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香港號稱「西方在遠東的橋頭堡，投資者的樂土，冒險家的樂園」。世界多國在此設立情報站，把香港變成國際間諜之都。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也在香港活動。周恩來領導創建了從上海經香港到瑞金的中央秘密交通線；廖夢醒是香港站的第一交通員；鄧小平在秘密交通線有關人員護送下途經香港；抗日戰爭中潘漢年在香港組建華南情報局……中共在香港的秘密戰線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作出重大貢獻。
  1949年4月7日，四野全軍南下。21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第四野戰軍一路向南，解放武漢、長沙、廣州，直沖到深圳河畔，過河就是香港。這時，中央下令解放軍不進香港。大軍為何駐馬深圳河？
  銅鑼灣有個「華南交通總站」
  銅鑼灣位於港島東北，依山傍海，西岸有個三層小樓。男主人李少石，女主人廖夢醒。選擇這兩人駐守華南交通總站，正是周恩來的精心謀劃。廖夢醒的父親廖仲愷是國民黨元老，也是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廖夢醒的母親何香凝出生於一個香港的茶葉商家庭。為了溝通上海中央同江西中央根據地和南方各根據地的秘密聯繫，中央交通局吳德峰特意選擇香港作為華南交通總站的駐地，只因自由港便於通行。
  華南交通總站的首任站長是饒衛華，交通員為李少石、廖夢醒。交通站的任務是輸送黨的檔、藥品、無線電器件，更重要的是送幹部。如1931年2月百色起義失敗後，鄧小平化裝成商人，由一個交通員護送，步行穿越粵籟邊境的大庾嶺，由廣東南雄交通站護送到韶關，再乘火車到廣州，當晚乘船到香港。黨中央從上海經香港往福建蘇區輸送多批幹部，僅1930年9月至12月，就輸送葉劍英、左權、蕭勁光、徐特立等好幾十人。還有南方局選調的幹部，從廣州經香港到蘇區，有鄧發、黃甦、何端、盧德光等人。東南亞僑黨的幹部，被居住地當局驅逐，也從香港入境轉入蘇區，有張昔龍、詹行祥、謝育才等人。香港這個交通樞紐，不僅是中共秘密人力交通的華南總站，還是中共秘密電訊交通的試驗基地。當時，李強搜遍上海的電料行，自行組裝中共第一部電臺，並帶著這部電臺遠赴香港，在香港第一次實現中國共產黨的遠程無線電通信。
  秘密交通，其實是隱蔽鬥爭中最容易出事的環節。華南交通總站的首任站長饒衛華1931年9月因內奸出賣，在上海被捕；繼任站長肖桂昌1933年在上海被捕；第三任站長李少石1934年在上海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任上被捕。環境如此艱險，多條秘密交通線都被國民黨斬斷，只剩一條香港經大埔到蘇區的絕密線路得以存留，這條秘密交通線一直堅持到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走上長征路。
  組建華南情報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相對安全的香港，一下湧來一批中國沿海各地的企業和社會名流。香港成了熱土，公開的抗戰活動轟轟烈烈。明火之下，還有秘密情報工作的暗火。美國、英國、蘇聯都在香港設有情報機構，東北抗聯在香港設點，國民黨的軍統設有香港區，孔祥熙也在香港設有聯絡站。
  中央社會部指定潘漢年在香港組建華南情報局，統管滬、港、澳、穗等地的情報工作。富家千金董慧思想進步，1937年到延安上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被組織選調中社部，在潘漢年系統跑交通。董慧的父親董仲維是香港道亨銀行董事長、香港商會會長。道亨銀行在香港有總部，在上海有分號，董慧來往十分方便，還利用道亨銀行的帳號為組織轉移資金。隨著董慧和潘漢年結婚，潘漢年作為商界大亨的女婿，在香港活動更加如魚得水。相比之下，國民黨在香港的秘密活動條件更好，還有個外交特派員公署這樣的公開機構。軍統在內地的各省設「站」，在香港則升格為「區」，軍統香港區負責人王新衡是蔣經國在莫斯科留學的同學。香港同天津、南京、上海等日本佔領區通航通郵，軍統也把香港作為敵後工作的聯絡總站。軍統戴老闆也曾飛到香港，召開敵後城市軍統骨幹會議。
  日本特務也看中香港。1939年秋，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中佐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見到一個神秘的中國人，此人自稱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兄弟宋子良，曾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正以西南運輸主任的名義常駐香港。鈴木正要尋找重慶關係，趕緊與其交往。1940年2月，日中雙方商定把會晤地點設在香港。今井武夫代表日本官方，親赴香港密會那位宋子良。第一次密會，今井武夫對宋子良保持警惕。所謂密談，就是見不得人的陰謀勾當。因為一旦泄密，就會引起輿論的攻擊，導致媾和失敗。首輪會談期間，中方代表曾經嚴厲指責日方洩密，有人在上海向記者透露消息。以後，雙方都釆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今井武夫也決心借機把桐工作推行成功。
  第二階段密談6月4日在澳門開始，由中方安排在郊區人少處的地下室。經過三天商討，雙方在「防共、反共」上達成一致，不能達成一致的爭議，只有最高當局出面才能全面解決。雙方代表設想：由阪垣、蔣、汪三人在中國某地秘密會談。接下來，雙方就最高當局出席談判的安全問題反復交涉。重慶方面到7月5日才作出答復，要求日本不介入蔣汪合作，並對會談嚴加保密。然而，今井武夫和宋子良都沒有料到，這極度保密的密談早已落入潘漢年的視線。
  1939年秋，中共南方局委員葉劍英親自寫信通知關露，讓她到香港接受任務。關露到達香港，見到熟悉的老領導潘漢年和廖承志。沒想到，潘漢年當面交代任務，要關露策反七十六號的漢奸特務頭子李士群。抗戰期間，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親赴敵後，負責南方淪陷區的秘密工作。統戰高手加情報高手，潘漢年擅長利用對手的弱點。日本駐滬領事館情報官岩井英一想立功，潘漢年就在他的岩井公館安插了秘密電臺，在香港建立聯絡站開辦雜誌《二十世紀》，還讓日本特務為中國的秘密抗日活動出錢。潘漢年的情報網，就有了這樣一個「日本人小組」。打入南京總軍報導部的日籍中共黨員西裏龍夫，打入中支派遣軍特務班的中西功，都聽說了桐工作的事情。潘漢年得到彙報，親赴香港查實。潘漢年與軍統香港站站長王新衡也有交往。王新衡本是進步青年，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時正逢軍統組建，蔣介石特別指示收羅留蘇青年，於是，王新衡就成為軍統骨幹，逐步升到站長高職。國共兩方的情報幹將都在香港活動，潘漢年卻比王新衡更會交朋友。負責密談的軍統香港站有潘漢年的眼線，密談牽線人張治平所在的香港大學有潘漢年的關係，警衛密談的洪門幫會和監控密談的香港警方都有潘漢年的人。
  潘漢年一方面向延安報告桐工作的陰謀，一方面設計制止。在摸清香港密談的底細後，潘漢年立即返回上海，約見岩井英一。岩井英一興奮地來會面，潘漢年悄悄告知：那香港密談的國民黨代表宋子良是個「赤色偽裝分子」，故意把中日首腦會談的地點安排在國民黨治下的長沙。軍統誘捕阪垣，令岩井英一又驚又喜。驚的是中國特工如此「陰險」，竟然要誘捕日本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喜的是桐工作出了漏洞，外務省可以反擊專橫的陸軍省了。雖然岩井英一也想到潘漢年的情報可能有假，中共方面當然會盡力破壞香港密談。可是，他寧願相信潘漢年的話。日本特工早已知曉，那軍統香港站站長王新衡曾經留學蘇聯並加入共產黨，安知不是赤色偽裝分子？而香港密談的資訊，岩井英一也風聞一點兒，但陸軍省將其列為絕對機密，連外務省高層都不通報。阿部大使積極操持汪精衛組建國民政府，可開府典禮被「支那派遣軍」一再推遲，原來是等著這個桐工作。岩井英一當日即從上海趕到南京，悄悄向駐華大使彙報。阿部早就想制止那桐工作，只是不敢對陸軍省下手。好不容易有了機會，阿部繞過南京總軍，直接捅到東京大本營。桐工作，就在推行者今井武夫不知內情的情況下，被上級中止了。後來，今井武夫繼續從事對華「和平工作」，但總是遭到極右勢力的干擾，戰戰兢兢，所成不多。
  組織大營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周恩來從重慶急電香港和上海，要求兩地的秘密組織立即行動，保護抗日民主人士安全撤離。香港的中共各系統密切配合，立即籌畫營救民主人士從香港返回內地。可是，這偷渡人口不同於走私黃金，何況這些「偷渡客」又個個是曝光率很高的名人，工作難度極大。好在中共在香港頗有工作基礎。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是廣東本省人，多年領導香港地下黨組織，發展了不少秘密黨員。香港八辦的支部書記連貫在抗戰期間負責華僑工作和統戰委員會，熟悉港澳民主人士的情況。華南交通總站多年經營，秘密交通線早已打通。
  關鍵時刻，中共的遊擊戰特長又顯現奇效。日本佔領廣東地域後，中共組織當地抗日力量，逐步發展為縱橫兩廣的東江縱隊。東江縱隊裏有個港九大隊，根據地就在香港轄區的九龍半島，成員大多是九龍本地的農民。港九大隊從中立的九龍半島出擊廣東省的日軍佔領區，得手後帶著戰利品返回九龍休整。從香港進口的抗日物資，又由港九大隊護送進入廣東省，廣東方面則有東江縱隊的兄弟部隊接應。這樣，從香港到廣東到廣西的秘密交通，就有了武裝護衛。
  一條路線是從香港渡過深圳河進入廣東，另一條路線是從香港乘船到澳門，再從澳門經珠海進入廣東。澳門這邊也有接應，秘密共產黨員柯麟在澳門長期經營，同澳門愛國領袖馬萬祺、何賢密切合作，攜梁漱溟、範長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名人，從香港經澳門逃回內地。
  潘漢年還有更加特殊的秘密途徑。假稱有情報人員需要從港島撤離，從上海的岩井公館和七十六號弄來特別通行證。於是，日軍通緝的中國人物，拿著日本特務機關頒發的特別通行證，平安通過日本軍隊的檢查站。香港大營救，使避居香港的中國抗日名人安全返回內地，到達廣西桂林。
  潘漢年情報系統預先偵獲日本陰謀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共中央據此極力促進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形成。周恩來提前部署，調動全部秘密力量營救在香港的愛國人士。與此同時，國民黨各系統也積極行動，國共合作營救香港的民主人士，往桂林方向轉移。日軍進攻香港，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主動協助英軍保衛香港。可惜孤島難防，英軍只守了18天就投降，大批英軍戰俘進了集中營。英國向來重視情報工作，軍情系統策劃營救香港英軍戰俘，見國民黨幫不上忙，就找共產黨合作。東江縱隊的情報部門同英軍的情報部門密切配合，幫助上百英軍戰俘成功逃岀集中營，又通過共產黨的秘密交通線到達安全地帶。
  護送著名民主人士北上
  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內地商賈紛紛逃避香港。1947年國民黨取締民主同盟，許多民主人士也避難香港。一時間，香港成了中國的政治熱區，除國共兩黨以外，各黨派的領袖人物大多聚集於此。
  1948年5月1日，南京國民大會閉幕，蔣介石宣佈當選總統。同日，中共在西柏坡發佈「五一口號」，倡議召開新政協。中共的解放戰爭和政治協商同步加速。急迫的問題，就是能否把民主人士平安及時地接到解放區來。
  錢之光租借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從朝鮮羅津港出發。「波爾塔瓦號」通過臺灣海峽時遇到國民黨海空軍監視，抵達香港時又有港英緝私快艇盤查，但錢之光化裝成鍋爐工，順利到達香港。潘漢年、錢之光與方方、連貫、饒彰風、章漢夫、夏衍一起商議，為了運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組，專職負責。國民黨對解放區封鎖很嚴，中央通知，長江以南進入解放區的政協代表，大多要經香港轉運，上海、廣州、海南都會有人來。內地許多文化界人士到香港避難，還有一些南洋華僑想去解放區，加上商人、大學生，少說會有三四百人。這麼多人經過香港，接站、住宿、掩護、轉運，工作繁複，每個環節都要考慮周到。這種工作，在香港稱為「偷渡」，無論港口還是海警都會攔船檢查。好在香港分局在香港經營多年，各界都有朋友可以幫忙。當務之急，是找船。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這船一定要有船行的保證，而且最好是外輪，國民黨檢查對外輪要松些。
  錢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身份開展工作，對外稱「簡老闆」。過去，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創辦了「聯和公司」，現在事業擴大，錢之光又在皇后大道畢打行的六樓租了幾間大寫字間，住處也搬到成和道一幢臨街樓房。新公司總要起個好名字，錢之光提出「華潤」，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毛潤之的「潤」代表共產黨。這個華潤公司後來發展成為中國政府對外貿易部在香港的進出口總代理，規模越來越大。
  找船，必須借用貿易理由，可以由華潤公司出面去租外輪，也可以通過商人楊建平租借。登船也是難題。這些名人在港島的住處已經受到港英警方和國民黨特務的監控，想擺脫很難，上船又要再受檢查，也難通過。這就要採用秘密手段，化裝出行。
  船運偷渡準備妥當，但是，這第一批出海的冒險尖兵，由誰岀馬呢？中共香港分局做了很多工作，香港的民革主席還是沒有行意。毛澤東指揮大軍南下是險棋，周恩來部署民主人士北上未必不是險棋。思維縝密的周恩來反復思忖，此前馮玉祥的遇難帶給他深深的悲痛。城工部工作人員以為，失火責任在蘇聯客輪，我們對蘇聯當然應該完全放心。周恩來卻誠懇自責，中國的一切事情，都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負責。周恩來佈置香港分局：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須做到萬無一失！而且，每條船都必須有共產黨員隨船護送。北上既然危險，那就由共產黨員與民主人士共同赴險。
  冒險，對於中共早已是家常便飯，可是，香港和上海的民主人士肯不肯冒險呢？民主黨派中也不乏勇者。別人等待觀望，宿儒沈鈞儒不等；別人怕冒險，戰將蔡廷鍇不怕；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不少人主張及早推動新政協。一天，年邁的沈鈞儒率先冒險，登上一艘蘇聯貨船「寶德華號」。船上眾人摘下帽子：苦力是蔡廷鍇，富商是章伯鈞，老先生是沈鈞儒和譚平山。眾人相視大笑，又過來一個海員，居然是章漢夫。眾人不禁互相欣賞化裝技巧。軍人出身的蔡廷鍇身板筆直，裝成商人或文人都不像，自稱裝苦力還不太離譜，到解放區也可以和工農相處。沈鈞儒像個壽星佬，那長髯就是識別標誌，可無論潘漢年怎麼勸說他也捨不得剃掉，於是只能化裝當帳房先生。四人在船上談天說地，稱在香港表面上自由，但實際上無形壓力極大，而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船，心情頓時輕鬆。萬里海程，歷經艱險，第一批海上冒險家成功抵達。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護送民主人士20多批、共350人北上，加上中共幹部就有1000多人，人人安全抵達。
  政治北上，軍事南下。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解放軍南下渡江追殲國民黨軍，香港再次湧現「難民潮」，依附國民黨政權的高官顯貴富商巨賈大批擠進面積不大的香港。解放大軍隨之而來，這些人又要再逃，越過大海逃往臺灣和東南亞。出乎意料的是，解放軍卻駐馬深圳河。原來，這是共產黨要留著港澳作窗口，香港將成為新中國對外貿易對外交流的橋頭堡。就這樣，香港依然是「冒險家的樂園」，依然是中外勢力公開和秘密較量的前哨陣地。
  （郝在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