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陷在戰火中，日寇的炮彈讓大地結著漆黑的痂。一陣馬蹄聲傳來，那個尚在繈褓中的詩人，在半夢半醒間記下這陣嗒嗒的馬蹄聲。若干年後，它將重新浮現於他筆端，成
  為他最知名的詩《錯誤》中的核心意象。
  詩人原本名叫鄭文韜，但人們更習慣叫他的筆名「鄭愁予」。2011年，在香港參加城市文學節開幕式，他曾向記者解釋筆名的來源，「愁予」取自辛棄疾《菩薩蠻》中「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鷓鴣」一句。在他看來，詩歌出自對於時間神秘性的領悟，沒有人知道時間從何開始，又如何結束。這裏，「鷓鴣」正是時間的象徵，它的鳴叫標示著春耕之始。
  而自幼的漂泊經歷，同樣是鄭愁予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1933年，他生於濟南，年少時隨身為職業軍人的父親四處奔波。1949年，他們一家遷居臺灣，鄭愁予便在臺灣接受教育，成就詩名。
  詩歌也讓他一路漂泊，從大陸到臺灣，再到美國。無論在哪，他都是一名永遠的「過客」，直到當地時間2025年6月13日淩晨4點，詩人在客居地美國安然辭世。在他身後，人們依然會傳唱《錯誤》。這是一首浸潤在古典傳統中的現代詩，臺灣音樂人羅大佑將它改編成歌曲，臺灣歌手張雨生也曾從這首詩裏汲取靈感。
  因此，很多人把《錯誤》誤讀成一首閨怨詩，忽視它唯美意象之下的緊張節奏。讀鄭愁予的詩時，人們很容易迷戀於辭藻的雅致，而忘卻這份雅致之下的悲苦。正是那個動盪的世紀造就了鄭愁予，以及和他一樣浪跡天涯的詩人們。
  早年漂泊，終匯成一首《錯誤》
  寫於1954年的短詩《錯誤》，是鄭愁予最出名的作品。該詩僅有9行，卻成為百年新詩發展歷程中的經典之作。1997年，該詩被收錄進臺灣高中國文課本。此後，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語地區的教科書，也紛紛將鄭愁予作品納入其中。
  《錯誤》何以如此流行？乍看之下，它只是一首清淺的抒情詩，詩作平緩的語調如同淙淙溪水。在其中，沒有晦澀修辭如巨石般激起語言的浪花，阻礙詩意的自然流動。但鄭愁予動盪的早年經歷，已然在《錯誤》中凝結。在如宋詞般婉約古典的意境之下，是詩人幼時所經歷的戰亂漂泊。
  幾十年後，鄭愁予依舊可以清晰地回憶起他北國故鄉的景致。1976年秋，在美國愛荷華與詩友痙弦談話時，他提到自己家族的祖宅，在河北省寧河縣城。
  青磚砌成的城牆，早已年久失修。城牆上有四個城門，它們像破了洞的口袋般招搖著，每日吐納進城、出城的灰色人群。城牆外有一條河，名叫濟運河。在詩人印象中，這河很寬闊，可以通向大城市天津。兩邊的河岸生著高高的蘆葦，春夏兩季，蘆葦是青綠色的，仿佛衛兵般挺拔肅穆。蘆葦到了秋天便白了，鄭愁予說，那時河兩岸「仿佛是白雪蓋著，非常之美」。
  清朝時，鄭愁予的祖先世代為官，他的二伯父就曾在紫禁城御林軍中服役。「在當時，對年輕人來說，這是一項榮譽。」詩人評價道，「不但相貌要長得好，還要文理兼備才能選得上。」他的父親鄭長海考上了新式軍校，由此踏上革命之路，並把做職業軍人當作終身志業的開始。
  軍人的職業需要頻繁調動，鄭愁予正是在旅途中誕生的。1933年12月4日，詩人在濟南出生，隨後便被父親帶回北平。後來，他回憶，自己在繈褓中就旅行過了不少地方。而第一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正是抗戰最艱難時刻的南京。那是1937年秋冬，父親正在南京城裏的陸軍大學進修。
  某天，鄭愁予聽到頭頂遠遠傳來嗡鳴聲，家中大人急匆匆跑上陽臺觀看，他也跟著一起。天氣很好，萬里無雲，抬頭只見一架架戰鬥機纏鬥在一起，仿佛踩著冰刀疾速滑行的冰球運動員。他能清晰地看到，飛機受傷後如一枚音符般，拖著長長的尾音下墜。塗著旭日旗的敵機被擊落時，鄭愁予便會聽見一陣激烈的喝彩聲，從一片片殘損的屋簷裏猛然潑出。他說，雖然當時年幼，但這「全民一條心貫注抗日的精神」，深深打動了他。
  抗戰期間，鄭愁予跟著父親一同逃難，飩嘗人間疾苦。一直到抗戰後期的1945年，他們一家才搬遷到鄉下，生活稍稍安定下來。這段時間，鄭愁予遇到了他的二堂兄。
  二堂兄借給鄭愁予一個手抄本，裏面都是其抄寫的詩歌、散文與小說。他做這件事，一方面是為了練習書法小楷，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留作紀念，卻意外促成鄭愁予的新文學啟蒙。1930年代所有已成名或未成名詩人的代表作，二堂兄幾乎都撰抄進了這一手抄本。鄉下本沒有什麼書可以讀，鄭愁予卻靠著二堂兄為其梳理出的文學譜系，對中國現代詩的最新進展有了一個粗略的第一印象。
  不過這時，他的閱讀品位更偏向中國的舊小說，如《水滸傳》《說唐》《薛仁貴征東》等。要到戰爭結束後，他返回北平上中學，正式接觸新文學時，才會厭倦這些千篇一律的章回小說。但古典小說中的遊俠形象，依奴深深印刻在他心裏。
  鄭愁予始終記得從街上書店買書時的激動，混合著劫後餘生的僥倖與愧作。正因此，如使這些在桂林與重慶後方印製的書所用紙張是如此粗糙低劣，印刷質量亦是如此參差不齊，他也願意買下，仔細閱讀。
  那時，鄭愁予正在北平上初中二年級。他的很多親戚都升了大學，他因此有了出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讀書會的便利。透過讀書會，他開始更廣泛地閱讀新詩。批評家胡鳳主編的「七月詩叢」，他幾乎一本不落地看過。同時，他也慢慢接觸到俄國詩人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他追憶這些俄國詩人：「詩裏的強烈人道主義實在感動了我，感時而憂國，我開始寫作，就是把我童年所看、所記的事情寫下來。」
  而他的第一首詩也即將誕生。一天，學校組織學生們到門頭溝郊遊。門頭溝是位於北京西郊的一個礦坑。鄭愁予看到，礦工們衣不蔽體，面孔被熏黑到看不清五官，他們的眼袋層層疊疊地墜著，如同被抽幹了水的湖泊。回到學校後，他寫了一首關於礦工的詩，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寫詩。
  這首詩如今已找不到原稿，但鄭愁予仍然記得其中一個句子的大意。他寫到，礦工一生下來，上帝就在他手上劃了十字架。北大的一位老師看過這個句子後，對他大加讚賞。
  「我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定的意思，可是老師解釋說，十字架是一個犧牲自己而服務人類的標誌。」鄭愁予說道。
  詩人對文字的敏感，讓他能夠在第一次寫作時，自然而然地使用隱喻手法。老師的教導亦讓他明白，詩歌不是故作姿態、堆砌詞藻，而是透過詞語的互相嵌套，把那些幽微的意義更巧妙地傳達出去。
  他始終沒有忘記這最初的教誨。1954年的一個夜晚，詩人在臺燈前伏案寫作時，忽而回憶起過去曾聽到的一陣馬蹄聲。那時他正跟著調往襄陽張自忠部的父親，行經這兵禍連綿的江南。一陣馬蹄聲將他驚醒，它遙遠得仿佛是徑直從宋詞中踱來的，此刻卻如此真切地叩在他的耳膜上。
  是否有一場生死未蔔的迷途，在等待那位馬背上的戰士？遠處是否有一盞燈火，需要他來守護？於是，鄭愁予一邊追問，一邊提筆寫下這首《錯誤》的最後兩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草創期的臺灣現代詩壇
  1948年，時局變化，鄭愁予再度開始漂泊。這年底，他們一家就已離開北平，撤去南京，繼而遷往漢口。
  在漢口時，鄭愁予閑來無聊，便給《武漢副報》文藝副刊投稿，碰碰運氣。誰料該報編輯胡白刃十分欣賞他的詩作，不僅將其刊發於刊頭，還用黑框將它框岀來。其他知名詩人的作品，反倒排在他後面。這是鄭愁予第一次正式發表作品，那一年他16歲。胡白刃來信邀約這位新人作者見面交流，但他自覺資歷尚淺，便婉拒了。
  後來，他再沒有機會遇見這位最初的伯樂。第二年，鄭愁予一家就搬去衡陽，父親將他安排進道南中學讀書。在新學校裏，他組織了一個文學社。成員大多和他背景相近，是從北方漂泊到南方的，心中有著一樣的天涯漂泊之感。
  故而，他們以候鳥自喻，給文學社取名為「燕子社」。課餘時間，大夥聚在一起討論詩歌，編輯發行油印刊物。鄭愁予的第一本詩集《草鞋與筏子》，就是由燕子社於1949年5月出版，收錄了他當時發表過的二十多首詩。
  但他的漂泊遠沒有到終點。1949年秋天，他又不得不隨父親渡過海峽，來到臺灣，在新竹中學繼續讀高中三年級。那個時候，他時常想念自己的北國故鄉。「我希望能夠回去……在臺灣，我只是一個客人。」鄭愁予說道。
  他時常對這座熱帶島嶼的風土感到好奇。道路兩旁的巨大棕楓樹排成行，讓他不由想起故土的蘆葦蕩。有時海風吹過，防風林像口琴般鳴響，在這陣陣嗚咽聲中，鄭愁予不斷回憶起故鄉冬日那仿佛開過刃般的寒風。
  他也讀臺灣的文藝雜誌，卻發覺上面刊登的詩水準很差。那段時間，他意興闌珊，很少寫作，即使寫，也只是在同學紀念冊上寫寫改改，不去想著發表。直到他發現了《野風》雜誌，這是一本純文學雜誌，由臺灣糖業公司創辦。
  1951年夏天，詩人在去過澎湖之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老水手》，署名「愁予」，發表在了《野風》雜誌上。這是他第一次在臺灣發表作品，也是「愁予」這個筆名第一次出場。
  《野風》給了他一筆稿費，讓他十分意外，在這之前，他發表在內地詩刊、報紙上的作品從未收到過稿費。這筆稿費對仍在臺北上大學的他來說，頗為豐厚。於是，他開始陸續給《野風》《新詩週刊》《現代詩》等雜誌供稿，其早熟的詩才很快引起臺灣詩壇注意。
  同樣是在1951年，從滬上輾轉來臺的詩人紀弦，與作家鐘鼎文、葛賢寧合作，借《自立晚報》的平臺，推出了文藝副刊《新詩周刊》。學界公認該刊為1950年代初臺灣文壇最重要的詩歌刊物。以《新詩週刊》為起點，1952年，紀弦從友人那裏籌措資金，創辦了暴風雨出版社，併發行《詩志》雜誌。他很看重這本新雜誌，認為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份以雜誌形式出現的詩刊」。
  為了給《詩志》物色作者，紀弦找上了鄭愁予。初次見面，兩人相談甚歡。鄭愁予回憶，見過紀弦後，「覺得他不但熱情坦率，還有高度的幽默感……我說不出他的年齡，只覺得他是一個中年人，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卻是年輕人的」。
  鄭愁予答應給《詩志》供稿。但他剛退役，正在基隆港務局做事，公務繁忙，所以直到第二期快要岀刊的時候，他才將稿子寄給《詩志》。
  在基隆港的那段時光枯燥而漫長。海邊潮濕的風，讓他的心也像港務局辦公室裏的複寫紙一樣，因佈滿劃痕而疲倦。每天，他都在鏽跡斑斑的集裝箱間奔走，處理貨輪與貨物。工人們赤著上身，把一條髒兮兮的毛巾搭在肩上。汽笛聲噌雜，鐵錨在船尾上上下下。他沒有機會與人討論文學藝術，也沒有時間讀那些晦澀的文藝理論。正因此，他沒有被一時的文學風尚吸引，而是獨自將其人生際遇提純為詞語，打磨成意象。
  《詩志》總共只辦了兩期，鄭愁予幸運地趕上了末班車。但之於紀弦，創辦《詩志》，不過是弾簧彈起前的下壓蓄力。累積辦刊經驗後，紀弦決定獨資創辦一份名為《現代詩》的季刊，並親力親為負責全部的編輯與發行工作。
  鄭愁予一早便被吸納進《現代詩》的核心作者團隊。1956年，當紀弦圍繞雜誌的「現代」概念，制訂創作信條，創立現代派時，他也是最初的六位發起人之一。
  雖然紀弦所撰寫的「六大信條」頗為嚴苛，強調以對西方詩歌的橫向移植，取代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縱向繼承。但鄭愁予表示，這些信條是「非常概括性的東西」，同仁之中，「只要同意其中的兩三條就可以」。鄭愁予本人的意象，亦是更多浸潤在古典詩詞的墨汁中，而非自西方舶來。
  現代派創立之後，同一年，鄭愁予出版了他在臺灣的首部詩集《夢土上》。在這部詩集中，詩人找到了獨屬於他的節奏，如其所言，那是「一種安靜的沒有動亂的節奏，一種有永恒感的境界」。
  自從找到這種節奏之後，他就很少刻意嘗試改變。相較瘂弦，鄭愁予的詩是早熟的，他幾乎在一開始就有了自己獨特的聲音。這使得其能夠在草創期的臺灣現代詩壇取得一席之地，並被迅速經典化。
  一個「古典派詩人」的漂洋過海
  不像小說家，20世紀的詩人很少能夠憑借某一部作品暴得大名。詩歌畢竟是少數人的讀物，由此，詩人的存在也變得潤物細無聲。即使從他的作品中摘取的個別詞藻久已被濫用，大眾頂多將這位詩人視為某種文化符號。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雖是痛苦的絕筆，卻常被用做房地產廣告。
  在這些寂寞的詩人當中，鄭愁予是個異數。1970年代，臺灣民歌運動興起。《錯誤》被李泰祥、羅大佑等臺灣音樂人改編成歌詞，乘著歌聲的翅膀，紅遍海峽兩岸。鄭愁予的另一首詩《偈》，也被歌手王海玲改編成民歌。張雨生亦曾在1996年7月14日發行的歌曲《發暈》中，借用《錯誤》裏「三月不揭的春帷」的意象。
  1980年代，鄭愁予可謂中國臺灣地區最炙手可熱的詩人。1986年，臺北《文訊月刊》的問卷調查中，他位列「最受歡迎作家」詩歌類之首，同時也是所有人類作家中得票最多的。《鄭愁予詩選集》(1974)與《鄭愁予詩集1》(1979)，自出版起，就是臺灣地區圖書市場中最暢銷的個人詩選集中的代表。
  他的影響力也漂洋過海，傳到大陸。
  1984年，詩人、譯者李以亮尚在念高中，偶然讀到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的《鄭愁予詩選》。彼時的內地詩壇，流行的仍是偏重宏大敘事的政治抒情詩，這些詩中往往嵌滿「太陽」、「大地」等宏偉意象。這些意象如同一枚枚硬幣，在無數次的流通中被磨損，失去了原本的樣貌，不再有價值。鄭愁予的意象完全不同。李以亮發覺，鄭愁予是在「用現代中文語感，去表現中國古典的精神」，他的確是一個銜接了現代與古典的詩人。
  不過，鄭愁予最廣為人知的作品，都完成於其1968年赴美留學之前。仿佛他的詩藝定格在了與華語世界告別的這一刻，往後在北美的語言熔爐中，用漢語書寫的他要麼只能擱筆不寫，要麼只能反芻過去的主題。
  鄭愁予美國時期的作品，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這無疑讓人遺憾。因為正是諸如鄭愁予之類的華語作家，如接力跑般奔赴美國愛荷華，參與「國際寫作計畫」，世界文壇才得以清晰看到臺灣華語文學的這條譜系。
  這也是美籍華裔女作家聶華苓創辦這一寫作計畫的原因之一。出生於武漢，漂泊半生的她，也於1949年赴臺定居，先後在臺灣大學與東海大學任教。1964年，她前往美國定居，任教於愛荷華大學。3年後，聶華苓在那裏創辦了「國際寫作計畫」。該計畫成為後世「創意寫作」課程濫觴，她因此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鄭愁予便是「國際寫作計畫」的第二批學生。
  踏入去美國的飛機時，鄭愁予未曾想到，下一次回到臺灣長住竟要到2005年。其間，他甚至因參與1970年的保釣運動，被臺灣當局吊銷護照，不得不滯留在美。
  但那個曾經熟悉的臺灣現代詩壇，卻重新在他身邊聚攏起來。紀弦、瘂弦、楊牧、商禽等臺灣詩人，都先後受邀來到愛荷華。他們如同拼圖中的一塊塊，散落時，都有各自鮮明的圖案與棱角；拼在一處時，卻也能若合一契，呈現出時代的全景。或許是習慣了做遊子，漂泊構成這一代臺灣詩人共同的主題。
  瘂弦記得，1976年耶誕節前夕，他與鄭愁予在愛荷華城的相聚。那時，鄭愁予正在耶典大學任教，所居地與愛荷華城相隔大半個美國。
  為了這次見面，鄭愁予帶上妻兒，開著車型厚重的美式SUV，行駛在仿佛沒有終點的高速公路上。公路兩旁是如一張紙般平坦的曠野，灌木如同稀稀疏疏的詩行鋪展在上面。瘂弦則乘灰狗巴士，徑直趕往愛荷華。這是鄭愁予離開臺灣8年來，兩位詩人在海外的第一次會面。
  他們一邊感慨年華已逝，彼此眼角都添了魚尾紋，一邊談起曾經一起在臺灣寫詩的友人。每每沉默時，兩位詩人心中便頓生「知交半零落」之感。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的「五月花」宿舍，他們一刻不停地談話，仿佛要把這8年的話都說盡。白天，兩位詩人便乘上鄭愁予的車，遍訪愛荷華城裏的作家故居。瘂弦回憶道：「我們一處一處流連，遙想作家當年風采，感觸良多。」
  瘂弦曾住過的小屋，如今已在城市改建進程中被夷平，唯餘一株瘦小如休止符的樹在風中搖曳。許多舊居依舊還在，只是不再有燈火盈滿其中，不再有詩人們的恣意揮毫。旅美初期，鄭愁予的寫作越來越鮮少。臺灣詩壇一度認為，美國優渥的生活損壞了他的詩才。他會安安靜靜地做一個學者、教授，而非詩人。因為詩唯有從一種被生活，或者被記憶刺痛的感覺中，才能誕生。
  但與瘂弦會面後不久，1977年，鄭愁予再拾詩筆，開始重新在臺灣報刊上發表詩作。進入1980年代，正當其早期作品廣為流傳之際，鄭愁予的新作也在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平臺上頻繁亮相。
  他是否想要歸來，在哺育他的華語世界生活？詩歌讓鄭愁予成為世界公民，能夠在大西洋彼岸立足。同時，詩歌也讓他與故土血肉相連。當兩岸間的堅冰漸次融化時，他也曾用它呼喚過「萬載承平」。
  人生最後的歲月，他在金門駐留，之後又返回東海大學任教。在最終回到美國之前，鄭愁予為華語文學留下一筆財富，就是他的詩人形象本身。從一個晦暗的時代出來，靠著一支筆，他獲得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當那個動盪的20世紀為我們留下的詩人，其生命如一盞盞孤燈般熄滅，詩卻永存於世，為我們所展讀。
  （談炯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