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個冬日清晨，前英國駐華領事之女、19歲的帕梅拉（Pamela Werner）被發現以奇怪的姿勢死在北平城東南「狐狸塔」之下，死因撲朔迷離，兇手下落不明。
  多年以後，作家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在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註腳中讀到這則舊聞，以「狐狸塔」——東便門角樓、「惡土」——船板胡同一帶、北平內城和使館區為舞臺，一路抽絲剝繭，試圖挖掘真相，寫下《午夜北平——民國奇案1937》，帶領人們進入時光隧道，回到那個年代的北平。
  時光隧道那一頭，被稱為「使館區」的所在，在今天，從天安門廣場東南側向東便逶迤可至——東交民巷，這條北京最長的胡同，和北側平行、車流如織的長安街相比，行道樹繁茂高大，幽靜少人，各種樣式的西洋小樓比肩而立；而在更長的時光隧道盡頭，它被稱作「江米巷」。
  江米巷
  元時，此巷本在城外，和今西交民巷連在一起統稱「江米巷」。元世祖忽必烈1292年下令開鑿的通惠河連接大運河，由南方駛來的運糧船停泊在今船板胡同一帶，就近卸貨集散販賣，這裏便逐漸形成一條自東向西的通巷。北京俗稱南方糯米為江米，久而久之，這裏便被稱作「江米巷」。
  明成祖遷都後，永樂十八年，都城大規模向南擴展，江米巷被劃入內城；修建棋盤街時將原來的江米巷截斷為東西兩段。明清時期，東江米巷西口北側設有禮部和鴻臚寺，負責接待各國來使，辦理涉外事務，巷中偏西處還有四夷館，住各藩屬國貢使，清朝改稱會同四譯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條約》達成協議，三十三年（1694年）俄專使來京，達成通商協定，在會同四譯館旁設固定的「俄羅斯館」，專門接待俄國商隊；俄羅斯館的設立，開此巷設立一國使者專用駐地之先河，為後來各國在此修建使館提供了可援引的先例——東交民巷的命運，已於此時埋下伏筆。
  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強迫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後，英法俄美德比意等11國先後在這裏設立使館：1861年3月，英國公使正式入駐東江米巷淳親王府，後法國公使入駐安郡王府，美國公使進駐一美國公民位於巷內私宅，而俄國公使即入駐改擴建後的俄羅斯館，形成使館與王府、衙署、民居混雜的樣貌，但中國人尚可自由出入。江米巷早已名不副實，也就在這一時期，有恃無恐的僑民，擅自將江米巷改成「僑民巷」，因「僑」與「交」聲音相似，北京人就以諧音改稱其為東、西交民巷。
  使館區
  東交民巷在上個世紀之交亦曾被改稱「雞鳴巷」，意在反洋，因《推背圖》中有「紅雞啼後鬼生愁」語；《庸擾錄》中載：「將京城之東交民巷，改名『切洋雞鳴街』大張揭貼，到處傳佈。」
  時在庚子，六月，義和團大舉湧入北京，與清軍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奧意使館很快被占，然而清廷隨後打打停停，邊打邊談，前後56天，直至八國聯軍兩萬餘人攻破北京，解東交民巷之圍，義和團傷亡慘重，慈禧太后帶光緒皇帝匆匆「西狩」。一位日本記者目睹並記錄了聯軍「在作戰中，只要碰到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幼，一概格殺勿論」後的慘狀：「北京之慘狀，已臻其極。前門外大柵欄及東交民巷西什庫等處，只是殘磚破壁……獨各國之兵士，恃威橫行……淒風慘雨，流血斑地，屍骨委於鷹犬，萬骨枯而何人憑弔。」
  「雞鳴巷」「雞鳴街」之名，隨著為它起名的義和團的失敗而消失了，只在歷史的頁邊留下匆匆一筆。然而它留給中國的卻是深遠的影響：1901年《辛醜條約》在西班牙使館——今東交民巷飯店大院所在地簽訂，條約第七款規定：「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條約簽訂後，西方各國要求「界內之公所衙署必須移出，所居之華民應遷徙他處」，於是，「東交民巷左右之地，無論為民居，為衙署，為祠宇，均圈入使館界，設鐵柵，築炮壘，四周並留隙地數十丈，以備守望」。北至長安街、南至城牆、西至兵部街、東至崇文門大街，1901年至1912年形成集使館、教堂、銀行、官邸、兵營、醫院、飯店等為一體的街區，其上西洋建築逐漸「生長」，更在一段時間內引導了北京新建築的審美取向。
  改名的不只有巷名：東交民巷改稱使館大街，長安街改名義大利街，台基廠大街改名馬可·波羅大街，台基廠頭條成了赫德路，台基廠二條改名俱樂部路，台基廠三條以東新設高碧路，兵部街改名李尼微支路……原來十三個衙門、六所府邸、祠堂與六座廟宇的天朝領地，徹底淪為「國中之國」。
  西洋景
  「大多數待在北平的外國僑民聚居在被稱為『使館區』的一塊小小『飛地』裏，或是散居在其週邊。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的使領館都設在這裏，這些機構通常被成為『公使館』。使館區僅有兩平方英畝大小，與周邊區域涇渭分明，由威風凜凜的大門和武裝哨兵保衛。附近還有標誌，命令人力車夫通過大門時要減速接受檢查。這裏是西式建築、商店和娛樂場所的天堂，俱樂部、酒店和酒吧比比皆是，使人覺得自己仿佛瞬間來到了倫敦、巴黎或華盛頓。」《午夜北平》的恐怖故事在此展開。
  「在使館區的全盛時期，有不少外國居民形容自己是『囚徒』，因為這裏大門緊閉，與外界隔絕，還有士兵把守。但這即便是籠子，也絕對是只鍍金的籠子。籠裏的人以無休無止的橋牌遊戲消磨時間。夾在各國公使館之間的，是高級俱樂部、豪華酒店、百貨公司、一家法國郵政局，以及橫濱正金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俄亞銀行和匯豐銀行的大樓。」確如法蘭奇所描述——據說北京人頭蓋骨在失蹤之前，曾在今為北京員警博物館的美國花旗銀行大樓珍藏；它的大門前有花崗岩石階，頂天立地、直徑1米有餘的石柱，頗為雄偉。花旗銀行東側、與俄羅斯使館相對而望的東方匯理銀行於1917年建成，外觀具折衷主義風格又受尼德蘭建築的影響，紅磚建築上用灰白石材作竹子和分層線腳、簷口、門窗套，像硬硬的奶油蛋糕。
  從東方匯理銀行舊址向東不遠，過正義路，即是如今東交民巷的地標——中國法院博物館，昔日的橫濱正金銀行。同樣是折衷主義風格建築，特殊之處在於它是曲尺形：大樓轉角即街道轉角，中心位置有三層鐵皮蒙面穹頂樓。這座紅磚與石材交替砌築的建築相當引人注目，張恨水在《新民報》任主編時，曾在這裏辦公，《城南舊事》裏，父親讓林海音獨自來此，給在日本的叔叔匯款。
  法蘭奇所言不假，正金銀行舊址向東，過東交民巷飯店行不遠，便是「一家法國郵政局」。灰磚清水牆與白色窗框都髒兮兮的，倒是很有感覺。曾經有「靜園川菜」「盤踞」於此，今被閒置，總有遊人、網紅和新婚夫婦來此「搔首弄姿」，同時拍下它用連續三角山花裝飾簷部的女兒牆。再向東行即是原法國使館，大門神似凱旋門，細節之處又恰似中國城牆的「敵臺」，門前一對石獅，它是1970年至1975年西哈努克親王的避難之所。《午夜北平》裏帕梅拉被害前去過的溜冰場就在附近，只是早已無跡可尋了。
  法國使館舊址與聖彌厄爾教堂也只隔了一條台基廠大街。哥特風格的教堂，相較北京天主教四堂，規模較小，歷史又短，卻是北京少有的未經徹底毀壞與重建的天主堂，建於1901年的它綜合了四堂之優長，以正門上方精美的天使造像而聞名。它與東交民巷南的比利時使館是南北鄰居，今日使館已成為紫金賓館，朝向崇文門西大街的正門長年緊閉，工作人員會時不時從開在東交民巷的後門探出頭來，看看聖彌厄爾教堂門前排隊拍照的「西洋景」。
  安樂窩
  已成賓館的比利時使館以西，首都賓館、華風賓館一帶，百多年前就是「新式綜合性休閒空間」。正是在嵌入城市核心的使館區的刺激和引導下，北京城走上了由封建帝都到現代城市的轉型之路。
  清末引入西式飯店，固然有使館區外籍人士聚集的因素，更與當時以正陽門為中心的鐵路佈局不斷成型密切相關。1900年，盧漢線由盧溝橋向東經西便門、宣武門延至正陽門西側，設正陽門西站；1905年黃河鐵路大橋落成後，盧漢鐵路全線通車，改稱京漢鐵路；1906年正陽門東站（老北京站）正式竣工交付使用，成為近代北京最大的交通樞紐，「站東鑿城成門，俗稱『水關』，為通東交民巷使館區之道」。
  「我們從上海出發，經過長達兩天的旅程，我們筋疲力盡，在幾天前的晚上到達了破舊古老的火車站臺。」在《北京的塵土》中，身心疲憊的愛倫·N·拉莫特（Ellen Newbold Lamotte）「沿著車站長長的月臺往回走，讓人覺得愉悅，在水門下，兩分鐘內，我們發現自己已經到了這座寶貴旅館的溫暖的、明亮的大堂」——她說的就是比利時使館西側、今正義路南口路東、著名的六國飯店。
  《燕京叢考記》載：「昔日之太僕寺，今為六國飯店、比國使館地。」1901年，比利時商人喬治內吉·麥克爾在太僕寺舊址上建立一座坐東朝西的磚木結構二層飯店，取名臥鋪車廂公司大飯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Lits），一直生意平平，1905年由英國人牽頭重新融資，推倒重建，並吸引了法美德日俄五國資本，因此改名六國飯店。翻建後的飯店由原來的兩層擴建至地下一層、地上四層，底層設有堅實的基座和大大的券窗，頂部則覆有開老虎窗的屋頂，是一座典型法國古典主義風格磚石結構建築。據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所編《清末北京志資料》載，六國飯店「巍峨聳立，乃北京最壯美建築物」。1925年，飯店再加高一層。
  同樣隨著樓層逐級升高的是飯店在社交娛樂界的地位。「門衛認識我們，前臺的文員認識我們，餐廳和樓上走廊的各種男孩兒都認識我們，並向我們打招呼，我們疲憊的靈魂似乎感到真正的和令人滿意的誠摯問候。」拉莫特大加讚賞的六國飯店不但擁有200多套客房，還有歐式餐廳、遊藝廳、檯球廳、游泳池，屋頂巧設花園，可以舉辦舞會——《午夜北平》中的帕梅拉，被害當天就曾在飯店跳舞。它給北京帶來了正宗的西式麵包、咖啡、牛排，以及完整的西餐禮儀與「女士優先」的紳士法則，成為推動城市新式休閒活動發展的試驗場。
  1928年出版的《國聞週報》將北京飯店、六國飯店的照片作為封面，加上標題「北京之安樂窩」。的確如法蘭奇描寫的，「棕櫚葉間，女士和佳公子在啜飲六國飯店的招牌香檳雞尾酒、杜松子利克酒或雪利酒。從吧臺後面的雞尾酒調酒師手中，冰塊和金屬輕輕碰撞的聲音隱隱傳來。一支弦樂四重奏樂團正在演奏輕柔細弱、隱約可辨的情調音樂」——六國飯店受到追捧，不僅是民國時期獨有的風尚，「光宣之交，滿清貴族群學時髦，相率奔走於六國飯店，為外人點綴風景」。1910年1月《申報》載：「我聞某京官語曰，應酬須要闊綽，吾輩常到六國飯店請客，月須二百金。」清末民初，六國飯店的房費約是其他中西式旅館豪華套房的四倍，曾一定程度助長了官場貪腐奢靡風氣。
  雖然價格昂貴，但飯店提供了當時中國最稀缺的公共產品——安全。1911年後，國民政府並未完全收回各國在華特殊權益和租借地，在政局動盪之時，東交民巷使館區以其特殊的地位，成為各派勢力、軍政要人、文化名流尋求庇護的首選。一如莊士敦在《暮色紫禁城：洋帝師眼中的溥儀與近代中國》中寫，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軍隊駐守著已經關閉的後城門，電話無法使用，街上行人匆匆，膽戰心驚；有錢人都舉家躲進了使館區（每當有危險發生，他們總是這樣），並紛紛在六國飯店預定房間」。客滿時好多人甚至帶著細軟睡在大堂裏，還要交高昂的房費——哪怕窗外兵荒馬亂，樓內依然歌舞昇平，這座「亂世中的桃花源」讓各色人等來這裏或勾兌權力，或潛伏、刺探、狩獵……
  刀光血影也就在所難免。張振武案、張敬堯案讓飯店染上幾縷奇情血光。和它們一樣讓飯店名噪一時、將交際舞引入北平上流社會的舞廳，1928年曾「吸引」日本間諜川島芳子以嫺熟舞步，在此賣弄姿色迷住了張作霖的副官，套出了「東北王」的行程，使關東軍得以在皇姑屯炸死這位不怎麼合作的大帥。殺害曾經在六國飯店避難的報人邵飄萍的張作霖，自己的死亡也和六國飯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同年年底，張學良派代表在六國飯店與南京國民政府代表談判，12月29日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在東北撤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換青天白日旗，自此「東北易幟」。
　新世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政府宣佈沒收一切帝國主義國家財產，六國飯店亦被政府接管。2月3日，解放軍舉行盛大入城式，主力部隊從永定門入城，經過正陽門後，便轉道入東交民巷，坦克、裝甲車及大道奇車拖著加農炮等槍械，人民軍隊像鋼鐵洪流般穿越「國中之國」，宣告了舊時代的結束。據說，當遊行隊伍通過東交民巷時，英美等國使館門窗緊閉，使館人員躲在玻璃窗後向外窺探，有的還偷偷拍照。4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在六國飯店接待了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20多天的談判破裂後，渡江戰役打響。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1月6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頒發佈告，徵收接管使館區；其後陸續與新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國家，得以繼續在這裏建立使館。1959年，按照政府安排，東交民巷街區內的各國使館開始陸續遷出，直至上世紀70年代第一使館區建成後，這裏的外交功能才告終結。
  目睹過滄桑時世的東交民巷，在百木凋零的寒冷季節，建築的紅綠屋頂，都有種衰敗之感，樹枝張牙舞爪，仿佛交錯著百年前的影子。夏日裏槐樹綠意成蔭，漫步於此，斑駁磚牆、哥特式建築、雕花門窗猶在，但時光已經破壞了不少古老街景。這裏已經全然沒有1919年5月4日青年學生來到使館區向各國公使請願遭拒，轉到趙家樓胡同火燒曹汝霖宅的一丁點兒影子了；六國飯店早已改名華風賓館，因為1988年8月的一場大火，燒毀了老式木地板、樓梯和門窗，經過重建與裝修，已經完全失去了當年的風貌與氣派，只有它北側、和它一起經歷過歷史滌蕩的正金銀行舊址，還留下當年的外殼。
  從崇文門西大街一直走到崇文門地鐵站，當年的德國兵營自是蹤影難覓，只有1952年落成的新僑飯店。它附設的新僑三寶樂麵包店，似乎比作為新中國首個在東交民巷建設的酒店主體更為有名，這不僅因為1985年麵包店開業時是「首批開放式自選麵包店」之一，也許更因為它的招牌豆沙包用料十足，吃掉一個，能無端產生一種安定之感。
  《午夜北平》中的慘案早已消弭在豆沙的香甜之中：「傷疤會逐漸消失，直至再也不見；瑕疵和污點會逐漸變淡，直至無影無蹤。生活最終會回歸正軌。但這只是錯覺，因為事實上一切都已改變，不會再回到從前。」
  繁華不再，東交民巷的一切的確都已改變——在時光隧道的兩頭，它都成為了一個無法被忽略的名詞。
  （張亞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