踴躍捐輸，支援祖國抗日
  在各救亡團體的組織、發動下，澳門同胞與廣大華僑、香港同胞一道，傾其所有，踴躍捐輸，認捐者不分階層，不分黨派，不分宗教信仰，無論是上層的名流紳商、一般平民百姓、還是青年或老嫗皓翁，乃至街頭鞋童、「花街」歌女、歌廳舞娘，都熱烈回應。
  早在1932年，澳門同胞就成立賑災會，向各界募捐籌款支援東北軍抗日。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日本侵略者倚仗空中優勢，不斷空襲中國廣大的城市、鄉村，澳門同胞無不義憤填膺，盡力捐款支援祖國空軍建設。「七.七」事變後，澳門各界同胞更是全力支援抗日前線。籌款方式包括：發動獻金運動、捐獻運動、「一仙（一分錢）救國運動」，舉辦遊藝會、水藝會、球類比賽以及義演、義賣和捐輸、服務（如酒店義租、擦鞋童義擦、手車夫義拉等）。抗戰時期澳門的籌款活動時間之長、範圍之廣、動員之深、參加者之多、捐款數額之大、影響之深遠，在澳門歷史上是罕見的，湧現出許多感人的事蹟。
  四界救災會理事會及其後成立的工委會提出「擴大愛國團結，不計得失，全心全意報效祖國」的方針，後又補充：「只知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在各項工作中始終貫徹這一方針，不僅獲得各界救災會、商會、婦女慰勞會、教育會、同善堂、鏡湖慈善會等各大社團支持，還獲得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梁彥明及澳門天主教會嚴紹漁、顏儼若兩神父等有關人士的支持，使一切籌募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1937年9月至11月間，四界救災會曾獨力組織5期籌款活動，通過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以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5000多元。首期籌募，除各界踴躍購買門券外，還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甚至捐贈結婚戒指，如殷商傅漁冰、梁潔英夫婦，陳章唐、李淑顏夫婦，蘇無逸、陳紫英夫婦等各捐婚戒一枚。其時，澳葡警方規定每次籌款，事先須向澳葡當局辦理申請手續，每次義賣都要申請「許可證」。四界救災會主席陳少偉由於通曉葡萄牙語，社會關係良好，便直接與澳葡官員打交道，保證了每次募捐活動順利進行。四界救災會理事曾枝西女士先後主理過遊藝、勸銷、財務等三部，並任招待股主任。她出力更出錢，輸財救災，不遺餘力。服務團各個隊每次出發前都需籌措經費、藥物及應用物品，除向各方募捐外，遇到不足時，她往往盡力捐輸助成其事。比如前方宣傳用的油印機等物品，她也曾捐出一大批；在籌募活動中，她不僅深入中下層婦女開展動員工作，更致力聯繫上層婦女，奔走呼籲，任勞任怨；當年婦女慰勞會對「四界服務團」的出發經費和所需物品長期多方支持，她在這方面出力不少；她歷次發動工廠女工主要是全新紡造廠女工及其他團體女青年，參加戶外進行的售花、售旗、售紀念章及沿門勸捐、勸銷門券等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績。1937年的「雙十節」，四界救災會舉行的獻國旗國花籌款活動，澳督巴波沙欣然接受求知學校學生向其獻中國國旗，還付葡幣5元購買中國國花一枝。四界救災會的籌募工作做得出色，得到當時國民黨有關部門的讚譽。時任國民黨中央政府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啟剛兩次到澳門視察，都對該會工作讚揚備至。1937年11月7日，國民黨中央僑委致函該會，稱讚該會：「同仇敵忤，踴躍捐輸，至足嘉佩」。當時蜚聲澳門的粵劇界紅伶任劍輝，音樂名家陳鑒波、區才成等均參加義演，崔瑞琛積極發動各界女青年勸銷國旗、國花，取得好成績。商會主席徐偉卿夫婦，「華人代表」梁後源，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殷商高可寧、崔諾枝、畢侶儉、李際唐，全新織造廠東主陳聲始夫婦，岐關公司經理鄭芷湘，婦女慰勞會主席莫翰聲等，都是歷次募捐的熱心支持者。陳聲始、楊惠馨夫婦不但自己熱心捐輸救國，還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數捐助抗日團體購買藥品及經費之用。著名畫家高劍父、關山月等都先後到澳門舉辦愛國畫展、募捐、義賣籌款支持抗日。同年11月11日晚，澳門中央舞場的舞女「義舞」籌款，將當晚收入全部用於購買國內發行的「救國公債」。翌年的黃花崗起義紀念日，澳門同胞80多人在澳門、中山灣仔等地賣花為國民黨第五路軍籌款購雨具，共籌得「大洋」900多元。其後，五路軍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及廣西省主席黃旭初聯名來信對此深表謝意。在抗戰爆發一周年紀念日全澳飲食行業舉行素食籌募，出售印有「毋忘七·七」字樣的素包子及其它素食，激勵人民奮起抗戰。1938年9月初，澳門婦女慰勞會、澳門體育會和四界救災會聯合舉辦水上遊藝大會，籌得約1700元，分別匯給「非常時期難民救濟會廣州分會」和「戰時兒童保育會香港分會」。9月3日至10月13日，全澳各行商舉行了一次為期40天的義賣運動，先後回應的店鋪達百多家，共籌得款項折合國幣9萬多元，此次義賣運動的規模、範圍、時間等均屬澳門當時籌款活動之冠。在一次義賣活動中，中央不夜天酒家別出心裁，製作有特色的「救國翅」、「救國點心」，以競賣形式進行，到場的紳商和熱心人士紛紛以高價義購。粵劇界紅伶馬師曾、譚蘭卿也登臺演唱募捐，四界救災會應邀派出5個隊前往勸銷茶券，當天共籌得折合國幣4400多元。1939年3月12日，日軍第二次攻佔大良後，第四戰區直屬挺進第三縱隊副司令林小亞停止了對順德抗日遊擊隊的供給，使該隊隊員生活十分困難。為解決部隊給養，中共南（海）、順（德）工委委員黃雲耀等奔走於港澳、順德大良的愛國人士之間募捐籌款，得到澳門愛國人士姚集禮捐獻銀元1000元、手槍2支，使部隊的給養得到暫時解決。在「八•一三事變」兩周年紀念日的獻金活動中，澳門的中上層人士乃至一般市民都踴躍參加。由於參加人數太多，原準備兩天的獻金活動欲罷不能，增加了一天。就連福隆新街的不少「歌姬」也參加了愛國籌款活動，不僅捐款，還把金戒指、首飾等慷慨捐出。當時澳門的報刊曾以《商女也知亡國恨》為題，報導了她們的愛國行動。這次3天獻金活動，籌得折合國幣近10萬元，為歷次籌款之最高紀錄。
  澳門廣寧籍的工商業者王作芝，除帶頭捐資捐物外，還以會寧同鄉會主席身份，發動會寧籍的同胞參加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捐資捐物。在他的帶動下，澳門會寧籍同胞70%以上捐了錢物。
  從1937年8月至1940年的3年間，澳門同胞舉行了百多次募捐活動。
  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勞軍和救濟安置難民
  「西安事變」後，澳門各愛國團體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影響和推動下，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和慰勞抗日將士活動。
  從1937年初起，澳門的《朝陽日報》、《新聲報》、《大眾報》等均定期出版《救災特刊》和紀念特刊等，報導全國各地有關抗日救亡消息，深受澳門同胞的歡迎，爭相閱讀。不少抗日團體逢「三•八」、「五•九」、「七•七」、「八•一三」、「雙十」等紀念日，通過出版專刊或舉行紀念集會等宣傳抗日形勢，喚起民眾抗日。除本埠宣傳外，各愛國團體還組織宣傳隊到附近的中山縣前山、白石、香洲、灣仔、吉大等地以張貼標語、演講、演出街頭劇或舉辦軍民聯歡會等形式宣傳抗日救亡，受到當地群眾和駐軍的歡迎。
  抗戰前夕，綠光劇社等救亡團體就以戲劇的形式，在澳門和毗鄰的中山縣農村巡迴演出，宣傳抗日救亡。大眾歌詠團團長廖錦濤為使團員得到鍛煉，先後帶領團員到中山縣的灣仔鄉和吉大鄉宣傳抗日。當他們在街頭向群眾作公開演講，講到東三省被日本侵略者佔領，東北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悲慘狀況，群情激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聲頓時四起。一次，他們到吉大宣傳時，恰遇寒流襲擊，隊員們冒著寒冷的天氣演出，一些鄉民煮了一大鍋紅薯來慰勞宣傳隊，隊員們深受感動，更激發起團結一致，堅決抗日的決心。1937年12月2日，旅澳服務團組織一個16人的宣傳隊，在陳少陵、楊嶺梅帶領下，開赴四邑，在江門、新會、臺山等地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所到之處，受到當地群眾熱烈歡迎。12月30日，全團人員在三埠新昌活動時，被當地國民黨當局無理拘捕，押至廣州南石頭懲教場監禁。當時《救亡日報》、《珠江報》等廣州、香港、澳門的報刊都聲援旅澳服務團，「救國會」七君子也發出通電，要求釋放被捕人員。在社會輿論和群眾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只好放人。陳、楊等於1938年2月集體出獄，3月間返回澳門。由共產黨員廖錦濤、餘美慶等人創辦的前鋒劇社，先後組織了30多人，兩次徒步沿中山縣東、西兩線到各鄉宣傳，以歌詠、巡迴演出抗戰舞臺劇和街頭劇，召開演講會，找群眾個別談心等形式，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同時，也使宣傳隊員本身受到鍛煉和考驗。
  「四界救災會」中的勞協社青年木工也懷著巨大的愛國熱情投身抗日救亡宣傳。他們頂住壓力，克服困難，借用一單身住宅作為聚集地方，編印傳單、海報，上街張貼和散發，還唱著抗日歌曲在街頭宣傳，影響頗大。
  1938年5月6日，盤踞在大、小橫琴島一帶的日軍出動100多人，分乘3艘橡皮艇駛進中山洪灣企圖登陸，被國民黨駐中山縣的守軍奮起擊退。消息傳至澳門，澳門同胞為之鼓舞，四界救災會立即組織慰問團，攜帶著澳門同胞捐輸的大批慰勞物資及藥品，冒著敵機空襲的危險，乘船到達洪灣慰勞抗日將士，並向他們贈送繡有「衛國衛民」、「守土殺敵」兩面錦旗。5月30日，澳門前鋒、曉鐘、綠光、新民聲、婦女互助社等6個團體共46人前往灣仔向當地駐軍、自衛團、員警進行宣傳慰問，並贈送由澳門各界熱心人士捐獻的食品、藥品。此外，他們還在當地演出救亡劇，向當地群眾介紹防空的知識和方法，收到很好的宣傳效果。同年8月，武漢各界慰勞前線抗戰將士委員會為鼓勵前方殺敵，向全國各地發起徵集慰勞信，澳門由四界救災會負責收集千餘封慰勞信並托文化報社送交香港大公報代轉送武漢。1939年的「五•九」國恥紀念日，澳門各愛國團體在中山灣仔舉行集會，宣誓「矢志為國，不做漢奸」，合唱《保衛中華》，場面莊嚴，群情激昂。還舉行了遊藝晚會，當地上千居民前來觀看，擴大了宣傳效果。
  在廣州及附近地區淪陷後，澳門與香港都成了廣州及附近地區人員的避難地。此時，澳門政府與澳門的熱心華人在青洲、路環等合辦難民營，收容了大量逃難到澳門的內地居民。1940年3月，中山淪陷後，流入澳門的難民更多。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澳門分會在澳門設難胞收容所10多處，救濟數萬流亡同鄉，供給糧食，歷時半載，「邑人賴以存活者不下十萬人」。因廣州當局還將澳門列為戰時學校疏散區，故由內地遷入澳門的學校達30餘所，澳門天主教會等也與流寓澳門的教育界人士積極創辦各類學校，收容內地入澳的青少年入學。至1939年，澳門共有中學和中專學校30多所，學生3萬餘；小學140所，學生約4萬。人口的大量流入，使澳門人口從1936年的12萬人，到1939年激增至24.52萬人。由於人口的激增，相應地刺激了各行各業的發展，同時也給流入澳門的難民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使他們得以維持基本的生活。
  奔赴抗日前線，馳騁戰場殺敵
  保家衛國是每個炎黃子孫的神聖職責。日本侵華期間，不少澳門同胞先後回鄉奔赴抗日戰場，參加戰鬥，他們的足跡遍及各個抗日戰場。在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正面戰場上，灑有澳門同胞的熱血；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上，也有來自澳門的遊擊隊員和抗日志士。澳門同胞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戰鬥，用鮮血和生命譜寫赤子報國的讚歌。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的戰機在中國領空上橫行，到處投彈空襲中國大地。曾參與研製「樂士文」號飛機的機械師吳勢，雖身居澳門，但時刻關注著局勢的發展。
  1936年冬，他應楊官宇之召到了南京，編入中央航委會運輸大隊任機械長，日日夜夜搶修飛機，為抗日戰爭作貢獻。一批熱血澳門青年投考廣東等地的航空學校，學習本領，直接駕駛飛機保衛祖國領空、打擊侵略者。在抗日戰場上血灑長空的林耀，就是在此時進入航空學校學習的。澳門青年蔡志昌，是南京中央空軍第八大隊第三分隊飛行員，曾多次駕駛飛機與日機作戰，受到南京政府的獎勵，於1937年10月16日在南京市郊與敵機交戰時壯烈犧牲。隨家人流寓澳門的林毓恒，1938年考入遷到澳門的中山紀念中學，翌年轉到澳門知用中學念高中，1941年與同學到航空學校受訓。1943年8月，敵機轟炸重慶時，林隨教官駕機迎敵，由於表現出色，曾被送到美國洛杉磯深造。
  1938年1月，以廖承志為負責人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辦事處以合法名義協助中共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動員和組織大批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回國回鄉參加戰地服務。1938年2月16日，日軍佔領中山三灶島（今屬珠海市）後，對島上實行「三光」政策，先後殺害島上同胞2891人，還在島上修築飛機場，由海、陸、空三軍派兵鎮守，以作為侵略華南的橋頭堡。接著，廣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帶地區開始遭受日機的轟炸。戰火在蔓延，國土被蹂螞，同胞受苦難，許多澳門同胞紛紛報名要求參加回鄉服務團，返回內地參戰，投身偉大而神聖的民族反侵略戰爭。
  1938年8月，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在陳少陵等率領下，分3批共27人到中山三、九區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在當地黨組織的支持下，他們到各村莊發動群眾，組織兒童團、婦女會、抗日自衛隊等，並配合當地武裝迎擊入侵之敵。10月21日，旅澳服務團在當地中共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轉移到高明縣。此時，許多返回內地的港澳青年紛紛加入該團，使該團人數驟增至54人。11月初，經中共西江特委批准，陳少陵、包華（中共黨員）等率領旅澳服務團轉往四會縣參加由愛國人士田竺僧任處長的國民黨廣東省稅警總團政訓處政治大隊，以合法的身份堅持抗日。參加政治大隊的10多名共產黨員在政治處建立了中共稅警總團政訓處黨支部（後改為特別支部），書記陳少陵。至1939年5月止，黨員發展至30多名。這時，陳少陵、包華被田任命為上尉視察員，分隊長也多由中共黨小組長擔任。這樣，中共黨組織便掌握了這個政治大隊及其屬下6個分隊的實際領導權。他們活躍在四會各地農村，向群眾宣傳抗日救亡，創辦民眾夜校和婦女識字班，發動群眾進行空室清野演習，開展鋤奸活動，並對駐地國民黨軍隊的官兵進行抗日前途教育，組織了120名青年參加「四會青年三水前線服務隊」，由黨員肖德民、潘達帶領，奔赴三水前線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為旅澳服務團及所在的政治大隊贏得了很大的榮譽，推動了四會縣城鄉抗日救亡運動發展。1939年5月，田竺僧出任國民黨三水縣縣長時，在政治大隊挑選了20多名政工隊員隨其到三水赴任，其中有陳少陵等10多名共產黨員，包華等仍留在政工隊工作，並任政訓處特支書記。
  陳少陵等到達三水後，即成立三水縣政府中共特別支部（以下簡稱三水特支），書記陳少陵。陳等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組織，從5月至8月，先後發展了杜國棟等14名先進分子入黨。黨員在三水特支的領導下，認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到國民黨部隊、地方團隊和行政機關中，與三水的頭面人物建立較好的抗日合作關係，不少黨員還擔任了政府或地方團隊的政工隊長、視察員、區長、幹事、政訓員、班長、排長等職務，從而掌握了地方團隊相當部分的基層領導權，廣泛地團結了三水的抗日民眾和國民黨抗日部隊，大大推動了國民黨三水縣軍政機關和地方團隊的抗日工作。中共三水特支還努力掌握部隊，團結教育官兵，積極帶領抗日武裝到前線抗擊日軍的進攻。中共三水特支實際已成為三水救亡的戰鬥核心，為三水的抗戰事業作出了貢獻。共產黨員陳少陵、李靜山、馮劍青、李偉洪等在戰鬥中光榮犧牲。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向廣州推進，華南局勢嚴峻。15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召開了全澳青年愛國團體聯席會議，商討發動青年回鄉參加戰地服務問題，並決議當即成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工作委員會」，專責處理招收團員和集訓等事宜。廣州淪陷當天，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正式成立，並在港澳各報多次刊登征召男女團員啟事。報名者十分踴躍，經考核後，共吸收了百多名青年參加，團員出發前都集中在中山縣灣仔鄉廣善醫院接受為期7至10天的培訓。服務團的11個隊167名男女青年在團長廖錦濤、副團長沈文略率領下，先後開赴廣東的西江、東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抗日戰場，在中共黨組織領導下，進行艱苦的抗日工作，尤其在改造舊軍隊，團結國民黨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
  服務團每到一個地方，都積極開展抗日宣傳、發動群眾救濟災民，與當地群眾建立良好的關係，激發民眾的抗日情緒。第一隊在高明縣三洲開展工作時，深入到各鄉村，通過為群眾治病，幫助農民做農活，表演遊藝等與當地群眾搞好關係，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成立自衛隊。當敵人進攻時，隊員們積極動員民眾迎擊侵略者，自衛隊武裝協助地方團隊應戰，婦女們也上前線慰勞，齊心協力把敵擊退。當隊員們離開三洲，當地群眾都依依不捨地送行，不少大媽、大嫂還給隊員送地瓜、芋頭等食物。1938年11月25日，國民黨高明縣黨部特派員陳汝芳、縣長鄧公烈向服務團發出證明，贊揚第一隊的抗敵宣傳工作出色。第二隊在開平縣赤坎的抗日宣傳工作有聲有色。他們除發動當地群眾成立各種組織外，還對廣大群眾進行防空、防毒、戰地救護等教育。1939年元旦，該隊連續兩晚在赤坎五龍市以遊藝形式舉行「四鄉民眾保衛家鄉運動大會」，有2000餘民眾前往參加。第三隊到達東江後，曾發動東寶地區群眾舉行「五•九國恥紀念日」活動，參加者達六七千人。同時，在各區組織「國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動員民眾參加當地抗日遊擊隊，並開設民眾服務室為群眾治病、排憂解難。第四、五隊在順德縣龍眼鄉舉辦婦女識字班、青年讀書會等，向群眾開展抗日宣傳。為做好群眾工作和站穩腳根，四隊在龍眼鄉設立一個醫療站，隊長梁鐵與隊員單永基邊學邊幹地為群眾診病，解除群眾疾苦，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樹立了服務團的威信。
  服務團除做民運工作外，還參加戰地救護和奔赴前線作戰，1939年1月20日上午，日軍出動8架飛機輪番轟炸高明縣城。這天剛好是圩期，前來趕集的鄉民較多，被炸死炸傷的約120人。服務團第一隊聞訊，即派出9名隊員趕到現：場開展救護工作，並為遇難者舉行追悼會，以激起當地群眾對侵略者的仇恨。2月11日，敵機襲擊鶴山縣沙坪一帶，炸死民眾57人，第二隊全體隊員冒著生命危險奔赴火海搶救人民生命和財產，為傷患敷藥並送往醫院治療。國民黨鶴山縣黨部書記長黃漢山曾發給服務團第二隊證明書，表彰該隊工作努力。日機轟炸廣九鐵路時，服務團也前往參加戰鬥和開展戰地救護。1939年10月3日，日軍出動3000餘人，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第三隊隨東江遊擊隊參加了此次阻擊戰。梁捷等5名遊擊隊員，承擔炸毀觀瀾附近一座大木橋，以堵截從南頭前來增援的日軍，達到聚殲敵人的目的。在戰鬥中梁捷等3人壯烈犧牲。梁捷是服務團員中犧牲之第一人。1940年底，參加廣遊二支隊獨一中隊的侯取謙在番禺縣沙灣戰鬥中犧牲，馬敬榮在順德廣教鄉作戰中犧牲。此外，服務團的黎景尹、陳壽彰、陳曼、蘇達民、梁滿、崔楷等先後為民族的解放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中，朱宗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