堅決擁護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並以無限忠誠與各盟邦及國際友人密切合作。」
  香港能夠作為國際統一戰線的落地之處，關鍵在於它是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兩大戰場的連接點，華南與太平洋戰場西部緊密相連，盟軍在此活動頻繁。
  國際統一戰線落地的前提，是遊擊隊能夠在看似「絕處」的香港地區生存。然而，這裏「地域狹窄，海港阻隔，山小林稀」，「港九是現代化的城市，交通水陸發達便利，加以地區的狹隘分割，山脈孤立，樹木缺劣……不利於我們的運動和指揮聯絡」。不過，這種環境亦不利於敵人。近代香港的發展呈現出兩種大相徑庭的風貌，一方面是人口密集、建築林立的工商業都市，另一方面是人煙稀少的山地、離島和星羅棋佈的鄉村，後者占整個香港陸地面積的絕大部分。港九大隊判斷，敵人「兵力不足」，無法充分配置於交通線和軍事設施。
  1942年2月，日本將香港單獨劃作「佔領地」，成立「佔領地總督部」，直屬東京大本營管轄。可見，日本將香港定位為太平洋戰爭後勤基地，利用港口、船塢、倉庫、醫院等設施維持後勤運作。
  一般而言，遊擊隊往往通過建立政權實現發展，但港九遊擊區並未建立穩固政權，不過，遊擊隊與當地鄉民形成休戚與共的關係，從而保證隊伍壯大。淪陷初期，新界匪患極其嚴重，遊擊隊甫一進駐即發動鄉民成立自衛隊清剿土匪，並通過這種形式擴編武裝，僅半年就有300人加入遊擊隊。此外，港九大隊還為新界和東江根據地之間的糧食貿易提供便利和保護，保障鄉民生計。港九大隊的經費主要依靠稅收，為保障商旅和漁民免受匪徒和敵偽襲擾，遊擊隊派員護送、護航和護漁，從中收取一定稅金。港九大隊大部分使用英制武器彈藥，裝備香港戰役中被英軍丟棄的槍支，並從打撈的水雷中獲得炸藥。
  遊擊隊的生存發展為國際統一戰線的落地奠定了基礎，而遊擊隊的「跨境」特性，則為統戰實踐提供了便利。「跨境」是省港區域社會的重要屬性，英美人士常以「省港遊擊隊」指稱東江縱隊。東江根據地「處在兩大城市——香港與廣州——的中間」，除了天然的地理聯繫外，近代華南兩大都市之間呈現政治、經濟和社會互動緊密以及連通海外的特點。香港自開埠之後並未實施嚴格邊境管制，與內地「有境無禁」。故此，廣東淪陷後，香港成為中共華南黨組織和遊擊武裝的特殊後方。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變為中共與英美並肩作戰的前線，東江根據地成為港九遊擊區堅實的後方。
  與英方合作實施國際大營救
  實施與英軍合作營救外方人士是國際統一戰線人道主義貢獻的集中呈現。開闢港九遊擊區後，遊擊隊在營救愛國民主人士的同時，也開始協助盟軍戰俘和盟國平民逃離香港。
  香港淪陷，守軍投降，至1942年2月，共有10947名盟軍官兵成為戰俘，包括5072名英國人、1689名加拿大人、3829名印度人和357名其他國籍人士。港英政府公職人員被關押在赤柱，英國和加拿大官兵分別被關押於深水埗和北角，1942年4月亞皆老街戰俘營啟用，大部分軍官被轉移至此。戰俘營生存環境極其惡劣，1942年營中死亡官兵人數幾乎與在香港戰役中陣亡的一樣多。但淪陷初期，戰俘營管理混亂，有戰俘乘機逃出。不過，若得不到幫助，出逃的戰俘也很難到達安全地帶。
  1942年1月9日，賴廉士等逃離深水埗戰俘營，12日在茅坪山遇到前來搜救的遊擊隊員，經接力護送，於18日到達惠州。轉移途中，賴廉士瞭解了遊擊隊的基本情況，部隊的士氣和紀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營救成功後，港九大隊於當年2月建立國際工作小組，由英語熟練並與盟國人士有一定社會關係的黃作梅、林展等人組成，地點最初設在九龍彌敦道，三四月間遷至深水埗界限街。
  至1942年8月，港英警官譚臣（W. P. Thompson）、英軍軍官祁德尊（John Clague）等約20名盟國人士獲得遊擊隊幫助脫險。獲救後，譚臣向港九大隊政治委員陳達明瞭解遊擊隊的活動和戰術，霍支斯（Daniel Hodges）等兩名士兵訓練遊擊隊員使用機槍和迫擊炮。霍支斯還致信上級表示：「與我們共事的人給予我們非常友善的待遇……為我們提供食物、衣服和庇護，不取分文。」戰時從事志願工作的波利屈斯特（Gwen Priestwood）夫人在遊擊隊幫助下逃離赤柱拘留營，她表示：「我們從遊擊隊那裏收穫了極大的善意和幫助，並希望有一天能為他們提供同樣的幫助。」盟國人士對相關情況的介紹和宣傳，使遊擊隊「在國際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開始受到盟國特別是英國的重視」。
  在遊擊隊幫助下脫險的賴廉士深感建立營救組織的必要性：「除了通過港九大隊控制的區域，沒有任何陸路進出香港，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沒有港九大隊的幫助和允許，都無法進出香港。」可見，營救組織必須和中共合作。但是，英軍在華設立組織須得到國民黨當局批准。英國特別行動處（SOE）曾招納逃離香港的英軍「Z」部隊成員，準備在華南實施敵後行動，但國民黨當局擔心英軍與中共遊擊隊合作並武裝後者，禁止該行動。因此，賴廉士提出將營救組織設於英國大使館武官處架構內，在第七戰區協助下與「官方」和「非官方」遊擊隊合作。賴廉士將組織命名為「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通過國際大營救，東江縱隊及港九大隊成為一支「中外共知」的抗日武裝。據不完全統計，遊擊隊共營救盟國人士89人。賴廉士向東江縱隊表示：「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會做出什麼工作來的。」他告訴英國軍方，遊擊隊「從不求回報，也不接受任何超出服務費用的報酬」。他認為，港九大隊「是所有中國遊擊隊中最積極、最可靠、最有效和最抗日的」。
  1943年8月，在國民黨當局壓力下，英軍服務團突然終止與港九大隊合作，並停止一切聯絡。不過，港九大隊依舊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繼續營救盟軍戰俘和盟國平民，為英軍服務團過境人員給予便利。
  與美方通過情報合作制敵
  聯美制敵是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抗戰中最主要的軍事貢獻，主要通過雙方情報合作實現。與英軍的正式合作終止後，遊擊隊在美軍要求下開展情報合作。美方之所以採取主動姿態，是因為其對蔣介石政權及其抗戰能力的信心大為下降。形勢變化也促使中共將國際統一戰線重心轉移到與美國合作上來。
  香港之所以成為雙方並肩作戰之處，是因為港九遊擊區同時也是美軍航空兵的作戰區域。為獲得準確的目標情報，空襲需要遊擊隊協助。熟稔中緬印戰區情況的戴維斯建議戰略情報局與第十四航空隊互相配合。
  1944年夏，戰略情報局在印度招募到熟悉粵港情況、戰前擔任長老會華南教會執行秘書的歐戴義（Merrill Ady）博士，指示其借克爾等獲救的契機前往香港，與中共遊擊隊建立合作。10月7日，歐戴義以第十四航空隊代表身份抵達東江根據地，轉交克爾以及航空隊司令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的感謝信，提議建立無線電臺，搜集各類情報和氣象報告。東江縱隊分析美方目的有兩點，一是評估遊擊隊實力和配合盟軍作戰能力；二是搜集空軍作戰情報，為將來登陸做準備。中共中央指示：「關於外交工作方針望照中央八月十八日指示電辦理（另電告），你們與歐博士談話可表示歡迎合作，關於建立電臺搜集情報偵察氣象訓練爆破可以答應。」「八月十八日指示電」即《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指示》，該電指出，「目前美英與中國共同抗日，尤以美為最密，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的理由，為有對敵偵察和救護行動之需要，准此可爭取其逐漸擴張到對敵作戰方面的合作和援助」。
  雙方合作以情報工作為軸心，第十四航空隊重點需求是「西江南岸與廣九鐵路及香港一帶」情報。經中央批准，縱隊決定由情報科科長袁庚組建聯絡處，黃作梅擔任翻譯，該部門逐步發展到200餘人。港九大隊市區中隊是搜集情報的主力，隊員主要分佈在工廠、船塢、碼頭和倉庫，至1945年春連同掌握的群眾已發展到300餘人。遊擊隊通過情報搜集協助盟軍達成戰略和戰術目標，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廣泛搜集情報，為戰略層面研判提供關鍵資訊。歐戴義及其電臺被安置於一位黨員村民家中，可與第十四航空隊和太平洋艦隊直接聯繫。東江縱隊通過從香港到廣州、潮汕到珠江西岸縱橫交錯的情報網，搜集資訊並提供給盟軍。
  其次，提供作戰目標情報，實現合作制敵。雙方並肩作戰的代表成果是1945年1月美軍空襲香港的行動。萊特灣戰役失利後，日海軍將運輸船團集中於香港附近。美國太平洋艦隊一直希望在南中國海港口尋獲大批高價值目標。1月9日夜，美海軍第三十八特遣艦隊穿越巴士海峽，15日開始空襲香港等港口城市。
  最後，配合美軍登陸。1944年12月，東江縱隊指示各部：「我們就快要負起迎接盟軍登陸，配合盟國反攻，收復廣州、香港以及一切大小城市、大小村莊的任務！」然而，美軍最終還是放棄了登陸計畫。
  戰爭末期，美國逐漸從「扶蔣用共」轉向「援蔣壓共」，給雙方合作蒙上陰影。此外，同與英軍合作一樣，遊擊隊與美軍的合作亦遭到國民黨當局阻撓破壞。
  結束語
  中共對國際統一戰線的貢獻，首先是軍事層面。制勝，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迫切的任務。中共中央明確提出，發展與盟國的關係，軍事合作是基礎。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被一系列推進式和累積式相結合的戰略擊敗，前者是美軍一路向西的「蛙跳式」兩栖作戰，後者是持續消耗日軍的空襲、破襲作戰。遊擊隊提供空襲目標情報，為後者在香港的運用作出了重大貢獻。這種「千刀殺一人」的戰略，逐步癱瘓了香港作為日本太平洋戰爭後勤基地的功能，加速了日本崩潰。
  其次，香港抗戰促使英美等國正視中共的貢獻。英美進步報刊和友人向公眾報導了遊擊隊國際營救事蹟。戰後，賴廉士等多次向英國政界和軍界確證港九大隊的功績。為表彰遊擊隊貢獻，英軍服務團推薦黃作梅獲得英國勳章，1947年他還赴英國參加了勝利大遊行。
  最後，中共在國際統一戰線中堅定貫徹並捍衛獨立自主原則，受到國際社會尊重。在與盟軍合作中，中共始終維護民族尊嚴，不排外、不懼外、不媚外，既堅持國際道義，也保持戰略清醒。由於國民黨當局破壞，加之英美政府高層逐漸走向反共，國際統一戰線被迫終結。
  （孫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