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分割和掠奪，中華民族逐步覺醒，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抗爭，其中以抗日戰爭作用最大。習近平指出：「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說，五四運動「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那麼，抗日戰爭則實現了徹底的覺醒。各民族同胞在抗擊日寇侵略中自覺形成命運共同體，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譜寫了民族團結抗戰的宏偉篇章，並鑄就了影響深遠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抗擊日寇的愛國行動使各族人民空前凝聚在一起，激發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傳統中國沒有中華民族的概念，也沒有中華民族的意識，其概念的產生和內涵的賦予都是近代以來的事情。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帶來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為中國近代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奠定了思想基礎。孫中山也主張「五族共和」，「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
  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與理解有一個逐步發展的歷程。黨的二大宣言最早使用「中華民族」這一辭彙，但其內涵卻是變動和模糊的，有時指中國這一政治共同體，有時指漢族，有時指與少數民族並列的某一民族。1937年中國共產黨發佈《我們對於民族統一綱領的意見》，「中華民族」才正式成為中國內部多民族共同體的指稱。
  抗戰時期沒有「中華民族共同體」一詞，但此之前，早已存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實。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主要方式是漸進式的和平融合，戰爭則起了催化作用。縱觀鴉片戰爭以來的歷次反侵略戰爭，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催化作用最為巨大。在抗日戰爭前，我們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打了很多仗，但沒有哪個帝國主義國家想把中國一口吞掉，能夠滅亡中國、滅亡中華民族。而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把整個中國變成殖民地，其戰略部署、戰爭規模遠超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兩手，一手是武力佔領，一手進行各種威脅、利誘、分化，特別對我邊疆少數民族聚集區，利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歷史矛盾進行挑撥、瓦解，工作做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日寇的步步緊逼，一次次觸動了各族人民緊繃又敏感的神經，全民族同危亡、共患難的命運共同體意識逐步強化，也加速了各民族團結融合和凝聚一心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日本侵華給各族人民帶來沉重災難和巨大痛苦，各民族以各種方式參與和支援抗日戰爭。在東北地區，朝鮮族、滿族等抗日武裝統一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在西北地區，青海寧夏騎兵部隊和海固回民抗日騎兵團等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直接開赴抗日前線；甘肅東鄉族、保安族、裕固族和新疆的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回族等開展了一系列抗日募捐活動。在南方地區，湘桂川黔等省的壯族、苗族、瑤族等少數民族人民也紛紛參與到武裝抗日鬥爭中。此外，冀中回民支隊、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軍、瓊崖抗日獨立隊和臺灣少數民族組織的抗日義勇軍，都為抗日武裝力量輸入了新的血液。總之，在民族危亡關頭，各少數民族以中華民族為目標，共同鬥爭、團結一致、共同對外，使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前增強。
  除了戰場上奮勇殺敵，各族同胞在生活極端貧困的情況下，還通過開荒墾地、運輸物資、捐款捐物、修建機場道路等方式大力支持抗戰。其中，廣西壯族群眾僅在昆侖關戰役中，就籌集了1000餘擔軍糧支援前線，組織了數百人的抗日遊擊隊同來犯日軍展開殊死搏鬥。新疆各族人民從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以募集到的捐款購買10架「新疆號」飛機支援抗戰。1943年又開展「一縣一機」募捐運動，到1944年8月共捐獻飛機144架，超過原計畫64架一倍多。一批少數民族有識之士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宣傳活動，動員組織群眾團結抗日，喚醒了各少數民族群眾的愛國情懷和抗戰決心。據統計，滿、蒙、回、藏等40多個少數民族直接投身到了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中，彰顯了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
  廣泛的抗日救亡運動激發了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回族人民形象地將中華民族比喻成一個生命體，各個民族是組成和寄託在這個生命體上的細胞，各個民族的前途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38年2月創刊的《回教大眾》強烈呼籲：「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基礎，假如中華民族淪亡了，我們豈有單獨生存的可能！我們為整個中華民族謀生存，同時也就是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那麼，我們大家起來吧！」冀中回民更提出了「我們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我們有先天抗日任務」的口號。1941年2月，由蒙、回、藏等各民族代表連署的《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告前方將士書》寫道：「我們都是邊疆人，來自遙遠的地方，我們的宗教、語言、習慣雖有不同，但我們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是一家人，有著一條心。」文中「手足枝葉」的比喻，精准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內在聯繫，有力回擊了日本侵略者妄圖通過宣揚「滿蒙非支那論」肢解中國的圖謀。（喜饒尼瑪：《一份血火淬煉的「共同體宣言」》，中國西藏網2025年4月25日）甘肅拉蔔楞寺僧眾組織藏民代表團赴前線慰勞抗戰將士，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和告全國抗戰將士書說：「我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組成的整個的大國族，同系黃帝子孫，休戚相關，生死與共，絕對不可分離……我們的生命在時間上，不過刹那間一朵曇花，而我們的國家民族，則與天地同長久，與日月並光明。我們要以至死不變的精神，挽回歷史未有的奇變，以最大之犧牲，求最後之勝利。」（《西北論衡》第6卷第21期，1938年11月15日，第15-16頁）其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全民族抗戰責任的認同。總之，抗日戰爭加強了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提升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深度認同，也增進了各民族間的團結統一，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體意識空前增強，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
  國共兩黨堅持中華民族整體論，強化了國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國家意識
  作為領導和影響抗戰的兩大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抗戰中始終堅持中華民族整體論，使得少數民族由過去的封閉狀態，國家意識、共同體意識相對淡薄，普遍轉化到在「我是中國人、我要為中國抗戰作貢獻」等問題上形成共識，中華民族觀念為各族人民普遍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逐步喚醒、形成。
  就中國共產黨來說，全民族抗戰以後，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取得飛躍式提高。對中華民族的內涵、結構、特徵的認識，對中華民族歷史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的認識，以及構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認識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並積極使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進行全方位社會動員，促進各民族共同抗日，開啟了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就連續發佈了一系列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的宣言，並呼籲全國各族人民自覺加入到抗日救國的隊伍當中，以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中國共產黨呼籲「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我們能坐視國亡族滅而不起來救國自救嗎？不能！絕對不能！」（《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2冊，第264頁）華北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提出「只有全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疆界，不分民族區別，實行共同奮鬥，才能挽救民族的滅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2冊，第517頁）在1937年《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中共中央呼籲「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第356頁）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再次提出：「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夷、番等)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1冊，第752頁）1939年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第一章第一節專門以「中華民族」為題，從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地理分佈以及民族構成等方面強調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同年出版的《抗日戰士政治課本》亦明確強調：「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是共同祖國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808頁）
  除了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的民族共同體，中國共產黨人此時還認識到，「中華民族是由各族融合而成」的歷史共同體，各民族在歷史上彼此依存、共同生活，通過經濟交往、文化交流、軍事擴張、政治和親等形成了中華民族生活的基本疆域。在日寇的殘暴侵略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還共同認識到，「中華民族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運共同體，每個民族的前途命運都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休戚與共、息息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最後，中國共產黨還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其歸宿是建立一個獨立解放、民主自由的新中國。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可以說，隨著民族危機不斷加深，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實踐中不斷加深自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逐步構建了關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體系。隨著認識的深化和理論架構的完成，中國共產黨通過報刊、廣播、講話等多種途徑，極力強化國人的中華民族「命運一體」意識，其發佈的綱領和宣言也加強了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宣傳和闡釋。各民族同胞通過所見所聞日寇的暴行，加之國共的宣傳教育，逐步認識到加強民族內部、民族之間團結的重要性，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國家意識逐步被喚醒。
  國民黨方面同樣強調中華民族本為一家，命運一體。在國民黨看來，中國境內各民族經過數千年曆史演進，早已融合成為整個的國族——中華民族，1936年國民政府頒佈的「五五憲草」就明定「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1937年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強調，在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刻，無論何時何地，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中國各民族應誓死捍衛中華民族的主權和尺寸土地，以求中華民族最後的勝利。這既彰顯了國民黨對民族氣節的堅持，也凸顯了中華民族整體性的特徵。1939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國民黨將「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作為戰時國民精神動員之最高原則，強調「鞏固民族生存應先於一切」。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指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記錄。此共同之記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還說，早在秦漢時代，這些「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就已經融和為一個中華大民族了。雖然蔣介石是用血統論來解釋中華民族的成長歷史，掩蓋其歧視、壓迫少數民族的實質，但這種闡述顯然包含著以「中華民族」統一之歷史整合並維繫各民族團結之訴求。
  總之，七七事變後，空前的民族危機將全體中華兒女緊緊凝聚在一起，此時最能體現全體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整體對抗性的載體，莫若「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在國共兩黨的綱領和文件中，曾多次提及中華民族概念，多次重申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體現對中華民族的強烈認同。在宣傳和使用「中華民族」這一稱謂時，國共兩黨對中華民族認同意識又空前一致，他們發表的號召國人團結一致、保衛國家的宣言、決議以及講話，對於凝聚民族認同、彙聚全民力量意義深遠。國共兩黨堅持中華民族整體性的決心，也鼓舞了前線將士們英勇奮戰、不懼生死，彰顯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自覺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重要時期，中華民族自覺意識之所以這一時期在範圍和程度上都發展迅速，重要原因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毛澤東曾說：「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於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64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使全民族抗戰成為可能，還成為了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載體。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增強了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的團結意識和家國意識，捍衛了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日本全面侵華使中國各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巨大生存危機，人們普遍認識到，只有團結禦敵，才能彙聚強大力量；只有達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取得抗戰勝利。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中國各民族紛紛結束內鬥，通力合作，形成了浩浩蕩蕩的抗戰洪流，有力打擊了日寇製造的各種民族分裂活動，維護了國家的統一、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引下，各族人民、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對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深切關注，為國家和民族生存而戰，湧現出一幅幅各民族團結抗日的生動圖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了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的整體力量和共同利益，也將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向他們擴散，強化著他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民族抗戰是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重要法寶，需要各種政治力量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著眼點，調整各自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在國民黨政府擁護抗日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對其從反抗轉向了支持。國共攜手大大加速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其效果立竿見影。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指出：「假如沒有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建立與堅持，如此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發動、持久與爭取勝利，是不可能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第576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括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包括蔣介石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人士，這就使得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無形中擴散覆蓋了他們。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好地協調了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團體共同的政治主張，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塑造中發揮了特殊和關鍵的作用。為抗擊日寇，國內各政治派別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主張放手發動群眾，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全民族抗戰；中國國民黨雖堅持抗戰，卻把希望寄託在正規軍上和國際干預、援助上；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主張全民團結抗戰，卻害怕國共兩黨發生分歧和衝突，傾向於通過政治手段維持國家穩定和長期抗戰。最終，代表民意最大公約數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獲得各界一致認可，各族人民、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積極投身抗戰，湧現出左權、張自忠等國共兩黨高級殉國烈士，周保中、馬本齋等少數民族抗日英雄，陳嘉庚、司徒美堂等愛國華僑領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中華民族凝聚的重要平臺，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自覺，中華民族由此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
  人口內遷使各民族彼此接觸，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加深
  七七事變後，華北、華中、東南沿海、長江中下游及珠江下游地區相繼淪陷，大量漢族官員、工人、學生、難民等為躲避戰亂，紛紛遷徙到西南的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西，以及西北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大後方地區，出現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人口內遷。有學者推算，僅內遷的難民就「當在6000萬人以上。以當時中國人口4億計，難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15%以上」。（孫豔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6頁）淪陷區人口的大量內遷，雖不是出於本願，但在客觀上促進了西北、西南大後方地區的經濟、教育發展和社會進步，也促進了這些地區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
  大量人口內遷，使得漢族與內陸少數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成為常態。大批徙民與本地人一起工作、生活時，給當地居民帶來了新的思潮和新的生活習慣。當地居民的一般習慣也會影響到這些新來的徙民。正是在與徙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西北大後方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日常語言等都發生很大變化。據記述，到抗戰中後期，在四川西昌的大興場，街市上的漢人基本能說一口很好的倮夷話，趕街的大多數倮夷人的漢語也說得不錯。在不少地區，一些少數民族還與外來漢族技工締結婚姻關係並組建家庭。1938年9月隨同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張嘉璈到雲南視察滇緬公路修建情況的譚伯英後來回憶道：「使我感到吃驚的是，在昆明我有一種在家鄉的感覺。雖然我的家鄉是遠在千裏以外的南京附近的一座小城。昆明的習俗和語言對於我來說，比我的出生地百多公里之外的地方的習俗和語言還要熟悉。」（譚伯英等：《舊版書系·血路：修築滇緬公路紀實》，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頁）隨著各民族聯繫交往的日益密切，內遷漢人逐漸習慣當地人的生活習慣，適應當地人的性格特點，不再以「蠻族」看待少數民族，而是視他們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並最終愛上這一方熱土；大後方的各族人民開始理解和同情為逃避戰火而歷經千辛萬苦來到本地的外來人，認識到他們不是外人，而是和自己一樣的中華民族同胞，從而給他們以關心和照顧。這些都表明，傳統「四夷賓服」的民族關係已轉變為「中華民族一家親」的新型民族關係。這種新型民族關係逐漸建立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並擴散的過程。
  抗戰文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塑造奠定了共同價值基礎
  抗戰文化是戰勝日寇不可或缺的「軟實力」。抗戰時期，文藝作品和歷史教科書也加強了對中華民族的書寫和宣傳，以此喚醒民族意識，表達民族意志，凝聚民族精神，承擔救國救民的文化使命，這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具有顯在的促進或培育作用。僅音樂而言，包含有「中華民族」或「中華」一詞的抗戰歌曲大約占抗戰歌曲總數的1/6，演唱者和聽眾自然會受到耳濡目染，認同和接受「中華民族」這一觀念。（鄭大華：《論抗戰歌曲對「中華民族」的書寫》，《抗日戰爭研究》2023年第1期）
  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廣大文藝工作者吸收中華傳統文化的養料，創作出音樂、戲劇、美術、文學等一系列抗戰文藝作品，大力弘揚自強不息、威武不屈、捨生取義、精忠報國等民族精神，以文藝特有的方式吸引、感召抗日軍民。如《黃河大合唱》，「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鏗鏘有力的詞句飛揚著全民族團結一致，保衛家國的思想，極其鼓舞士氣。《義勇軍進行曲》更是號召大家「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民族危亡意識在一次次傳唱中，自覺轉化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
  在國民黨統治區，同樣產生了很多動員廣大民眾、凝聚民族力量的文藝作品。僅戲劇方面，《保衛盧溝橋》《八百壯士》《臺兒莊之戰》《民族萬歲》《張自忠》等劇，對時代英雄的呼喚與中華民族一體性的宣揚發揮了極強的戰時鼓動作用。《塞上風雲》《國家至上》《孔雀膽》等劇，則致力於消除民族偏見，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歷史文化認同、民族情感認同、種群價值認同與國土疆域認同，確立中華民族一體性觀念。
  國民政府還根據抗戰局勢的變化，先後四次修訂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主要內容就是加強對中華民族的書寫和宣傳。如1940年的第三次修訂主要有兩點：一是在《修正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和《修正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目標」中，以「中華民族」取代了以前的「中國民族」，並強調了全民族團結的重要性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二是在《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和《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教材大綱」中，增加了七七事變後中國人民的抗日內容。（鄭大華：《論民國初年到抗戰時期歷史教科書對「中華民族」的書寫》，《河北學刊》2023年第3期）通過教材進行課堂灌輸作用是巨大的，這一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對中華民族的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演進及其對世界貢獻的敘述，尤其是表達出來的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對促進廣大青年學生認同中華民族，促進中華民族觀念的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結語
  1938年創辦的救亡刊物《國民公論》發刊詞曾寫道：「戰爭是個大熔爐，只有通過這個熔爐，一個民族才能打成堅強的不可分的一片。」正是通過抗日戰爭這個「大熔爐」，中國各民族聯合起來，凝聚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強。知史以明鑒，明心聚力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回顧抗戰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從歷史中汲取養分，可以深化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推動民族地區繁榮發展，也能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早日實現。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廣大人民心靈深處，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同心共築中國夢。
  （丁文濤 孟儉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