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雖然不是「APEC」的成員體，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籍著擔任二零一四年的「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東道主的機會，將「APEC」的專業部長會議之一的旅遊部長會議安排在澳門舉行，所持憑的理由，是澳門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行政區域，因而作為輪值東道主的中國政府，有權將當年的系列專業部長會議的其中一個旅遊部長會議，安排在澳門舉行。如果中央政府在明年也籍著輪到中國舉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第三十三次），及「雙部長會議」後系列專業部長會議的機會，再次安排在澳門舉辦，就不但是有前例可援，而且也符合中國國家憲法的規定。
  實際上，在二零一四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前後，中國政府將系列專業部長會議安排在不同城市舉行。其中計劃承辦財政部長會議的香港，除了其本身就是「APEC」的一個會員體之外，她更是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東道主名下的一個省級行政區域。因而香港就具有「雙重身份」，但根據「APEC」的規則，「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不但不能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雙部長會議」，而且也不能單獨舉辦專業部長會議。甚至是除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可以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外，「中國台灣」只能委派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不能以「台灣地區領導」，也不能出席「雙部長會議」，只能是分別由「經濟部長」及財政司司長出席。
  實際上，「APEC」的會議層級有四類，旅遊部長會議是其中第四類的「專業領域部長級會議」中的一種。「專業領域部長級會議」是因應「APEC」活動範圍和討論領域的擴大，需要召開負責專門領域的政府部長會議，討論各專業領域的合作，然後把會議結果通過第三層級的「高官會」和第二層級的「部長級會議」向「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報告。這類會議自一九九二年起開始舉行，迄今這類會議已經涉及「APEC」成員經濟體許多領域的部長級會議，包括教育、能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財政、人力資源開發、科技合作、中小企業、電訊和資訊產業、貿易和交通、旅遊等部長級會議，大部分不定期召開。但是有些專業領域部長級會議已趨向定期化，如每年中期舉行的貿易部長會議已成為專門討論貿易投資問題的固定機制，中小企業部長會議及財政部長會議也是每年召開。有些則不定期召開，如二零零三年「SARS」爆發，臨時召開第一屆「APEC」衛生部長會議。
  而旅遊部長會議則是每兩年一屆。
  二零一四年中國承辦「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該年度各種專業領域的部長會議，都是安排在中國境內的城市舉行，包括青島、寧波、廈門、南京、香港、澳門等，分別承辦中小企業部長會議、海洋部長會議等專業部長會議、財政部長會議、旅遊部長會議。但後來因為香港發生非法「佔中」事件，為確保會議安全，改為在北京召開。
  正如前述，旅遊部長會議是每兩年舉行一次，逢「雙年」召開。而輪到由中國當東道主舉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二零二六年恰巧就是「雙年」，因而中國政府也將會承辦當屆的旅遊部長會議。基於澳門已經具有承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經驗，也基於澳門已經被認定為「最佳亞洲會議城市」，具有強大的接待能力，當然更是為了要向國際社會講好「一國兩制」制度優越的故事，
  因而中央將明年度「APEC」大棋盤中，旅遊部長這枚「棋子」再次擺在澳門，就具有重大的意義。
  當然，站在澳門自身的角度，也可藉此提升澳門特區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推動和促進澳門特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尤其是「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建設，而且更是落實貫徹習近平主席有關「著力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加大雙向開放力度，促進同葡語國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積極投身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擴大國際「朋友圈」，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重要的橋頭堡的指示，及契合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計畫的建議》中，有關發揮港澳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及重要作用，不斷彰顯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等的規劃建議，還有澳門特區政府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五年規劃中有關「旅遊+」的規劃內容。
  更重要的是，藉著澳門特區再次舉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讓「APEC」的各成員體都真切瞭解到在澳門特區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及《澳門基本法》下，所擁有的對外事務的權力和能力、實力，有助於在「APEC」對凍結發展新成員的決定「解凍」後，幫助和推動中國澳門加入「APEC」。
  實際上，在「一個中國」架構中的一個國家經濟主體和三個地方經濟體中，中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台灣均是地區成員經濟體。而只有中國澳門「望門興嘆」。因此，每年「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舉行，當「APEC」各個經濟體的領導人出席會議並身穿主辦國民族服裝「排排企」大合照時，中國國家主席（先是江澤民，後是胡錦濤，現在是習近平），與香港特首（先後是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現在是李家超）和台灣地區派出的代表，都是其中一員時，但中國澳門特首（先後是何厚鏵、崔世安、賀一誠，現在是岑浩輝）卻在「一個中國」架構的兩岸四地中，偏偏是「遍插茱萸少一人」。這與中國澳門未能參加國際奧運會一道，成為澳門特區的「兩大遺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外事範疇上，並未能完全充分享受中央所授予的權利，也未能充分反映一個完整的中國的事實。
  這一不合理現象，最先是出於葡國政府的「冷眼旁觀」。當一九九一年「APEC」韓國備忘錄達成，明確台灣和香港作為地區經濟體，分別以「中國台灣」、「香港」（一九九七年後改為「中國香港」）的名稱加入「APEC」時，葡國政府以自己不是「亞太國家」而沒有參與，導致澳門錯失了以地區經濟體參加「APEC」的機會。澳門回歸祖國後，中國政府有意扶助「中國澳門」參與「APEC」,但卻遇到「APEC」此時已經通過了「停止接受新會員」的決議，此後一直未有「解凍」，因而「中國澳門」只能是「望門興嘆」。希望能夠籍著澳門再次承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甚至再「加碼」承辦文化部長會議，促使「APEC」成員體都對澳門的現實情況有所認知，尤其是在中國及「中國香港」的力推下，作出「解凍」的決定，並接納「中國澳門」為其成員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