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位於東京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禮堂內，東京審判拉開帷幕，來自11國的法官和檢察官以國際法名義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追責。
  79年後，記者來到故地，法庭原址如今被納入防衛省內部，採訪申請遭婉拒。曾經關押戰犯的巢鴨監獄舊址已成商業設施，歷史印記難尋。審判的空間淡出公眾視野，但圍繞其正當性與歷史意義的爭論，至今未止。
  「侵略戰爭理應被追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公告中明確提出「對所有戰爭罪犯予以嚴厲懲處」，為戰後追責奠定法律基礎。次年1月，盟國依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擬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
  「日本長期侵略中國等亞洲鄰國，造成深重災難。戰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理應追究日本的侵略責任。」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指出。
  東京審判自1946年5月開庭，至1948年11月宣判，歷時兩年半。共有11個國家參與法庭組成，包括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印度、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菲律賓。中國派出梅汝璈任法官，向哲浚任副檢察官，積極參與審理。
  共有28名甲級戰犯被起訴，包括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梅津美治郎等核心人物。其間歷經818次庭審，傳喚證人419人，出示證據4336件，庭審記錄長達約4.9萬頁，判決書達1231頁。最終，7人被判絞刑，16人被判無期徒刑，其餘獲有期徒刑或因病免判。
  「與紐倫堡審判相比，東京審判時間更長、內容更複雜。」纐纈厚分析指出，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設立多個佔領政權與監禁機構，對當地民眾實施長期壓迫和暴力，加害行為地域跨度更廣、類型更複雜。
  「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笞」
  東京審判主要圍繞三類罪行展開：一是「破壞和平罪」，二是「戰爭罪」，三是「反人道罪」。其中最具爭議的是「破壞和平罪」，即對發動侵略戰爭行為本身追究個人刑責。這一罪名在當時尚屬首創，即便在79年後的今天，其法理依然廣受討論。
  「1946年時，『破壞和平罪』在國際法中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纐纈厚指出，國際法一貫強調「罪刑法定原則」，即不能以後制定的法律追溯懲罰之前的行為。因此，日方辯護律師普遍主張，依據「破壞和平罪」定罪屬於「事後追訴」，有違現代法治理念。
  儘管如此，當時多位法官仍認為，日本早在1928年簽署的《非戰公約》中已承諾放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而作為被告的戰犯，在作出這一承諾之後仍密謀併發動侵略戰爭，理應承擔相應的個人刑事責任。
  東京審判中的澳大利亞法官威廉·韋伯認為，正義不應因缺乏先例或明確條文而止步。面對規模空前的戰爭罪行，國際社會有責任作出法律回應。他的立場得到不少國際法學者認可。在他們看來，儘管東京審判在形式上突破了傳統法理，但其精神實質值得肯定。
  除了法理爭議外，東京審判在日本也面臨「勝者對敗者清算」的質疑。日本部分輿論認為，法庭僅追究了軸心國戰犯，卻未審查盟軍在戰爭中實施的無差別轟炸、原子彈投放等行為；同時，整個審判體系由戰勝國主導設立和主持，難以擺脫「以司法實現政治目的」的印象。
  即便如此，從道義層面看，東京審判的意義仍廣受肯定。當時的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曾在開庭陳詞中稱其為「文明的審判」，認為這是一場對戰爭暴行作出的歷史性回應。多位學者指出，東京審判不僅是對加害者的法律追責，更是全球性否定侵略戰爭的重要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日本國內輿論也並非一邊倒地為戰犯辯護。東京審判時，《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日本主流媒體普遍對審判持積極評價。《朝日新聞》更將審判報導整理成多卷合集，在第一卷前言中寫道：「東京審判是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笞。審判必然會帶來痛苦，這個痛苦不堪正視，但不正視過去，如何才能再生？」
  「歷史的陰影從未遠離日本政治」
  東京審判雖然在法律上作出明確判決，但其懲戒效力卻因國際政治風向的轉變，在審判結束後不久便迅速削弱。隨著冷戰格局的確立，美國等佔領國的對日政策從「清算戰犯」轉向「扶植反共」，加快推動日本融入西方陣營。
  與此同時，上世紀50年代前後，日本國內要求赦免戰犯的呼聲逐漸高漲。國會通過相關決議，主張解除戰犯刑罰；日本政府自1953年起更將部分被處決者認定為「公務死」，向其遺屬發放撫恤金，悄然完成從「罪犯」到「為國殉職者」的敘述轉向。1978年，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被秘密合祀於靖國神社，引發鄰國強烈抗議。
  部分戰犯甚至重新掌權。曾任東條內閣重要成員、戰後被關押於巢鴨監獄的岸信介，獲釋後重返政壇，並最終出任日本首相。
  纐纈厚指出，岸信介的政治回歸象徵著東京審判清算工作的半途而廢，「而他的外孫安倍晉三在歷史問題上的保守立場，也說明那段歷史的陰影從未真正遠離日本政治」。安倍曾在國會質疑東京審判的正當性，稱其為「戰勝國的裁決」。他還否認侵略戰爭的明確定義，並多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更深層的危機還體現在公眾歷史認知的斷裂上。纐纈厚感歎：「戰後日本對戰爭責任、侵略責任缺乏足夠自覺，年輕一代的冷漠尤為明顯。作為教育者，我對此深感遺憾。高中和大學等教育機構並未真正給予學生理解戰爭責任的機會，許多年輕人對於日本曾發動過侵略戰爭的事實並不瞭解。」
  他進一步指出，如今日本社會普遍流行一種「侵略責任是過去的事，未來才重要」的觀點。「這種過度強調未來的思維模式，恰恰忽視了以史為鑒的重要性。」
  「日本人的歷史感正在不斷削弱。」纐纈厚說，「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對此深感不安。」
  （李子越 楊智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