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朝鮮是唯一一個在蘇聯解體後經歷嚴重糧食短缺和饑荒的國家。但對比其他食物短缺嚴重的國家,朝鮮的國民人均收入卻相對較高。換句話說,朝鮮是理解當代世界食物短缺問題的一個獨特案例。
儘管朝鮮的經濟和社會在90年代遭受重創,且經濟至今仍未恢復,但自90年代「苦難的行軍”(朝鮮饑荒)以來,朝鮮人民的總體生活水準有所提高。1990年,朝鮮人均壽命達到70歲左右。即便如此,朝鮮似乎總是在艱難地養活其人口。20世紀90年代的大規模食物短缺和饑荒還沒過去多久,新冠疫情期間,有報道稱該國可能再次出現嚴重的食物短缺,之前的食物短缺已經嚴重到迫使朝鮮政府向韓國和美國求助。對於一個以自力更生為核心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家來說,無法建立自己的食物生產體系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主流分析人士經常將1990年代的糧食短缺和饑荒歸咎於社會主義或非市場制度。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前署長安德魯•納齊奧斯出版了一本名為《朝鮮大饑荒》的書。他認為朝鮮糧食系統幾乎每個方面都存在問題,包括集體農業中所謂的不正當激勵以及僵化的蘇聯式公共糧食分配系統等。納齊奧斯強調,大饑荒期間公共糧食分配系統的崩潰是饑荒的主要原因,並認為私有市場和家庭農業的興起才是正確的出路,將責任歸咎於社會化的平等分配制度並不準確。
1990年以前的朝鮮經濟與農業
朝鮮的農業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也取得了成功。
1961年至1980年間,朝鮮的穀物產量年均增長4.8%,但在1980年代,其年增長率僅為0.8%。然而,糧食產量的停滯與後來的糧食短缺和饑餓狀況完全不同。實際上,在此期間,朝鮮的糧食供應仍然相對穩定,僅需適量的穀物進口,甚至在1985年還能出口穀物。
值得一提的是,朝鮮的農業生產自然條件並不十分有利。該國約80%的土地為山地,只有約14%是可耕地,夏季生長期也很短。儘管大米是朝鮮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這些限制,朝鮮的水稻種植面積低於韓國和日本。
朝鮮政府試圖通過在農業生產中使用更多的化學品來克服這些自然條件的限制。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全球均表現出農業生產中化學品使用增加的趨勢。綠色革命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率先進行了構建環境可持續社會的一些重要早期嘗試。然而,在許多情況下,社會主義領導人和活動家也認為未來的農業將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部門,即以機械化和化學品使用為基礎。在這方面,朝鮮也不例外——儘管可以說,朝鮮面臨著最大的壓力去養活其人民。與此同時,糧食自給自足是主體思想框架中的自然組成部分,這可能加劇了朝鮮領導層左推動農業生產方面的緊迫感。因此,朝鮮進行了徹底的農業工業化。
1965年,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關於朝鮮農村發展的論文中強調了農村技術革命的重要性,並將其置於其他基本任務之上。金日成將他的社會主義農業願景總結如下:灌溉、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品使用是農村技術革命的四個基本組成部分。
工業化農業的所有主要組成部分都在短時間內被拼湊在一起。到1970年代中期,灌溉和農村電氣化專案完工;到1975年,犁地等勞動密集型工作已實現全面機械化;1963年至1976年間,農用拖拉機的數量增加了八倍。這些對任何經濟體來說都是不小的成就。化肥產量的增長同樣驚人。儘管朝鮮戰爭摧毀了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整個化肥工業,朝鮮卻能在戰後迅速重建其化肥工業。到1970年代,朝鮮擁有一些亞洲大陸東海岸最大的化肥廠。美國中央情報局(CIA)1978年的一份報告承認:朝鮮糧食產量增長迅速,農業「機械化程度相當高」,化肥使用量高,灌溉專案廣泛。
1990年,金曰成在朝鮮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講話中重申了他在1965年提出的主張。在講話中,金日成還分享了他對社會主義農業的願景,這種願景基於一種略帶神秘化的大型資本主義農場的形象:根據我多年前掌握的資料,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成千上萬的農場,其中大多數是擁有一千、兩千、三千或一萬公頃耕地的大型農場,灌漑、電氣化、機械化和化學應用水準都非常高。
因此,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途徑就是加速技術革命。金日成認為,既然電氣化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任務是灌溉和機械化,並「確保對水稻和非水稻作物大量施肥」,因為產量「與施肥量成正比」。朝鮮單位土地面積化肥使用量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增長尤為迅速。即便在更早的時期,朝鮮的化肥施用強度也已遠高於中國和印度。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朝鮮的化肥使用強度穩步上升,超過了美國。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朝鮮的平均化肥施用量儘管仍低於日本,遠低於韓國,但是遠高於中國、印度和美國。換句話說,無論政治傾向如何,整個朝鮮半島都熱情地接受了以工業石油和化學農業為基礎的綠色革命。
即便忽視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影響,這種工業化農業模式也與朝鮮的主導思想相矛盾。表面上,這種看似成功的農業「現代化”確實使朝鮮在數十年內實現了糧食高產和糧食自給自足。問題在於,其工業化農業,包括先進的機械化和密集使用化學品,都是建立在廣泛和日益增加的石油使用之上的。朝鮮雖然有煤炭和水力資源,但沒有石油,需要從國外獲得穩定的石油和其他燃料供應來維持工業化農業的發展。換句話說,通過綠色革命實現自力更生的努力,本質上加深了對外國市場的依賴,這自然導致朝鮮更加重視國際貿易和對外交流。
貿易、債務與1990年代的巨大困境
20世紀90年代,朝鮮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1990年至1998年間,朝鮮的人均GDP幾乎減半,降至197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準。儘管到293年,朝鮮仍生產了約910萬噸穀物,這是前所未有的紀錄。然而,此前行之有效的農業模式很快失效,國家陷入了嚴重的糧食問題。
1993年後,朝鮮的糧食生產崩潰,穀物產量在短短兩年內下降了超過70%。這場糧食危機持續了數年,導致全國範圍的營養不良和饑荒。直到本世紀初,朝鮮才開始逐步恢復部分糧食產量。儘管付出了努力,朝鮮至今仍未從這一衝擊中完全恢復過來,過去二十年的穀物產量僅恢復到1993年峰值的–半左右。
朝鮮的農業和經濟到底怎麼了?
朝鮮的高度工業化農業是建立在石油進口基礎上的。由於長期的貿易逆差和外債,這一戰略越來越依賴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支持。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這種策略是有效的。儘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油價上漲,朝鮮仍能以優惠價格從蘇聯和中國獲得大量原油。然而,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1980年代末以各種方式開始市場轉型時,朝鮮也毫不意外地進入了危機階段。
隨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推行市場經濟和利潤原則,對朝鮮的援助和信貸變成了不必要的開支。1987年,蘇聯開始削減對朝鮮的援助和支持。可能最為痛苦的時刻是,蘇聯在1990年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時,要求朝鮮以世界市場價格的外匯支付進口商品。中國緊隨其後,於1992年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此之前,中國經常與朝鮮簽訂互惠商品交換協議,這類交易由兩國的商務部處理。
從1992年開始,這類協議中的「商品交換」一詞被「貿易」所取代,而這種「貿易」則由貿易公司管理。1993年,中國也開始要求朝鮮以現金支付貿易款項,由於制裁的收緊,這變得「越來越困難」。
社會主義貿易體系的瓦解對朝鮮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因為朝鮮的經濟模式並非為國際市場競爭而設計。蘇聯(後來成為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政治經濟迅速變化,意味著朝鮮不得不積極參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獲得美元購買基本的經濟投入品。沒有人比已故的金日成更好地表達這種緊迫感。在1992年底的一次講話中,金日成表示,我們必須大膽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官員們必須積極行動。如果他們只是等待別人發起合資或合作,或擔心社會主義市場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就無法發展與外國的經濟關係。
儘管朝辭進行了大量努力,試圖通過増加出口量來實現貿易平衡,但其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由於缺乏足夠的國際貨幣,朝鮮無法繼續從國外進口原油和糧食等關鍵物資。同時,朝鮮還不得不長期面臨美國愈發苛刻的敵視、禁運和制裁。
幾乎每項統計數據都表明朝鮮承受著巨大壓力。就整體貿易而言,朝鮮在1990至1995年間損失了約58%的出口和46%的進口額。據估計,在此期間,朝鮮的原油進口量也下降了一半以上。儘管仍然擁有豐富的煤礦資源,但這些因素導致朝鮮能源供應總量在這五年內急劇下降了28%。同時,嚴重的自然災害永久摧毀了約19%的農田。
斷絕原油供應對高度城市化、依賴化學品和機械化的經濟體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已實現機械化的農業需要燃料來驅動拖拉機和卡車,以及抽水灌溉等。例如,隨著石油供應越來越少,金日成在1992年下令:「化工廠生產的石油必須首先供應給農村,其餘的再供應給其他部門」。在石油短缺的情況下,金日成還將部分希望寄託在一種特定的車型上:勝利58型卡車,因為這種農場上的卡車可以使用替代燃料(如甲烷或次煙煤)以節省石油。
同樣重要的是,石油短缺還意味著化學品短缺。金日成從未放棄工業化農業的理念,在石油短缺的情況下,他仍強調「化肥就是大米」、「大米就是社會主義」。他提出的要求包括:「化工行業明年務必要生產180萬噸氮肥。此外,還要從其他國家進口50萬噸。」
實際上,在朝鮮的工業化農業中,化肥確實意味著大米和其他糧食。但石油短缺和隨之而來的化肥短缺就意味著糧食短缺。1961年至2020年朝鮮的穀物總產量和化肥施用總量的數據。儘管朝鮮的化肥統計數據通常基於一些有根據的推測,但總體趨勢是可靠的。
數據顯示,在1990年以前,朝鮮的農業工業化取得了顯著成效,依靠施用化肥提高了糧食產量。1990年以後,化肥使用量急劇下降,1995年的水準僅為1990年的12%。即使假設其他因素不變(朝鮮的實際情況要糟糕得多),化肥產量如此大幅下降,這在任何國家都會導致災難性的減產。因此,石油進口量的下降可能是穀物產量下降70%的最直接原因。
和休克療法一樣,糧食產量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的大幅減少使整個朝算社會陷入癱瘓。此前運轉良好的機構遭遇了巨大困難,如集體農業效率降低,公共食品分配系統失靈,以及政府應對不力等。
由此產生的所有問題都成了納西奧斯(Natsios)等西方主流評論者的主要論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問題根源,資本主義和市場將拯救朝鮮。然而,如前所述,朝鮮在1990年代遇到的問題更多與工業化農業有關,而非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貿易體制的消失和石油進口的減少是朝鮮困難的直接原因。從根本上講,朝鮮問題的癥結是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而這種依賴是朝鮮在一個自然條件極差、帝國主義侵略頻發的狹小國度裏努力建設獨立的工業化社會所致。
糧食問題與社會主義
1990年代危機之後,朝鮮試圖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釆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更積極地參與市場、更多私人激勵、更多自留地、以及減少管制和補貼的糧食分配制度。換言之,朝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落實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大部分建議。然而,朝鮮的工業化農業模式似乎仍未改變,因此基問題並未真正改善。如圖3所示,儘管目前穀物產量總體上比1990年代中期好,但由於化肥使用量依然較低,仍大大低於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水準。
朝鮮目前缺乏化肥和燃料供應,不僅由於國際收支問題,也是美國和聯合國不斷實施制裁的結果。聯合國糧農組織(「A0)和世界糧食計畫署(WFP)最近對朝鮮糧食安全狀況進行的聯合評估中承認,聯合國安理會2017年實施的制裁是「迄今為止最嚴厲的」。報告稱,對燃料、機械和設備零配件進口的限制正在損害朝鮮的農業,因為這些資源的短缺限制了灌溉能力,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且易受極端天氣衝擊。
報告還指出朝鮮衣業機械化水準嚴重下降:「隨著機械老化、備件和替換件短缺以及燃料短缺,該國的農業機械化水準急劇下降……由於人力和牲畜替代了機械化操作,農業作業出現延誤」。也就是說,在高度機械化時代過去幾十年後,工業農業的一些最重要的遺產正在瓦解。
好在作為社會主義遺產一部分的公共分配制度仍然有效。這種國家規劃體系每月兩次以低價向所有登記家庭提供糧食配給。例如,2018年和2019年,公共分配系統中的同類食品價格是市場價格的十五分之一。如果沒有這種平等的配給制度,朝鮮的糧食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即便如此,美國國際開發署前署長納西奧斯仍然認為,市場機制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他承認「一些救濟人員實際上很欽佩平等的公共分配制度」,但他認為這些工作人員只是太天真而被欺騙了。
然而,平等分配制度本身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雖然公共分配系統確保了基本的食物供應,但自2012年以來,糧食配給量一直在下降,並且仍遠低於政府的目標。朝鮮仍需克服諸多挑戰,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增加糧食供應,同時兼顧其他發展目標。
正如前文所述,朝鮮面臨的主要挑戰並非缺乏收入和技術本身,問題本質在於工業化農業的不可靠性,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制約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農業的問題並不僅限於朝鮮。同一地理區域內,收入高得多的韓國和日本在可比條件下的糧食供應並未表現出明顯優勢。首先,朝鮮的化肥用量低於列表中的其他國家,包括古巴。朝鮮的化肥施用量不到韓國、日本和中國的十五分之一,卻達到了這些國家一半以上的產量。如果朝鮮或古巴將化肥用量提升至美國的水準(仍低於東亞其他國家),其穀物產量可能會大幅提高,甚至可能超過美國。其次,儘管韓國的化肥用量比朝鮮高出二十倍,其穀物產量卻與朝鮮大致相當。此外,韓國和日本都高度依賴糧食進口。換言之,這些較為富裕的、擁有高度密集工業化農業的東亞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能避免嚴重的糧食短缺,是因為它們可以在全球市場上購買大量糧食。
古巴在糧食問題上仍面臨巨大壓力。與朝鮮相似,古巴經濟在以蘇聯為中心的經濟網路解體後遭受重創,並同樣遭受了美國的長期封鎖。自1990年代初的「特殊時期」以來,古巴人民一直在探索可持續農業生態模式,成效顯著。古巴還能比朝鮮進口更多糧食和化肥,有助於緩解部分壓力。儘管1990至1993年間,古巴的穀物產量銳減過半,但到1997年,其產量迅速回升至歷史水準。同時,古巴發展出了「兩種極端的糧食生產模式:一種是高投入的集約化模式,另一種是從「特殊時期」初期開始的以農業生態為導向、低投入為基礎的模式”。這意味著古巴尚未能系統地減少對化石燃料和化學品的依賴。在21世紀,古巴的糧食產量保持穩定,直到2020年開始的最近一輪經濟危機。迄今為止的報導似乎都把缺乏化石燃料和化肥作為糧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是這由羊,那麼當前的危機又是一場工業化農業的危機,與20世紀90年代古巴與朝鮮面臨的難題如出一轍。
基於從朝鮮、古巴和其他農業模式中汲取的教訓,可以公允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工業化農業儘管看似高效甚至「科學」,但其實並不可靠、也不可持續。我們必須承認,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者通常將工業化農業模式視為理所當然。這一點在金曰成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中顯而易見。社會主義,或任何旨在可持續地養活勞動人民的嘗試,都必須超越工業化農業的模式。
(許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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