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50年期間，臺灣同胞一直沒有停止過保護民族文化傳統的抗爭和爭取回歸徂國的努力。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大陸臺胞義無反碩地融入祖國抗戰，為戰後臺灣回歸祖國做出過應有的貢獻。對此，歷史不會忘記。
  大陸臺胞及其抗日組織
  在日本竊據臺灣之初，有大批臺灣同胞內遷祖國大陸。日本殖民統治秩序建立後，不少人返回臺灣，但也有不少臺胞留在大陸。留在大陸的臺胞大抵有這幾種情況：1.不願意接受殖民統治而定居內地者；2.來大陸求學或考試求進身者；3.來大陸經商和就業謀生者。據檔案資料記載，20世紀20年代初，旅居廈門的臺民有五六千人，旅居福州的有1000多人，其中在廈、泉、漳中高等學校就讀的青年學生有200多人。到30年代，居留廈門的臺民有1萬人，居留福州的有2000餘人。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多數臺民又返回臺灣，也有不少人「逃匿」，據當時媒體報導，僅廈門一地，「逃港者不下3000人，逃匿不歸者千餘人」。這些「逃匿』者，大多不願屈從日本殖民統治，不少人後來都參加祖國抗戰。還有不少島內臺胞，通過各種途徑奔赴內地參加抗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日益覺醒，在大陸的臺胞成立了許多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團體。1923年，廈門大學臺灣學生李思禎創辦學術文化團體「臺灣尚志社」，與島內民族運動組織新民會和臺灣文化協會相呼應，追求臺灣自治，主要成員為學生而私渡內地的臺灣青年，會員達到200餘人。該會的活動引起日本駐廈門領事館的恐慌，不久被取締，但很快又出現「臺灣新青年社」宗旨更加明確：「若要救臺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臺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之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臺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時候，臺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
  1925年廈門還活躍著一個叫「中國臺灣同志會」的秘密組織，經常在廈門市內各顯眼處張貼材料，揭露日本有意激化臺灣民眾與大陸臺胞之間矛盾的險惡用心，宣傳「我們臺灣人是漢民族，是中國人的同胞，應該相提攜，不該相殘害」「要團結，要奮發，回收國土」，號召大陸臺胞”也要負起援助臺灣的義務。」一些在廈臺灣反日團體在秘密活動中還與中共取得聯繫，組建廈門反帝同盟臺灣分盟。後來這些團體都併入「廈門青年救國會」。
  同時期活躍於大陸各地的臺灣早期抗日團體還有：1922年成立於北京的「臺灣青年團」（初稱「北京臺灣青年會」）；1923年成立於上海的「臺灣青年會」1924年成立於上海的「臺灣自治協會」，該會還與朝鮮抗日志士組織「臺韓同志會」；1926年成立於南京的「中臺同志會」；1926年12月成立於廣州的「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後改名「臺灣革命青年團」1931年至1932年之間成立於廣東的「臺灣民主黨等等。
  大陸臺胞抗日目標訴求的演變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臺胞在大陸的抗日組織，受島內派系的影響，比較分散且各自行動。全面抗戰爆發後，大陸臺胞深受鼓舞，認識到從此臺灣與祖國大陸有了一致的敵人，應該團結奮戰；同時，祖國方面也更加清楚地看到臺灣民眾愛國熱情可用，從而在組織上和物質上予以更加有力的支持。這時期大陸各地臺胞抗日團體得到很大的發展，以各種名稱開展抗日活動的同胞團體層出不窮，比較著名的有：臺「中華青年複土血魂團」「抗日臺灣革命青年大同盟」「複土大同盟」「臺灣革命黨」「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臺灣國民革命黨」等。
  但總體而言，在抗日戰爭的前半段，大陸臺胞組織在祖國抗日與臺灣抗日兩者關係的認識上，仍普遍停留於以往的觀念，認為他們只是「幫助」祖國抗戰，而他們自身還有更根本的任務，那就是靠臺灣自己的力量，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在完成這一任務過程中，祖國政府同樣也只能「幫助」他們而不可能是「主動」的。因此，當時臺胞組織普遍所提口號是「保衛祖國，解放臺灣」。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種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在正式對日宣戰中宣布「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這一宣告，給大陸臺胞組織以極大鼓舞，因為這意味著，日本強加於中國的《馬關條約》已失去有效性，中國將直接通過這場全民族的戰爭，收回臺灣主權，臺胞無需經由其他途徑，只要直接參加祖國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便可實現回歸祖國的目標。這種轉變，很快體現在大陸臺胞組織所提口號上。1942年3月，臺灣革命同盟會舉行第二屆代表大會，發表「太平洋戰爭爆發，在中國抗日戰事上劃了宣言稱：一個新階段，同時在臺灣革命史上亦劃了一個新階段。祖國向倭寇正式宣戰，《馬關條約》已告失效，臺灣已與其他淪陷區相同，站在祖國省群中，站在祖國疆域上，吾臺革命已不復孤立，吾臺六百萬同胞，已與祖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混為一體，破鏡重圓。祖國的命運，亦即臺灣的命運，祖國存則臺灣亦存，祖國戰勝則臺灣光復，否則沉淪。」
  從此，大陸臺胞組織的工作重點，轉入積極促進祖國收復臺灣。概括起來，這些工作涵蓋黨、政、軍各方面。在黨組織方面，臺灣革命同盟會第二屆代表大會後，該組織逐步與中國國民黨發生統屬關系。不久國民黨成立中央直屬臺灣黨部，以臺灣省籍人士為主幹，進駐漳州，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為其週邊組織。後來「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主要骨幹大部分參加了臺調會工作。在行政方面，臺胞率先提出重新建立臺灣省的主張，《臺灣革命同盟會第二屆大會宣言》提出：「在情在理在勢，祖國都應早定收復臺灣大計。其中最重要的一著，就是應該設立臺灣省政府，正式承認臺灣為淪陷省區。」該宣言還提到要建立臺灣光復軍：臺灣在歷史與地理上，具有特殊性質，與普通淪陷省份略有不同。在實行收復時，必須以臺灣武力做配合，故設立臺灣光復軍及組訓幹部，也是收復臺灣的一種重要準備工作。
  這些主張和建議，儘管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釆納，但都是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問題，後來大多被擺上議事日程。而在當時提出這些問題，更富有實際意義的是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收復臺灣的輿論熱潮，從此光復臺灣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成為國民政府不能不完成的一項歷史任務，也成為國際社會不能不重視和承認的一種主權國家和人民的意志。
  1942年至1943年間，反法西斯的盟國中，曾經出現所謂戰後臺灣劃歸「國際共管」的議論，當時同設於福州的臺灣革命青年團和閩粵臺灣歸僑協會，立即發表《為戰後臺灣問題聯合聲明》，向中外嚴正指出「戰後處理臺灣問題，除將臺灣之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為臺灣人民所反對。」李友邦和臺灣革命同盟會也都撰文和發表聲明抗議這股國際逆流。這種發自臺胞的聲明，對國民政府在國際交涉中堅持收回臺灣主權的立場起了有力的敦促作用。
  大陸臺胞與臺灣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向各同盟國投降而簽署的無條件投降書中表示「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佈的，及以後由蘇聯附署的公告各條款二根據同盟國劃定，包括駐臺日軍在內的侵華日軍將向中國軍隊投降。於是，臺灣接收進入實施階段。
  在此之前，國民政府國防最髙委員會已經以原福建省主席陳儀為主任委員，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臺調會」成員基本上以臺、閩人士和陳儀在福建工作的舊班子人員組成，其中先後被吸收為專、兼任委員的臺灣省籍人士有林忠、李友邦、李萬居、謝南光、黃朝琴、宋斐如、丘念臺、林嘯靦、遊彌堅、劉啟光等。「臺調會」主要做三項工作：搜集有關臺灣資料；起草《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培訓接收人員。其中培訓接收人員的工作尤其急迫。由於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長期被壓在社會最底層，排除於體制之外，一旦日本人撤走，行政和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奇缺。加上非常時期交接替代，人事上難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接收人員需大量由大陸派遣，與臺灣有天然地緣和人脈的福建，自然就承當起更大的責任，而在大陸經受抗戰考驗的臺灣省籍人士、也勢必要發揮特別的作用。前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陳儀，在牽頭主持「臺調會」工作和組織臺灣接收幹部培訓的過程中、動用了福建的大量行政資源，也更多地起用了福建人和從大陸回去的臺胞。
  1945年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派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和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範誦堯為臺灣前進指揮所正、副主任，帶領首批接收人員先行入臺。陳儀本人於24日飛抵臺北、次日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對日受降儀式，順利地完成了對臺灣的接收。
  在臺灣接收和隨後的幹部使用中，從大陸回去的臺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被派遣首批入臺接收人員中，就包括黃朝琴、林忠、遊彌堅、李萬居等臺灣省籍幹部。隨後所任命的許多關鍵崗位的幹部，也不乏從大陸回去的臺灣省籍人士的身影。比如：遊彌堅任臺北市長；劉啟光任新竹縣長；謝東閔任高雄縣長；黃朝琴任臺灣省議會議長；李友邦為中將兼三青團臺灣區團部籌備處主任；宋斐如任公署教育處副處長，連震東任臺北州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公署參事兼代臺北縣長；柯臺山任臺灣日報社長；李萬居任臺灣新生報社長；曾溪水任臺南市區長；謝掙強任臺南縣區長；王民寧等代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參加南京受降儀式；黃國書參加臺灣軍事接管工作，等等。
  這些臺灣省籍人士，都曾在祖國大陸抗擊日本侵略和光復臺灣中作出各種貢獻，臺灣光復後被任用，正是恰如其分。當然，戰後臺灣建設千頭萬緒，尤其是在教育、社會等領域飽受日本「皇民化」戕害，在隨後的「祖國化」建設中，還有更多從大陸回去的臺胞在做著各種默默無聞的貢獻。歷史證明，只有背靠祖國認同祖國，臺灣人民才有真正的出頭之日；而各種歷史性的「悲情」，根源都在於國勢衰弱所招致的外國欺淩。
  （楊瑞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