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到1941年，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一批批由波蘭、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蘇聯、英國等國的志願者組成的國際援華醫療隊，不遠萬裏來到中國支援抗戰。
  直到抗戰勝利後離開中國，這群被稱為「西班牙醫生」的外國大夫，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兩千多個日日夜夜，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員開展醫療救助工作，與中國人民休戚與共、生死患難！
  從集中營走出的「西班牙醫生」
  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弗朗哥法西斯軍人集團向共和政府發起攻擊，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組織了一支「國際縱隊」前往西班牙，為保衛共和而戰。戰爭結束後，「國際縱隊」很多成員撤退到法國，法國政府考慮與西班牙的關係，將他們軟禁在地中海岸邊的聖西普裏安與戈爾斯集中營。
  此後，法國政府同意國際縱隊成員離開法國。不過，不少志願者的祖國卻不願接受曾為「共產主義」而戰鬥過的人，這讓他們去留徘徊。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國倫敦成立了「國際醫藥援華會」，主要任務是向中國提供醫師、醫療器械和藥品，援助抗戰。1939年初，「國際醫藥援華會」從集中營招募了一批自願去中國服務的醫務人員，分四批前往中國。
  在救援會安排下，1939年8月，波蘭醫生傅拉都作為醫療隊負責人，率領九名國際縱隊醫護人員前往中國。他們是：
  波蘭醫生陶維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斯洛伐克醫生柯理格，蘇聯醫生何樂經，匈牙利醫生沈恩，羅馬尼亞醫生柯列然（柯讓道）。
  醫療隊在法國馬賽登上「波亞尼斯」號，與早已在英國利物浦登船的保加利亞醫生甘揚道，德國醫生白爾、顧泰爾，羅馬尼亞醫生楊固，奧地利醫生富華德等人會合。
  輪船穿越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周後於9月13日抵達香港，受到當地媒體的熱情歡迎。
  記者們搞不清這些外國大夫的國籍，因為他們來中國之前，志願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所以就把這些參加了東西兩個反法西斯戰爭的醫生，稱為「西班牙醫生」，事實上他們中沒一個是西班牙人（編者注：之後三批國際援華醫療隊的醫生中，大部分也曾參加過西班牙內戰）。
  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和有關工作人員，以及醫藥援華會駐香港代表彌達·沙爾文·克拉克女士等前來迎接問候，他們熱情地接待了這些國際志願者。由於交通封鎖，醫療隊將轉道越南再繞道廣西進入中國內陸。
  抗日戰場來了「華佗—傅拉都」
  在「保盟」的安排下，醫療隊一行繞道越南海防進入廣西，經柳州、南寧，於10月16日抵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貴陽圖雲關。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作為外國人，為何來援華，援華的感受，他們的所思所想，以檔案、資料形式留存下來的少之又少。現今對援華醫療隊的研究工作，大都是通過分析他們本人和親屬的回憶，以及與他們共事的中國人的回憶所得。
  援華醫療隊負責人之一的傅拉都是波蘭猶太人，1910年生於華沙，後參加波蘭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
  國際援華醫療隊早與中國共產黨有過聯絡，醫療隊員中多數是共產黨員。醫療隊一到貴陽，即設法與中國共產黨聯繫，要求去抗日根據地。為此，領隊之一的傅拉都與八路軍貴陽交通站負責人袁超俊面談過數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醫療隊不斷地表達：
  來中國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據地去，像他們在西班牙的戰友——加拿大醫生白求恩那樣，和根據地軍民一起與日本侵略者作鬥爭。
  1940年夏，傅拉都與楊固、沈恩一起，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中共代表周恩來，提出要與八路軍一起抗日。但由於當時通往延安和解放區的道路已被國民黨封鎖，前往那裏比較困難。周恩來向傅拉都等人解釋，只要是與中國軍民一起戰鬥，在哪里都是抗日。
  這樣，醫療隊聽從了周恩來的意見，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重要骨幹，率領醫療人員，輾轉於華中、華南和西南的抗日戰場，救死扶傷，與抗日軍民一道抗擊日本法西斯。
  不過，國際援華醫療隊始終與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保持著密切聯繫。援華醫療隊隊員們還經常借辦公事的機會，爭取去八路軍辦事處，探望朋友、共敘情誼，並將募集到的藥品和醫療器材交給八路軍辦事處，他們將這種做法叫作繳納「特殊形式的黨費」。不少人和當時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王炳南、陳家康、章文晉等都很熟悉。
  1942年，王炳南和妻子王安娜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與傅拉都和甘揚道合影
  傅拉都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來華後，很快便能聽懂中國話，不久便能簡單地交流。有一次，幾個國民黨特務以為傅拉都不懂中文，在交談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計畫，而當時王炳南正在嘉陵江南岸以秘密身份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傅拉都得知如此重要的情報後，以最快速度通知了周恩來。於是，周恩來再請傅拉都幫忙，用救護總隊的車，趕去搭載王炳南，將他安全送抵八路軍辦事處，成功幫助他脫險。隨後，周恩來立即委任王炳南為上校秘書。在國共合作期間，王炳南有了公開合法身份，國民黨特務對他也無可奈何。
  傅拉都不時到重慶去。他醫術高超，為八路軍辦事處許多人治過病，還給鄧穎超看過病。當時，董必武在重慶主持南方局工作，有一次患病，經傅拉都治療迅速康復，他高興地稱傅拉都為「華佗—傅拉都」。傅拉都知道後很高興，因為與中國神醫同名是非常光榮的事。
  「西班牙醫生」們各有一個中國名字
  到了中國，為適應當地環境，「西班牙醫生」們都各自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在國家博物館相關檔案資料中，留存著抗戰結束後，中共人士回憶搜集援華醫療隊隊員姓名的歷史記錄。
  為了那段不能忘卻的記憶，請大家記住這些名字：
  波蘭（6人）
  斯·傅拉托（取名傅拉都）；
  維·陶本弗利蓋（取名陶維德）；
  沃爾夫·雲格曼（取名戎格曼）；
  列·卡梅涅茨基（取名甘理安）；
  瑪利亞·卡梅涅茨基夫人（取名甘曼妮）；
  馬斯·綺迪（取名馬綺迪）；
  德國（7人）
  赫伯特·貝爾（取名白爾）；
  羅爾夫·貝克（取名白樂夫）；
  沃·羅益（取名羅益）；
  孟洛克（取名孟樂克）；
  伊迪絲·瑪庫斯（女）（取名馬庫斯）；
  卡爾·考泰勒（取名顧泰爾）；
  羅馬尼亞（3人）
  戴維·楊固（取名楊固）；
  雅塞·克蘭斯多夫（取名柯讓道或柯列然）；
  克蘭斯多夫夫人（取名柯芝蘭）；
  奧地利（3人）
  弗萊特·詹生（取名嚴裴德）；
  沃爾特·羅德曼（取名富華德）；
  享萊克·肯特（取名肯德）；
  捷克斯洛伐克（2人）
  弗蘭蒂瑟克·克裏格爾（取名柯裏格）；
  弗雷德裏克·基什（取名紀瑞德）；
  保加利亞（1人）
  楊·卡內蒂（取名甘揚道）；
  匈牙利（1人）
  奧托·金恩（取名沈恩）；
  蘇聯（1人）
  亞曆山大·沃洛金（取名何樂經）；
  根據有關記載，除了1939年最早前來的一批，援華醫療隊的成員分四批來到中國。當然，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還有幾位佚名人士無從考證。另有一位中文名叫王道的德國（另有一說系奧地利籍）醫生，可惜來華後不久即患病去世,葬在重慶南岸。後來，還有1941年才來到中國的英國醫生高宜田。
  以第一批志願醫生為例，來到圖雲關後，每個人的護照上都寫著英文名和中文名，「永久住地貴陽」。他們被分配到紅十字救護總隊工作，有的擔任本部顧問、衛生勤務指導員、外科指導員，有的擔任中隊長、區隊長，被派往湖北和兩廣前線。
  他們中每一個醫生都被任命為紅十字隊隊長，下麵配備一個不太熟練的專職醫生，到部隊開設一個帶有手術室的醫院。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救治軍隊和當地百姓中的傷病員，防治傳染病，培訓醫務人員，普及醫療衛生知識等。他們的薪金一般是120~200元，這與國外醫生的優厚待遇簡直無法相比。
  由於這些大夫剛來時不懂中文，語言不通，起初只能用手勢溝通，這讓他們的工作、生活都遇到很大困難。招募翻譯幫助外籍醫生便成了最重要的事之一。
  當時在貴陽大夏大學讀外語的蘇永逃便是被招募來為醫療隊服務的人員，他通過救護總隊部專員沈經農介紹，為某個中隊編制的醫療隊擔任翻譯。
  當時，由於翻譯人手短缺，學習漢語主要還是要靠醫生們自己，而「西班牙大夫」們以極大的毅力學中國話，漸漸打破了語言的隔閡，慢慢地可以和病人交談，可以上街購物，甚至可以唱中國歌、聽京戲，保加利亞的甘揚道大夫還與中國姑娘張蓀芬結了婚。
  西方的生活習慣，讓吃慣了牛奶、麵包、西餐的大夫們改吃中國食物相當困難。尤其是拿筷子，這門技術不比學醫療技術簡單多少，好不容易夾起的飯菜又掉了下來。好在，時間長了，他們便由逐漸適應到愛上了中國菜。
  住宿條件也很惡劣，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沒有廁所，沒有浴室，老鼠到處亂竄，有時甚至咬傷人的耳朵。
  工作環境極其簡陋。醫院是一排排簡易的茅草棚，幾十個病人一個挨一個地擠在長長的木板床上。醫療器械奇缺，他們就用竹子編制手術臺、藥品架，用木料做成夾板為傷患治療骨折。藥品匱乏，他們便學中醫、用中草藥治病。
  儘管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但執著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支撐著他們甘願忍受各種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此後的6年中，數萬中國戰士經過他們的精心救治重返戰場。
  （潘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