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瑜 滕子君
  2024年12月6日—7日,「澳門：東西融匯的記憶之場」國際研討會在澳門大學舉行。會議由澳門大學歷史系主辦，澳門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記憶之場》全譯本翻譯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長崎研究班（京都）協辦。來自日本、英國、荷蘭、中國內地和中國澳門的四十餘位學者出席會議，共發表論文三十六篇。為期兩天的密集討論，主要分為三方面：以澳門記憶之場為中心、從澳門出發的全球史以及方法論的思考。
  澳門大學葛偉副校長在開幕致辭中提到，澳門已有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歷史，形成具有多元色彩的共融文化。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在基調講演中指出，澳門學成為中外文明交流的寶庫。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立足澳門，鉤沉古今，探索澳門模式及其意義，迄今已積累了厚重的成果。在經歷了「語言學的轉向」後，以「現在中心主義」（Presentism）為導向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成為眾目關注的對象，可援以為深化澳門研究。澳門大學歷史系王笛教授也作了另一基調演講。
  「記憶之場」由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提出，由「記憶」（mémoire）和「場」(lieux)組成，它既是自然的，亦可以是人為的。而「現在中心主義」使研究得以關心到與當下發生關聯的過去，歷史敘事成為流動的「當下」的延展。大航海時代以來，澳門成為通向西方的門戶。從歐洲葡萄牙的里斯本，到亞洲的果阿、馬六甲、長崎，人、錢、物經澳門往返流動，互聯互通。基於澳門的歷史進程和文化特徵，將其視爲「東西融匯的記憶之場」，可使其化作全球史的一個縮影。
  澳門作為記憶之場
  澳門的「記憶之場」具有實在性、象徵性和功能性。可視的文物古跡和世界文化遺産是實在的，與特定的歷史意義相連。象徵性則被視為某個事件或經驗，雖只有某些人擁有，但可喚起世代的記憶，如「沈米刺督」。而功能性則體現為形塑和傳承記憶的職能，如澳門各處的漢字葡音地名。諸如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西式蛋撻」、新舊並存的城市景觀等，均為澳門「記憶之場」的重要部分。
  謝靜珍（澳門大學）的《澳門記憶——法國斷章》(Les mémoires de Macao: the French part)關心19世紀到訪或居住在澳門的法國人，他們書寫的澳門記憶，不僅折射出澳門歷史空間的生成演變，亦塑造澳門的記憶之場。盧春暉（澳門大學）《Chapa——理解澳門歷史的關鍵觀念》提議使用「清代粵澳公牘」取替「漢文文書」之統稱，並從文獻時代背景、收寄雙方和文獻性質三方面闡釋其內涵。楊晴帆（澳門科技大學）的《記憶三疊：空間場域、歷史敘事與藝文創作——「沈米刺督」為中心》梳理事件相關的呈現、改編和演繹，指出重疊的記憶之場構成獨特的澳門歷史。馬光（澳門理工大學）的《近代西人遊客眼中的澳門》發掘19世紀至20世紀初，來自歐美的商人、官員、宗教人士等記錄，展現更爲真實的澳門社會原生態景象。韋旼（澳門大學）的「An inquest of the rice complex: nutritional dilemma and the people of Macao during WWII」分析了「二戰」時期澳門的米糧需求和居民的米食情結。伍聰（澳門大學）的《「美麗新世界」——一項關於澳門景觀中十九世紀苦力貿易歷史記憶的藝術研究》將招工館的商標、招牌等視覺化，創造性地構建出文獻中關於苦力貿易記憶的場景。楊帥（浙大城市學院）和黃越（杭州職業技術學院）的《澳門山海景觀記憶的歷史層積研究》分析了澳門在歷史脈絡中的地域特徵。呂雅瓊（東京大學）的《記憶中的「記憶之場」：近世日本中的虛實澳門》分析了送歸漂流民事件及有關創作形成近世日本對澳門的虛實記憶。南誠（長崎大學）的《作為記憶之場的長崎》分析了與澳門關係密切的長崎。陳家然（格羅寧根大學）的「Understanding the triad of memory-heritage-history」提出從澳門重思「記憶之場」需要理解「記憶—遺產—歷史」三要素。
  從澳門出發的全球史
  孫江（澳門大學）在《以澳門為方法、以澳門為樣本——澳門出發的全球敘事》中提出：澳門「記憶之場」研究有「結」「體」「群」「跡」四個維度。「群」指澳門為多人種、族群雜處交集之地。「結」指澳門在全球化網絡形成和變化中作為結點的功能。通過解讀這些曾遊經或生活在澳門的人群所留下的痕跡，可以重構出在全球化網絡變化中作為結點的澳門。
  林少陽（澳門大學）「The early modern Korean War and its nature of a war of early globalization」描述了萬曆朝鮮戰爭（1592—1599）的早期全球化性質，也略微談及了與澳門的關聯。岡美穗子（東京大學）的「Portuguese merchants from Macao in the 19th century Japan and their family networks」以19世紀一艘日本商船的葡文契約為切入點，分析了活躍於跨國商業活動中的居日澳葡商人及其家族網絡，並以此為出發點，試圖探究澳門在江戶末期至明治時代的日本貿易與外交關係中的地位。劉超（南京大學）《從澳門到澎湖——天啟朝中荷間的海權博弈》聚焦17世紀初佔領澎湖島的荷蘭船隊和中國當局的談判過程，及其對澳門的影響。劉洋（牛津大學）《壬辰戰火餘波：澳門在東亞海域世界的角色》認為壬辰戰爭後，以澳門為樞紐的全球性流動增加了澳門人口構成的複雜性。嚴旎萍（澳門大學）《從澳門到溫哥華島——毛皮貿易、中國勞工與18世紀末北太平洋的帝國衝突》關注從澳門出發橫渡太平洋的中國勞工的經歷，通過對跨洋皮毛貿易網絡的分析，考察18世紀澳門與太平洋地區的連結。要之，澳門在全球史中的獨特位置，是在其與亞洲其他地區、歐洲、美洲和非洲的互聯互通中形成。
  與會學者認為，在一邊倒的「物的移動」之外，有必要強化關於「人的移動」「知的移動」「靈的移動」的研究。與「人的移動」相關，陳捷（東京大學）《尋找八戶弘光——一位被遺忘的鎖國時代的國際人》以全球微觀史的視角，追溯幕末時期的日本人八戶弘光在橫濱、上海、廣東及香港等地的足跡，勾勒出一個逐漸形成的東亞國際關係網絡。嚴旎萍指出，勞工（以及被販賣的奴隸）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境遇不應被忽視。與「知的移動」相關，陳力衛（成城大學）的《19世紀上半葉日本知識的海外傳播——由出島經巴達維亞到廣東（澳門）》，考證當時倫敦傳道士麥都思與荷蘭商船員費塞爾的書信，再現日本知識以巴達維亞為中轉站向海外傳播的跨國網絡。宋念申（清華大學）的《兩幅地圖的全球史》一文，通過比較17世紀的塞爾登圖和18世紀的唐維爾圖，勾勒出早期全球化網絡中，伴隨著商貿交流和權力擴張進程，產生的知識、觀念、技術的交融碰撞。與「靈的移動」相關，韓喬宇（東京大學）《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人——利瑪竇在中國和日本敘事中的角色》指出利瑪竇被誤認為是澳門人的經過，這一誤傳反映了澳門在天主教全球傳播網絡中的重要性。
  方法論的思考
  本次會議旨在構建複數的全球敘事，重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研究。「全球在地化」因注重動態的相互作用過程，可避免目的論的研究偏向。在「全球在地化」的視野下，與會學者在以下四方面對方法論展開探索：全球史和後現代情境下歷史學的轉向、注重「關係」的研究、多元方法的運用、以及記憶研究和公共史學的關係。
  李軍（澳門大學）《跨文化語境下朝鮮〈天下圖〉之「真形」——兼論古代地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通過解讀製作者的心性空間和圖像所表徵的知識譜系、觀念形態等，闡明前近代知識、觀念的全球在地化過程。鍾以江（澳門大學）的《吉田兼俱，耶穌會士和林羅山：16—17世紀日本的「神」思想形成》，討論了天主教、反天主教政策、神道思想、儒家思想、佛教思想的張力與互動關係。閻小妹（信州大學）在《〈忠臣藏〉向海外傳播的嘗試——漢譯本〈海外奇談〉的尷尬》的發表中，比較了經日、英兩國人翻譯的《假名手本忠臣藏》，指出日本文化在中國和歐美在地化過程的差異。孫建軍（北京大學）的《「友好」概念的變遷與美國傳教士》指出「友好」概念的近代性含義在國際關係變動的語境中發展形成，而美國傳教士的對譯起到歷史性作用。王瀚浩（清華大學）《反思資本主義——「一戰」前後日本知識人對全球思潮的回應》在全球在地化的語境中，分析福田德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思想。李恭忠（南京大學）《何謂「哪遜」？——近代Nation概念的復調演進和中國迴響》系統梳理近代Nation概念和相關知識體系的生成脈絡。他指出，概念理解和運用的差異，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受到本地歷史文化和現實格局的制約。
  跨學科等多元方法的運用，有利於突破單一學科框架下研究方法和認識上的局限。澳門大學高研院院長於興中的《澳門史：一門跨學科的大學問》主旨演講指出要發揮跨學科研究與「記憶之場」理論的特長。李里峰（南京大學）的《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一個比較的反思》一文，系統闡釋了歷史學和社會學交叉下產生的社會史與歷史社會學兩個研究領域在方法論和學術關懷上的差異。姜萌（中國人民大學）的《影像史學的理論基礎——文字與影像書寫歷史之同異》認為塑造和傳遞記憶的第一介質正在從文字向影像轉變，呼籲對「影像史學」加深研究。王曉葵（南方科技大學）《記憶的「日常化」與生活的「遺產化」——記憶研究的批判性反思》關注中國出現的日常生活記憶的「遺產化」現象，認為其對於推動記憶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王笛在《澳門出發的新史學》主旨演講中進一步展望記憶研究與公共史學的新發展。
  澳門作為東西交匯之地，這一空間並非是不言自明的。恰恰相反，澳門的本真性是在「全球在地化」這一動態的相互作用過程中製造出來的、混雜的產物。一方面，在「全球在地化」的學術視野中，為了展開澳門的「記憶之場」研究，有必要立足澳門審視以往的全球敘事。另一方面，澳門的「記憶之場」研究秉持「現在中心主義」的主旨，不同於以往的歷史書寫，研究的是與當下發生關聯的過去。因此，本次會議提倡的，是與全球史學、公共史學持續對話的，多學科、多文化共融的澳門研究。澳門是一扇門，澳門「記憶之場」研究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從澳門出發的全球敘事。
　（原載《南國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