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作為20世紀享譽世界的偉人，在他去世後，不同的黨派和社會群體開展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宋慶齡因其特殊的身份，在孫中山紀念活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她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孫中山紀念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孫中山紀念備受國家和社會的關注，每逢誕辰和忌辰都會舉行相關紀念活動，宋慶齡也通過出席紀念會、發表文章等方式直接或間接的參與到紀念活動中。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對孫中山的紀念，既源於黨和國家的政治主張和需要，更是出於自身對孫中山的追思與懷念。
  孫中山誕辰與忌辰紀念日
  新中國成立不久，恰逢孫中山誕辰周年，孫中山紀念活動隨即展開。1949年11月12日，時任南京軍管會主任粟裕與南京各界代表前往紫金山謁陵。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也舉行孫中山誕生84周年紀念，會議致電宋慶齡表示敬意，並敦請宋慶齡為大會名譽主席。此時的宋慶齡剛由北方返回上海，上海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專程前往宋慶齡寓所慰問，並參觀修繕一新的孫中山故居。這是新中國紀念孫中山的開始。此後，孫中山紀念逐漸常態化，並由地方紀念上升為國家紀念，尤其是「逢十」紀念規格更高，場面更隆重。
  （一）「以俄為師」話語下的孫中山紀念。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一時期在孫中山紀念活動中特別強調「以俄為師」的政治理念。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孫中山誕辰紀念，粟裕就指出，孫中山在看到十月革命成功後，才找到了明確的方向，決定「以俄為師」，訂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中山先生在遺書上所囑咐的中蘇『兩國同盟者必須攜手的走向勝利』的理想，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奮鬥的結果，今天已經實現了。」1951年11月12日，李濟深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發表紀念文章，稱：「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即開始發現馬列主義的真理，在現代世界革命運動中所發揮的新的光輝與偉大的力量，所以他明確而堅定地提出『以俄為師』的革命主張和堅持他當時這個新的看法、新的革命路線。」
  在之後的幾年裏，無論誕辰紀念日還是忌辰紀念日，發揚「以俄為師」，鞏固中蘇友誼都被作為孫中山紀念宣傳的重點。作為國家領導人和孫中山的遺屬，宋慶齡在孫中山紀念活動中的言行與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對於這一時期紀念活動中「以俄為師」的政治理念也積極回應。1953年3月，孫中山逝世28周年紀念日，中福會致信宋慶齡表示慰問，宋慶齡在回信中表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共同加倍努力，不倦地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同年11月，在給中福會的信中她再次指出：「中山先生晚年主張『以俄為師』，值茲『中蘇友好月』活動，我們為加強與鞏固中蘇友誼，為推進國家建設，為紀念中山先生，應該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以便搞好婦兒福利工作，為建設美好的祖國而努力。」與此同時，作為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宋慶齡在這一時期有關中蘇關係的講話中，也多次提及孫中山與蘇聯的淵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宋慶齡評價道：「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把兩個國家八萬萬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用兄弟般的聯繫固定起來了。」並指出這種兄弟般的合作正是孫中山臨終前一直期望的。在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37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她援引孫中山關於十月革命的評價，「因為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了一個偉大的希望」。以此強調孫中山對於十月革命的歡迎與贊成。
  每逢十年，中共會舉辦高規格的孫中山紀念活動。1956年適逢孫中山誕辰90周年，宋慶齡的好友愛潑斯坦建議籌備一個紀念會，同年9月，宋慶齡在給愛潑斯坦的回信中表示贊同：「你的建議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切實可行的，我們不應該再耽誤時間了，要儘快著手籌備這個紀念會。」宋慶齡隨即將此建議上報給周恩來和政協常委會。10月22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籌備事宜，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主任。籌備委員會下設宣傳組、展覽組、外賓接待組、總務組以及秘書組等辦事機構。11月11日，紀念大會在中國人民政協禮堂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出席會議，周恩來在開會詞中指出，孫中山是近代民主革命卓越的先驅，「孫中山先生對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永垂不朽的」。11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稱孫中山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要「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
  宋慶齡在《人民日報》也上相繼發表了《孫中山——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的兒子》《回憶孫中山》兩篇紀念孫中山的文章。文章多次提到關於紀念孫中山的重要性，「我們在人民革命的全面勝利中，追念革命先行者，應該從他的愛國熱情，從他的革命毅力，從他的學習蘇聯的決心，體會到他的奮鬥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和平事業繼續奮鬥」。並呼籲青年一代「向孫中山學習！吸取他的不息的熱誠，學習他的不斷進步的要求，效法他反對主觀主義的精神，他的謙遜和他親近人民的作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好地紀念孫中山」。
  從宋慶齡的表述中，不難看出她在對孫中山的評價方面，同中共保持了一致。與毛澤東、周恩來對孫中山的定位一樣，宋慶齡也將孫中山視為「革命先行者」。這一總體的定位，從時間先後的角度強化孫中山在中國近代民主革命鏈條中的創始地位，同時淡化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層級的差別。宋慶齡還在文中著重強調孫中山晚年的「轉變」以及在社會思想方面與中共的一致性。「孫中山的進步的決心使他在晚年能夠領會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認識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是中國最強的動力。他一旦看到真理，就毫不遲疑地行動。他修改了他的舊政策和主義。他宣佈和蘇俄聯盟。他歡迎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合作，因為這對革命有利。他得到了更確切的社會主義觀念。他拋棄了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追求，因為他已經明白。代之而起的是他提出了他的新的理想——人民共和國的理想。」
  為了撰寫這幾篇文章，宋慶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與以往撰寫的文章不同，宋慶齡參考了《列寧全集》《孫中山選集》等資料，並加以注釋。她在給好友黎照寰的信中說道：「幾周來，我為了完成幾篇文章，加之晚上失眠，感覺非常疲倦，沒有力氣再寫了。」在撰寫的過程中，宋慶齡也時常回想起與孫中山的往事：「關於我和孫博士的關係，那是我至死也不會忘卻的，我們日復一日地一起工作，親密無間。回憶這些事，就意味著要重新經歷這些事，它深深地影響了我。」儘管宋慶齡在孫中山90周年誕辰日發表了一系列紀念文章，但是她並沒有出席紀念活動。不僅如此，每年有關紀念孫中山的活動，宋慶齡都很少出席，更多的時候選擇獨自一人待在家中。之所以選擇不出席紀念活動，她曾對自己的秘書張玨談起過此事：「孫先生逝世的時候，我連太陽光也不願看見。後來每屆孫先生誕辰和忌日的場合，我都不願出場，因使我回憶許多過去的事情。」
  （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孫中山紀念。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孫中山紀念話語在宣揚「以俄為師」的同時，「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也成為了宣傳的重點。這一時期，宋慶齡並未出席任何紀念活動，也沒有發表相關紀念文章，而是通過信函、寫作、指示批示等方式，表達對孫中山的紀念，並結合時事向外界闡釋和宣傳孫中山的形象。1957年3月，在宋慶齡在回復中國福利會慰問信中稱：「我們在紀念革命先行者的時候，不僅回憶他艱苦奮鬥的經過，也體會他不屈不撓的精神。現在新中國雖已實現了他畢生的理想，但是他的革命奮鬥精神還值得繼續發揚。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互相勉勵，互相監督，把我們一切力量貢獻於偉大祖國建設和世界的和平事業。」在1957年11月的回信中，她再次提到：「我們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是由於學習蘇聯的光輝榜樣，並得到蘇聯的偉大的無私的援助，第一個五年計劃今年即將勝利完成或超額完成。這說明了孫中山主張『走俄國人的路』的正確性。正如同志們所說的，要依照孫中山『以俄為師』的遺教，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建設我們的祖國。」1958年孫中山逝世33周年，正值「雙反」運動，宋慶齡特別指出：「在這個轟轟烈烈的雙反運動中我們來紀念他，就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徹底打掉五氣，來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大躍進。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貫徹黨的多、快、好、省，勤儉辦一切事業的號召，把我們的事業向前躍進。」
  （三）中蘇論戰時期及之後的孫中山紀念。1962年孫中山誕辰96周年，周恩來希望宋慶齡能夠準備一篇關於孫中山如何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文章用以周年紀念，儘管宋慶齡當時「從頭到腳渾身上下都發出了疹子」，但她還是選擇完成此文。她在給好友黎照寰的信中解釋道：「這確實是一篇切合時事的文章，因為歷史意義的原因，必須要寫。」宋慶齡所提到的「時事」不僅僅指的是孫中山紀念日，更主要是指當時瀕於破裂的中蘇關係。在信的後半部分，宋慶齡特別強調：「現在，蘇聯和中國是同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個偉大國家。同時，帝國主義者們現在正在企望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分裂，妄圖看到我們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崩離析。」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中蘇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漸加劇，並形成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作為中蘇友好協會的會長，宋慶齡曾表示過擔心：「（中蘇）關係上出現的曲折將是長期的、痛苦的。」即便如此，宋慶齡仍強調中蘇兩國的團結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團結。1962年9月，當宋慶齡得知時任上海副市長金仲華訪問蘇聯的消息後，專門致信，急切地想聽一聽他在國外，特別是在莫斯科的見聞。60年代初，雖然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分歧仍然存在，但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基於國內形勢，暫時擱置意識形態的分歧，確立了對蘇讓步方針，中蘇關係也出現了短暫的緩和。此時，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重提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無疑是在向蘇聯示好的表現。
  11月12日誕辰當天，《人民日報》刊載了宋慶齡撰寫的《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一文。宋慶齡用大量的篇幅回顧蘇聯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對於孫中山的影響，十月革命後，「孫中山的思想、著作和演講中始終貫穿著這樣一個論點：由於歷史、地理、經濟和政治等原因，中國應該同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合作」。文中特別提到了孫中山在《致蘇聯遺書》中對中蘇革命團結的期望，並強調：「背叛了這個遺囑的人民的名字將在我國和全人類的史冊上遺臭萬年。」
  不過，在隨後的幾年中，中蘇關係並沒有像宋慶齡所期待的那樣，而是持續惡化。孫中山紀念話語中有關「以俄為師」的表述也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則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統一臺灣」等口號。1963年，孫中山誕辰97周年，程潛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舉行的紀念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也是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我們必須發揚孫中山先生愛國反帝的革命精神，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為解放臺灣、完成祖國統一的神聖事業而努力。」1965年10月，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決定，在196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00周年時，舉行隆重紀念。劉少奇被選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宋慶齡擔任副主任。從1966年2月份起，宋慶齡便著手準備，「我正在準備一篇關於孫博士的文章，因為即使在百年之後人們還是要閱讀這篇文章的，所以（撰寫它）需要作許多閱讀和思考。從這個角度看，我一定要寫。」為此，她參閱了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憶錄》，並請好友愛潑斯坦幫她校對和修改文章，以保證文章的準確性。1966年11月12日，宋慶齡一改以往不出席紀念活動的習慣，在首都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萬人集會上宣讀了這篇文章，後經過周恩來修改，在《人民日報》刊出。據羅叔章回憶，宋慶齡在宣讀紀念文章時非常激動。「這不僅是一般親人之情，而且是她和中山先生政治上和建設祖國的宏圖中志同道合的結晶！」
  這是宋慶齡為紀念孫中山誕辰撰寫的第4篇紀念文章，也是最後1篇。文章著重回顧了孫中山生平經歷與革命業績，塑造了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形象。不過，由於此時中蘇友好關係已經破裂，與以往大篇幅闡述中蘇友誼不同，宋慶齡僅僅在表述孫中山晚年思想轉變時提到，孫中山「歡迎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和新生的蘇聯的援助」。除此之外，文中再也沒有出現與蘇聯以及「中蘇友好」有關的詞句。
  就宋慶齡來講，對孫中山的紀念卻是伴隨著她的一生。1974年11月，宋慶齡在給廖夢醒的信中提到：「你的一封信就足以幫助我度過那一天。我知道每當那個周年紀念日，你的思緒總是與我互通的，而這正是我莫大的欣慰。時間永遠不能消除我的懷念。」
  關心孫中山研究
  有關孫中山的研究，早在他生前就已經開始。1903年，章士釗就撰寫了《大革命家孫逸仙》，此後有關孫中山的書籍不斷刊行。孫中山作為享譽世界的偉人，同樣也是西方學界關注的重點。1912年，康德黎和林白克合寫的《孫中山與喚醒中國》一書成為西方學界研究孫中山的濫觴。宋慶齡特別關心海內外對於孫中山的研究。在她上海的寓所裏，就收藏有20多本關於孫中山的中英文書籍，其中既有孫中山自己的著作，也有中外學者對於孫中山研究的論著，時間跨度從1912年到1969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陸史學界對孫中山的研究重視不夠。根據趙慶雲的統計，1949年至1955年之間，僅有2篇關於孫中山的論文。「宋慶齡一直認為，解放後對孫中山的評價有些欠公允，宣傳孫中山的工作也做得不夠。」因此，1956年11月，宋慶齡就孫中山研究一事專門致信周恩來：「我們應當對中山先生一生事業和他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加以有組織的研究。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研究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專門整理和分析中國革命史料，包括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蹟和思想。這樣一個機構可以擔任編著全部中國革命史的工作，同時可以出一些簡短的專冊調查資料、專題論文等。」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建議，在宋慶齡看來，「這種工作在國內固然有其巨大價值，可以保存革命遺訓來教育後代青年，在國際上也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中國的革命已經喚起世界的注目，其影響正在擴大」。此外，宋慶齡還建議將孫中山的事蹟編成一部電影，「挑選最優秀的編劇、導演和演員等來進行這項工作，使這部電影有吸引力而對教育青年和建設社會主義發揮其積極性」。並希望能夠尋找一些與孫中山共事還健在的人，「他們可以為搜集有關孫博士一生中各種階段的個性和氣質的資料提供巨大的幫助」。其實，早在10年之前美國的作家賽珍珠就曾向宋慶齡提議編寫一部關於孫中山的電影，但是因為當時處於內戰時期，宋慶齡認為時機並不成熟。
  宋慶齡在呼籲建立研究所專門整理和分析史料的同時，也竭盡全力搜集有關孫中山的資料。1956年11月，宋慶齡整理出一批珍藏30多年的孫中山的重要文獻，並將這些文獻寄往北京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文獻包括孫中山親筆寫的「建國大綱」手稿，孫中山的手劄墨蹟一本共60頁以及孫中山生前革命活動珍貴照片100多張等。宋慶齡還為同年出版的《孫中山選集》和《建國大綱》題詞。1963年，宋慶齡在給黎照寰的信中提到：「有些熟悉孫博士1911年之前活動情況的人現居住在海外。我們必須請他們把他們瞭解的事情寫下來，因為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而且他們應該不會拒絕合作。」
  隨著大陸史學界有關孫中山研究的增多，許多研究者希望能夠在宋慶齡這裏獲得一些資料。對此，宋慶齡也給予幫助。1972年12月，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學者胡守為、駱寶善、陳錫祺、段雲章等人前來請示籌建孫中山紀念館以及搜集相關資料。宋慶齡專門致函杜述周，要求為陳錫祺等人的研究工作提供幫助。對於陳錫祺等人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宋慶齡分兩次寫了10頁紙的答復，著重回答了有關孫中山的4個問題。她在信中還特別提到：「關於廣州的孫中山紀念堂，有些外國朋友抱怨他們不能去參觀。他們說庭院裏長滿了野草，看上去很髒，無人管理，而且大門關著。很顯然，這種情況必須立即糾正，外國參觀者應被允許進去參觀。」1979年2月28日，同意尚明軒為撰寫孫中山年譜，到上海孫中山故居查閱材料。尚明軒所撰寫的《孫中山》一書完成後，宋慶齡還專門為其題寫書名。1981年她還復函歷史學家劉大年，答復其所詢問有關與孫中山結婚的時間、地點等問題。
  除了關注國內孫中山研究外，宋慶齡也時常會關注國外有關孫中山研究的動態。1956年3月9日，宋慶齡致信蘇聯社會學家謝寧，對他所撰寫的《中國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者》一書以及對孫中山在社會政治方面、哲學方面看法表示贊同，希望他能夠「在今後的寫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績」。1971年8月9日，宋慶齡在給索爾茲伯里的回信中，感謝他寄來鮑羅廷夫人的文章，還希望得到其他有關紀念孫中山的書籍。1973年，她專門致信羅森夫人，說道：「非常感謝你弄到了卡紮寧的書。他是以俄國人的觀點來寫本世紀二十年代那些多事之秋的，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韓素音、愛潑斯坦等好友也時常幫助宋慶齡搜集國外有關孫中山的書籍，並在第一時間寄給她。1972年11月9日，宋慶齡就曾致函韓素音，對她寄來的4本關於孫中山的書表示感謝。
  生活中的紀念
  宋慶齡對於孫中山的紀念，不僅僅體現在各種紀念日和活動中，更多的體現在生活的點滴之中。宋慶齡喜歡烹飪，在她的書房中，有許多有關烹飪的書。她還曾專門委託好友購買烹飪的書籍和餐具，這與孫中山有著重要的關係，宋慶齡曾對李雲說：「我炒菜是跟孫先生學的，他長期流浪生活，學會了炒菜煮飯，而且他是醫生，懂得營養。」當談到名菜中有娃娃魚，宋慶齡說，她年輕時不知道什麼是娃娃魚，是孫中山教了她，才知道的。根據張玨回憶，有一次午餐後，宋慶齡服藥時對她說：「我知道許多藥名和怎麼服法，都是孫先生教我的。」說這話時，宋慶齡面帶喜色而且引以為豪。
  宋慶齡經常會在家中設宴招待來賓，在每個應邀者的席位上，都放有一張小卡片，寫著各自的名字，以便對號入座。卡片的右上角都印了一個紅色圓形的「孫」字。這種卡片是孫中山生前印製的，而被宋慶齡一直保存並使用。宋慶齡對鴿子情有獨鐘，在北京、上海的寓所至今還保留著鴿棚，她對鴿子的喜愛其實是包含有對孫中山的懷念，因為孫中山也有愛鴿子、養鴿子的習慣。
  在北京和上海的寓所內，無論是客廳還是臥室內，都懸掛有孫中山的照片和油畫。在北京寓所的辦公桌旁的玻璃板下，常年放著一張富士山的圖片，讓她時時可以想起與孫中山在東京共同度過的日子。1980年，福建泉州培元學校請宋慶齡為該校題詞，並寄給她孫中山曾為該校寫的「共進大同」四字的手跡照片，而這張手跡照片一直被她放在床頭櫃玻璃板下。
  孫中山逝世後，他生前居住過、工作過的地方被保留下來，成為紀念孫中山重要的場所。對於上海孫中山故居以及廣東翠亨孫中山故居宋慶齡十分珍視。195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宋慶齡親自佈置了上海孫中山故居的陳設，使客廳、餐廳、書室、寢室保持原來的風格和形狀。不過，宋慶齡在得知誕辰紀念日當天會有4000人去參觀上海孫中山故居時，她在給黎照寰的信中表示了擔憂：「11月12日有4000人去參觀我們的舊居，會對那所房子造成損壞的。這樣做是不明智的，應該只允許每個代表團的少數領導進入。」1957年10月，宋慶齡為《〈上海中山故居〉紀念冊》撰寫序言，闡述了中山故居的意義，「這個紀念館是富有歷史意義的。中國人民曾經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道路取得勝利，而為建設富強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在這條道路上，中山故居象徵著重要的里程碑」。1958年1月20日，她致函廣東省人大常委，專門對廣東翠亨孫中山故居的工作做出指示，對於故居的工作計畫和經費預算，她表示需要重新核定。「我個人意見以為孫中山故居只需保持孫中山生前居住時佈置陳設的原狀即可，若將房子改為陳列室則失去舊觀。況搜集文物、陳列資料等是紀念館的工作，有關孫中山革命歷史文獻，可以由省、市方面文史機構負責徵集。這樣，孫中山故居既可省下一筆不少的徵集資料費用，同時，紀念品集中在省、市陳列，更便利各地來賓不必遠道至翠亨參觀。」1962年5月，她分別為廣東翠亨「孫中山故居」和「孫中山故居陳列館」題寫館名。對於翠亨孫中山故居，宋慶齡一直想去訪問瞻仰，但是由於國事繁忙以及身體健康的關係，始終沒有實現。1981年3月，她專門派3名工作人員到廣東翠亨孫中山故居，拍攝了大量孫中山故居的照片，以此表達對孫中山和孫中山故居的思念之情。
  宋慶齡與孫中山在10年的婚姻生活中共同經歷風雨。作為助手，宋慶齡參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作為妻子，她悉心照料孫中山的生活起居。孫中山逝世後，她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此後的日子裏，她也一直活在對孫中山的追思中。新中國成立後，孫中山紀念備受國家和社會的關注，每逢誕辰和忌辰都會舉行相關紀念活動，基於國際形勢與國內局勢的變化，孫中山紀念話語也不斷變化，從最早宣傳「以俄為師」到「社會主義建設」，再到「祖國統一」「反對美國帝國主義」，運用孫中山紀念成為中共搭建表達政治訴求的重要平臺。正如美國學者柯文所言：紀念文章等活動，並非簡單的回憶歷史，而是通過「周年紀念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架起橋樑，對紀念的客體加以重新塑造，以適應現在的人們和政府的不同訴求」。在這一過程中，宋慶齡也通過出席紀念會、發表文章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紀念活動中，並與中共在言行上保持高度一致。與此同時，對結婚紀念日的重視、國內外孫中山研究的關注，也體現著宋慶齡對孫中山追思與懷念。不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對於照片的收藏、宴席卡片的使用以及鴿子的喜愛、對孫中山故居的關心，無一不包含著宋慶齡對於孫中山的紀念。
  1975年3月15日，為了感謝廖夢醒在孫中山逝世紀念日送來的康乃馨，宋慶齡專門致信：「謝謝你送來如此豔麗的康乃馨，有粉紅的和朱紅的，它們溫暖了我的心！」在信中宋慶齡也表露出深深的悲痛之情：「你懂得的，一旦我們所愛的人與我們訣別而去，那麼相互愛得越深，我們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著，我內心空蕩蕩的感覺和悲傷將永遠不會消失。人生在世，總不免一死。這殘酷的現實誰都不得不面對，這是不可逆轉的。但正像你所說，我們終有甜蜜和愛戀的記憶留在心間。」
  （齊超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