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國防部重新啟用「戰爭部」舊名,並聲稱該名稱更能體現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世界和平所做的貢獻,更能準確反映五角大樓適應當下的核心職能。這一決定在美國國內外迅速引發熱議。批評者指出,此舉不僅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還與特朗普一貫宣稱的「反戰」立場相矛盾。更有國際輿論將特朗普此舉視為「美國霸權政策回歸的跡象」。
「戰爭部」的誕生和沿革
「戰爭部」的前身可追溯至美國獨立戰爭初期成立的「戰爭委員會」。1775年,英國與北美殖民地之間的緊張局勢演變為全面戰爭,由殖民地代表組成的第二次大陸會議任命喬治·華盛頓為大陸軍總司令,並承擔為該部隊提供後勤支持的任務。應喬治·華盛頓的請求,國會於1776年6月組建了「戰爭與軍械委員會」,負責徵兵登記、後勤物資管理、軍情彙報以及戰俘管理等事務。然而,由於國會議員們普遍缺乏管理軍事的專業能力與精力,相關職能於1776年12月被移交給由參謀人員組成的「戰爭委員會」。國會原本希望通過集體領導模式加強對武裝力量的監督與約束,但在難以有效動員各州財政和人力資源的情況下,這一調整反而加劇了大陸軍對既有軍政架構的不滿,導致軍隊更加依賴各州政府的支持以維持日常運作,聯邦權威被削弱。
1781年1月,《邦聯條例》建立美國中央政府前夕,國會將「戰爭委員會」改組為由「戰爭部長」領導的「戰爭部」,旨在明確國會對軍事事務的統一領導。該部名義上代表國會統轄美國全部武裝力量,但實際權力高度依賴於喬治·華盛頓個人對國會和憲法的尊重。在首任「戰爭部長」本傑明·林肯任內,「戰爭部」實際在大陸軍與國會之間發揮著「聯絡機構」作用,全員不超過六人,主要負責幫助國會處理戰爭相關的行政事務。
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美國國會一度通過拒絕提名新成員,放任「戰爭部」逐步自行解散。這一舉動表明,該機構在當時被視作為應對戰時之需而設立的臨時性機構。然而,同印第安部落之間的衝突、與外部勢力的緊張關係,以及持續發生的內部叛亂,促使邦聯政府逐漸授權「戰爭部」在和平時期繼續存在,以維持一支常備軍。自此,「戰爭部」的職能和地位發生根本性轉變。
美國獨立後,面對內外多重安全挑戰,「戰爭部」逐漸轉型為負責全國軍事事務的行政部門,通過組織、管理陸軍來保障國家安全。早期聯邦黨人將常備軍視為「專制象徵」,主張依靠民兵體系承擔國防功能,然而,隨著美國領土的大規模擴張,陸軍及其領導機構「戰爭部」由內及外的作用日益凸顯。
建國初期,獨立戰爭所累積的巨額債務引發了1786年謝司起義、1791年威士卡起義等民間反抗,「戰爭部」負責支持陸軍平亂。隨著西進運動的迅猛發展,「戰爭部」開始負責招募軍隊並將其部署於邊境地區,用於打擊分裂勢力和支持殖民擴張。南北戰爭結束後,「戰爭部」又協助南方各州進行重建,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國家穩定維護者的角色。
美國獨立後加速向西擴張,「戰爭部」承擔了分化、控制乃至征服印第安部落的任務。隨著英國軍事力量逐步撤出北美,印第安部落對抗西進運動的能力被大幅削弱。在此背景下,「戰爭部」一方面負責約束殖民者遵守聯邦政府與部落簽訂的協議,避免發生衝突,另一方面也動用軍事力量強制遷移印第安人並剝奪其土地,成為西進運動中美國暴力殖民政策的重要工具。
「戰爭部」的另一功能是應對外部軍事競爭和威脅。美國獨立後,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列強在北美仍保持軍事存在,對美國的領土擴張乃至國家安全構成持續威脅,「戰爭部」的職能也就逐步擴展至陸軍的組織、訓練、後勤等各個方面。在「戰爭部」領導下,美國陸軍先後參與了1812年第二次美英戰爭、1846年美墨戰爭以及1898年美西戰爭,皆取得勝利。這些勝利不僅大幅拓展了美國的疆域,還令美國更為深入地參與國際事務,從而在兩次世界大戰後逐漸成為國際秩序主導者。
此後,為適應冷戰時期的戰略需求,經激烈辯論,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簽署《國家安全法》,在「戰爭部」基礎上成立「國家軍事機構」,兩年後國會又對《國家安全法》進行修正,將結構鬆散的「國家軍事部」更名為「國防部」,將其升級為內閣部。這一調整標誌著美國軍事戰略從進攻轉向防禦,特別是在核武器時代強調避免大規模軍事衝突的作用。
特朗普刀刃既向內又向外
特朗普下令恢復「戰爭部」這一歷史名稱的做法,與其一貫重視媒體曝光和個人形象塑造的特質密切相關。特朗普再度上臺以來,關稅、移民等關鍵政策飽受爭議和抵觸,與民主黨執政的州對立不斷加劇,同時深陷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愛潑斯坦案持續發酵等內部麻煩和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難解等外部僵局,日益趨向於借助政治表演彰顯「政績」和權威,突破國會民主黨和聯邦、州司法體系對其政策的掣肘,推進右翼民粹主義議程,以鞏固基本盤、提振中期選舉行情。複名「戰爭部」正是其一系列象徵性操作中的一環。通過此舉,特朗普意在傳遞雙重信號:
對內,強化在移民議題上的強硬形象,以爭取更廣泛的政治支持。打擊非法移民作為特朗普核心競選承諾,曾助其成功動員大量選民。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將五角大樓用作在移民問題上展示決心的工具,多次以「打擊犯罪」「恢復治安」為由,調遣國民警衛隊進駐華盛頓特區、洛杉磯等民主黨主政的城市,並以禁毒為名對委內瑞拉等拉美「後院」國家發起軍事行動。恢復「戰爭部」之稱,意在渲染跨境安全威脅,為其強硬偏激的保守主義政策提供合法性。
對外,強化「以實力求和平」的理念。通過重新使用「戰爭部」這一曾見證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的舊稱,特朗普試圖傳遞一個明確信號——軍事實力是美國與中俄等戰略競爭對手開展大博弈的決定性優勢,也是延續美國霸權的根本依託。然而,這種帶有濃重狹隘民族主義味道的話語策略,勢將加劇國際社會對美國霸權回潮的憂慮與抵制,而美國硬軟實力和外交信譽的不斷下跌之勢也絕非其給某個部門改個名字就能止住。
(劉一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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