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玖勝
  在澳門經濟逐步復蘇的背景下，一則關於最低工資調整的消息引發社會廣泛熱議——特區政府計畫於明年元旦起，將雇員最低時薪從34元調升至35元，增幅2.9%。從程序上看，此次調整履行了《僱員的最低工資》法律規定的「兩年一檢」義務，惠及約1.82萬名基層勞動者，其中物業管管、清潔服務等行業從業者占比最高，占澳門總雇員人數（扣除家傭）的4.4%。政府方面表示，這一調整是綜合考量宏觀經濟、就業市場與企業承受力後的「溫和合適」選擇，旨在平衡勞資雙方利益。然而事實上，面對持續高企的物價與經濟轉型，這種「小步慢走」的調整，能否保障低薪僱員成疑。
  「小步慢走」的調薪，難抵基層生活成本之壓
  最低工資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為勞動者提供「兜底」保障，確保其勞動報酬能維持基本生活尊嚴，同時倒逼薪酬體系合理化，讓基層共用經濟發展成果。但從澳門近七年的實踐來看，這一制度的「兜底」功能正逐漸弱化，「小步慢走」的調薪節奏，與基層生活成本的「快步上漲」形成鮮明反差，使得最低工資逐漸淪為象徵性操作。
  從購買力維度看，基層雇員的實際收入正被通脹持續侵蝕。澳門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4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呈階梯式上升，其中食品及非酒精飲品類、住屋類價格漲幅尤為突出。以一名全職清潔工人為例，其每月收入按現行最低工資計算為7072元，若租住澳門半島一套20平方米的單間，租金通常在4000元至5000元之間，占收入的近七成；再扣除每月2000元左右的食品支出，剩餘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元，難以覆蓋醫療、交通、子女教育等其他開支。此次時薪調升1元後，月薪增加208元，但按照2024年上半年的通脹水準，這筆新增收入甚至不足以抵消每月食品支出的上漲幅度。正如勞工界議員林倫偉所指出的，即便經過此次調整，澳門最低工資月薪7280元仍僅占2024年澳門雇員收入中位數（約1.8萬元）的39%，遠低於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最低工資應達到本地收入中位數50%至60%」的標準，基層勞動者「勞有所得、體面生活」的訴求仍未得到充分滿足。
  從制度時效看，「兩年一檢」的固定週期已難以適配經濟形勢的快速變化。根據《僱員的最低工資》法律規定，最低工資每兩年需進行一次檢討，但在實際執行中，2020年至2023年的首次檢討便相隔三年，政府解釋稱因統計數據延後導致檢討滯後——這一理由恰恰暴露了機制的僵化：當通脹、就業、消費等經濟指標已發生顯著變化時，最低工資調整卻受制於固定週期，無法及時跟進。以2022年為例，澳門當年通脹率一度突破4%，基層生活壓力驟增，但最低工資直至2023年才從32元調升至34元，調整滯後近一年；此次2024年的檢討，調整結果需等到2026年元旦才生效，期間若再遇通脹反彈，基層將再度面臨「薪資不動、開支上漲」的困境。這種「事後調整」的模式，使得最低工資制度失去了對基層生活的「即時保障」功能，淪為一種「被動應對」的象徵性政策。
  從調整依據看，缺乏科學公式導致調幅缺乏說服力。此次政府提出的2.9%增幅，僅籠統表述為「綜合考慮經濟、就業與企業承受力」，但未明確納入通脹率、生活成本指數、勞動生產率等客觀量化指標。勞方提出的37元時薪訴求，實則是基於「覆蓋通脹損失+維持基本購買力」的合理測算，卻未能在最終調整中得到充分體現；而資方對「薪酬骨牌效應」的擔憂，也因缺乏數據支撐的溝通機制，難以與勞方訴求形成有效平衡。這種「模糊化」的調整邏輯，不僅讓勞方覺得訴求被忽視，也讓資方對未來成本預期缺乏穩定判斷，最終導致每次最低工資調整都陷入「勞資拉鋸」的爭議，削弱了政策的公信力。
  勞資平衡的困境與行業現實的挑戰
  最低工資調整從來不是單純的「漲薪」問題，而是涉及勞方權益、資方成本、社會公平的複雜系統工程。此次澳門最低工資調升1元的結果，本質上是政府在多方訴求間尋求「低風險平衡」的產物，但這一平衡背後，仍潛藏著尚未解決的深層矛盾。
  對勞方而言，「一元調幅」與現實需求的落差，凸顯了權益保障的不足。澳門工聯副秘書長林翔宇直言，勞方此前提出的37元時薪訴求，是綜合考量近三年通脹、生活成本上漲後得出的合理目標——按照2020年至2023年累計通脹約10%計算，最低工資時薪從32元調升至37元，才能基本抵消通脹對購買力的侵蝕。但最終僅獲1元調幅，使得基層「以薪抵脹」的期望落空。更讓勞方不滿的是，現行調整機制缺乏對基層聲音的有效吸納：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討論中，勞方的訴求往往因「缺乏量化支撐」或「擔心影響企業經營」而被弱化，難以轉化為實際政策。此外，最低工資的「溢出效應」也未得到充分發揮——按照國際經驗，合理的最低工資調整能帶動非低薪雇員薪酬同步上漲，維護整體薪酬體系的公平性，但澳門此次調幅過小，不僅無法帶動中低收入群體薪酬提升，甚至可能導致部分企業以「已符合最低工資標準」為由，拒絕為現有員工加薪，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對資方而言，「薪酬骨牌效應」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尤其是在當前經營環境下，企業的成本壓力亟待重視。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黃國勝指出，儘管澳門旅客數量已恢復至疫情前的八成以上，但旅客消費力明顯下降，民生區商戶、中小企仍處於「掙扎求存」的狀態。最低工資調升看似僅增加1元時薪，但對勞動密集型行業而言，將引發「連鎖反應」：以一家擁有50名基層員工的物管公司為例，若每名員工每月工作22天、每天8小時，時薪調升1元將導致公司每月新增成本8800元，一年增加逾10萬元支出；而這部分成本若無法通過內部消化，最終可能轉嫁為物業管理費上漲，由居民共同承擔——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薛婉娜已明確表示，部分大廈或因此次調薪適當調整管理費。此外，資方還擔憂，最低工資調升會打破市場薪酬的「自主調節機制」：若政府通過法律強制設定薪資底線，可能削弱企業根據經營狀況靈活調整薪酬的空間，尤其對小微商戶而言，固定的人力成本上漲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資方更傾向於政府通過推出補貼、減稅等援助計畫支持中小企，而非依賴法律強制調薪。
  在這場博弈中，政府的「平衡角色」尤為艱難。一方面，需保障基層權益，履行法定職責；另一方面，需維護企業經營穩定，避免影響就業市場。此次選擇「一元調幅」，正是政府基於「低風險」考量的結果——既避免了大幅調薪對中小企的衝擊，也履行了「兩年一檢」的法律義務。但這種「保守平衡」也暴露了政策的局限性：當物價只升不降、經濟轉型持續推進時，單純追求「低風險」可能導致最低工資制度逐漸脫離現實，無法真正發揮「保障基層」的核心作用。
  香港經驗對澳門的啟示
  面對最低工資調整機制的困境，鄰地香港的實踐為澳門提供了有益參考。作為與澳門經濟結構相似、社會環境相近的地區，香港的最低工資制度歷經多年優化，已形成一套相對科學、彈性的調整機制，其經驗對澳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香港的最低工資調整，以「科學公式+彈性檢討」為核心，確保調幅與現實需求同步。目前香港最低時薪已調升至42.1港元，增幅達5.2%，遠高於澳門此次的2.9%。其關鍵在於，香港建立了以「通脹率+中位數薪酬增長率」為基礎的調整公式，同時結合勞動市場狀況、企業經營壓力等因素進行彈性微調。例如，2023年香港在制定最低工資調整方案時，首先根據過去兩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漲幅（約6%）和低收入雇員薪酬中位數增長率（約5%），初步測算出時薪調升至40港元的方案，隨後通過諮詢勞方、資方、學術界等多方意見，確認該調幅既能覆蓋通脹損失，又不會對中小企業造成過度衝擊，最終順利落地。這種「公式化測算+多方協商」的模式，不僅讓調幅有了客觀數據支撐，減少了勞資爭議，也確保了最低工資能及時跟上物價和薪酬水準的變化，避免了「滯後性」問題。
  香港的「縮短檢討週期+動態回應」機制，也有效提升了制度的時效性。香港最初實行「兩年一檢」的最低工資調整週期，但在2017年後，根據社會需求將週期縮短至「一年一檢」，且明確規定檢討報告需在每年上半年完成，調整結果於下半年生效，確保政策能快速回應經濟變化。這種「短週期+快落地」的模式，避免了澳門因「兩年一檢」導致的調整滯後問題，讓最低工資制度能更靈活地應對通脹、經濟復蘇等動態變化。
  此外，香港在平衡勞資利益方面，注重「調薪與配套支持」相結合，緩解資方壓力。香港政府深知，單純調升最低工資可能增加企業成本，因此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減免中小企的利得稅、差餉等稅費，降低經營成本；設立「中小企業支援基金」，為有需要的企業提供低息貸款。這些措施有效緩解了資方對「薪酬骨牌效應」的擔憂，使得最低工資調整能得到更多企業的理解和支持。
  對比香港與澳門的機制差異，不難發現：澳門現行制度的核心問題，在於缺乏客觀量化的調整依據和彈性的檢討週期，導致調幅與現實需求脫節；而香港通過「科學公式」解決了「調多少」的問題，通過「一年一檢」解決了「何時調」的問題，通過「配套支持」解決了「如何平衡」的問題。這些經驗，恰恰是澳門未來改革最低工資調整機制的關鍵方向。
  構建科學透明的最低工資動態調整機制
  澳門要讓最低工資制度真正發揮「保障基層、維護公平」的作用，不能停留在「小步慢走」的調整模式上，而需推動制度革新，建立一套科學、透明、動態的調整機制。這不僅是回應基層訴求的必然選擇，也是澳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
  首先，應建立以客觀指標為核心的科學調整公式，讓調幅「有理可依」。最低工資的本質是「生活工資」，其調整必須與基層的實際生活成本掛鉤。澳門可借鑒香港經驗，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雇員收入中位數、勞動生產率」納入核心調整指標，形成量化公式。具體而言：以過去一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漲幅作為「基礎調幅」，確保最低工資能抵消通脹對購買力的侵蝕；參考雇員收入中位數的增長率，將最低工資占中位數的比例逐步提升至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50%至60%，縮小收入差距；結合勞動生產率增速，讓基層共用經濟發展成果——當澳門經濟復蘇、勞動生產率提升時，最低工資可適當提高調幅；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也可通過公式進行彈性微調，避免過度衝擊企業。同時，公式的各項指標應公開透明，由統計局定期發佈，確保勞資雙方都能清晰瞭解調幅的測算依據，減少爭議。
  其次，應縮短檢討週期至「一年一檢」，並明確調整時效，解決「滯後性」問題。現行「兩年一檢」的週期，已無法適配澳門經濟和物價的快速變化。建議澳門修改《僱員的最低工資》法律，將檢討週期縮短至一年，規定每年第三季度啟動檢討工作，第四季度完成諮詢並公佈調整結果，次年1月1日生效。這一調整不僅能讓最低工資及時跟進通脹和收入變化，也能為企業提供穩定的成本預期——企業可根據每年的檢討結果，提前規劃人力成本，避免因突然調薪導致經營被動。同時，需建立「應急調整機制」：若某一年出現超預期通脹（如CPI漲幅超過5%）或經濟大幅波動，政府可啟動臨時檢討，及時調整最低工資，確保基層生活不受嚴重影響。
  最後，應配套推出中小企支持政策，緩解資方壓力，確保機制「落地可行」。最低工資調升必然會增加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成本，若缺乏配套支持，可能導致企業裁員、提價或變相降薪，反而損害勞方權益。建議澳門政府從三方面推出配套措施：一是適當推出援助計劃支持中小企，幫助企業消化成本；二是加大對中小企的稅費減免力度，如降低利得稅稅率、減免商業登記費、提供水電費補貼等，減輕經營負擔；三是為中小企提供技能培訓支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為基層員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勞動生產率，幫助企業通過「提質增效」而非「壓縮成本」應對調薪壓力。
  總而言之，最低工資制度，不僅是一項勞動政策，更是一面映照社會公平的鏡子。澳門作為國際自由港和旅遊城市，經濟復蘇的成果不應只體現在旅遊業的回暖、財政收入的增長上，更應體現在基層勞動者的收入提升、生活改善上。香港的經驗已證明，科學的最低工資調整機制，既能保障基層權益，又能維護企業穩定，實現「勞資雙贏」。澳門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借鑒這一經驗，結合本地實際，構建一套符合澳門特色的動態調整機制——通過科學公式確保調幅合理，平衡勞工與企業之間的利益，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