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永輝 譚舒婷 沈曉楠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尤其在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或將持續承壓。２０２４年１月，世界銀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將全球經濟增速下調為２．４％，延續此前兩年的增速預測放緩趨勢。２０２４年政府工作報告作出了「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國際迴圈存在干擾」的研判，突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的現實基礎。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前瞻性地提出要「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區域合作發展拓寬了城市的經濟邊界，跨地域優化配置成為城市提升經濟韌性的重要途徑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託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那麼，城市群對城市經濟韌性有何影響？城市間經濟韌性是否存在空間關聯？空間聯繫何以影響城市經濟韌性？
  既有研究主要基於重大自然災害或經濟衝擊，或從城市圈發展視角出發，探討城市群各城市韌性的差異性和地理分佈特徵；但關於城市經濟韌性空間關聯性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尚未充分探討澳門等小型開放經濟體城市經濟韌性的發展機理。澳門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相對於內地城市，更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其週期性更加突出，經濟結構的脆弱性也更為顯著，經濟轉型面臨更多挑戰。因此，揭示澳門韌性演化特徵及其與城市群內其他城市的互動關係，加強澳門與內地城市互聯互通，對於優化粵港澳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路徑具有重要戰略性意義。
  作為微型開放經濟體，澳門回歸以來，緊抓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歷史機遇，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高度依賴博彩業逐步轉向經濟適度多元，在區域分工中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多措並舉推動經濟穩中向好發展。尤其是在２０２３年，隨著本地經濟活動及服務出口有序複常，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８０．５％，已恢復至疫情前水準（約８０％），體現了澳門強勁的經濟韌性。然而，受內部發展張力約束，澳門經濟恢復韌性的能力仍十分有限。一方面，澳門前瞻謀劃經濟多元化發展，近年來予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高度重視。２０２３年，澳門發佈《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２０２４—２０２８年）》，旨在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提升澳門經濟韌性和競爭力。另一方面，澳門推進經濟轉型的力度仍有待加強。在新冠疫情期間，澳門旅遊業產值下跌，帶動本地生產總值大幅下滑，暴露了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多元化程度不足引致的發展瓶頸。澳門經濟結構以外向型及服務出口為主，受週邊經濟的影響波動較大，內源式韌性不足，產業調整和結構優化、尋求經濟適度多元是澳門未來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國多次提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也建議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促進區域合作等，增強澳門的經濟韌性。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粵澳政府共同努力下，澳門區域經濟合作以粵澳合作為重點，合作模式不斷創新，行業逐步多元，規模逐步擴大。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澳門拓展產業合作的首要平臺。澳門通過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延長產業鏈條，促進人員往來，發展「旅遊＋」產業生態，用科技創新催動新質生產力，有效打通了與內地的經濟要素流通管道，推動了澳門產業轉型和大灣區經濟互聯。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２０２４年３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正式實施封關運行，在合作區內探索推進「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分線管理政策，有效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跨境流動，助力澳門塑造更強經濟韌性。
  在參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澳門如何借助合作契機，通過導入技術、資本和市場等各類資源，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城市韌性水準以更好應對外界衝擊風險，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已成為學界和業界共同關注的焦點。鑒於現有研究對澳門經濟韌性及其成因的探討尚不充分，本文以澳門為研究對象，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空間關聯網路視角，科學識別和深入研究不同衝擊下澳門經濟韌性的演化路徑，繼而運用社會網路分析等方法，剖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經濟韌性的空間網路結構，並探究澳門在大灣區城市經濟韌性空間網路中的地位變遷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促進澳門借力大灣區建設來提升經濟韌性提供理論依據與政策啟示。
  二、文獻綜述
  城市經濟韌性是指城市系統應對、抵禦和回應外部衝擊，並恢復至常態的能力，即經濟體在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的過程中體現出的事前防範、事中應對、事後恢復的能力。 Ｒｅｇｇｉａｎｉ 等首次在空間經濟學分析中使用韌性的概念，揭示了城市經濟韌性存在區域空間的關聯性，認為經濟韌性相似的地區會呈現集聚分佈和產業結構關聯等特徵。伴隨城市間聯繫緊密程度趨於上升，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學者對區域經濟韌性的研究更為豐富。就澳門而言，由於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濟聯繫越加緊密，其在塑造城市經濟韌性時將有可能受到其他城市區域關聯性的影響。
  目前，與城市經濟韌性的空間關聯性密切相關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分支。一是基於城市經濟韌性的內涵，從不同維度構建城市經濟韌性的測度指標。既有研究採用指標合成、單指標變數、反事實模擬等方法，識別韌性的特徵，並考察其變化情況。例如，Ｂｒｉｇｕｇｌｉｏ 首先用多變量構建指標的方式衡量經濟韌性，此後中國學者結合本土城市經濟實際情況，將韌性解構為抵抗力、恢復力、適應力、創新和轉型力等維度進行綜合指標測度。 Ｍａｒｔｉｎ 用單一就業率變化率測算了歷次重大衝擊下英國城市的韌性，其測算更為直接且能夠克服因果識別混淆問題。近年來，學者廣泛採用此測算方法。此外，還有學者通過馬爾可夫區制轉移混頻動態因數進行識別，刻畫經濟韌性的動態屬性，提升經濟韌性測度的準確性。
  二是基於經濟韌性的時空和動態演進過程，識別城市經濟韌性的空間相似性和異質性。當前中國各個區域經濟差距問題依舊明顯，「南強北弱」的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表現為經濟韌性區域不均衡。為此，學者研究城市的韌性水準差異，聚焦不同的城市、城市群在面對風險衝擊後的抵禦能力和恢復能力的差異性，並以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等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空間比較分析。三是從空間經濟學視角分析城市韌性的關聯性。一方面，學者認為，城市間的經濟網路和經濟合作關係能夠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和韌性水準。區域內城市間合作能夠帶動產業融合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有效分散衝擊風險並降低城市應對危機的成本，更好地進行經濟恢復工作，從而增強衝擊抵禦性和恢復性，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城市間的經濟活動互相關聯，當一個城市受到衝擊時，風險會迅速傳染其他城市。城市在受到外部衝擊時，需要通過靈活調整內部資源配置、產業結構、對外聯繫等措施，緩解衝擊帶來的經濟波動風險，適應中長期的結構性變化。隨著區域一體化的加速演進，區域之間逐漸聯結成為共同體。由於產業結構互補和技術經濟聯繫，一個城市的內部調整將關聯至其他城市，促使各城市結構聯動變化，經濟韌性因而具有了空間聯繫性。
  此外，學界針對澳門的城市經濟發展展開了多方面討論。較多學者從產業結構單一的角度出發，認為澳門是典型的「微型開放經濟體」，產業結構較為單一，過於依賴旅遊業和博彩業，容易受外部不確定衝擊。部分學者基於對澳門的經濟週期和就業波動的測度，發現澳門經濟週期波動的頻率和波幅在近年來顯著增大，澳門城市經濟韌性有待提升。為此，主流文獻以問題為導向，探索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可行路徑，並將關注焦點放在澳門與內地的經濟、產業與技術合作上。尤其是圍繞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聯繫，學者從澳門與內地的經濟耦合角度分析了澳門與內地城市貿易、投資、人員流動等的情況。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間在交通、產業、社會等方面聯繫趨於密切，澳門也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建立了包括科技合作、人才引進、產業創新、現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內的合作機制。除了從頂層設計的角度進行分析，學者還聚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具體的案例實踐，對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體制機制合作、產業深度聯動、城市深度融合方案和前景進行了專項研究。對澳門而言，大灣區是澳門拓展發展空間和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區域。這意味著，澳門經濟韌性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然而，儘管現有文獻對澳門的經濟韌性發展特徵進行了初步分析，但較少從經濟增長和就業變化率的雙重維度對澳門經濟韌性進行定量測算。此外，儘管已有少量文獻對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經濟韌性進行了系統測算，但鮮有刻畫和厘清澳門自回歸以來的經濟韌性演變規律及其原因，忽略了澳門經濟高度開放、產業依賴外部、地理面積狹小等因素在韌性表現上的特徵映射。
  基於此，厘清澳門經濟韌性演化特徵及其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內在經濟聯繫，有助於推進澳門持續擴大對外交流合作，並將獨特制度優勢轉化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經濟紅利。增強微型經濟體抵禦外部衝擊和提升結構性調整能力是澳門城市發展的關鍵路徑。本文根據澳門在歷次衝擊下的韌性測算結果，從空間聯繫視角探究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經濟韌性的關聯性，為更好地塑造澳門經濟韌性提供研究支撐。
  三、研究設計
  本文以粵港澳大灣區１１個城市為分析範圍，探討澳門城市經濟韌性的構建程度、演化特徵以及其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空間關聯程度，進而研究其作用機理。首先，本文通過１９９７—２０２２年各年度《廣東省統計年鑒》《香港統計年刊》和《澳門統計年刊》收集各城市的 ＧＤＰ、三產產值、社會從業人口等數據，建立 ＧＭＭ－ＳＡＲ－ＲＥ 反事實估計模型，構建粵港澳大灣區１１個城市的經濟韌性指數。其次，運用引力模型和社會網路分析法，識別粵港澳大灣區１１市的經濟韌性關聯程度，分析在區域經濟網路下澳門與其他城市的經濟韌性關聯程度。最後，深入探究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聯繫對澳門經濟韌性的影響。
  四、澳門城市經濟韌性演化及空間關聯特徵
  基於研究設計，本部分結合澳門在面對歷次衝擊時的政策措施、經濟表現，測量並分析澳門城市經濟韌性在四次衝擊下的變化情況。鑒於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經濟活動聯繫密切，本文從空間聯繫的視角出發，研究澳門在大灣區韌性網路中的作用與角色。
  （一）澳門城市經濟韌性演化路徑
  回歸以來，澳門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本地生產總值從１９９９年的５２３．２８億澳門元增長至２０２３年的３７９４．７８億澳門元，人均生產總值也從１２２４３１澳門元快速提高至５５９４９５澳門元。回歸初期，在澳門特區政府實施「循序漸進」以及「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策略的帶動下，澳門經濟在２０００年恢復正增長（５．７％）。２００２年澳門開放博彩經營權，２００３年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在廣東率先開通，推動澳門經濟進入穩定增長階段。然而，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２０１４年政策調整、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大規模暴發等影響和衝擊下，澳門作為微型開放經濟體，受到的影響和衝擊也較為劇烈。據此，本文將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機、２０１４年政策調整、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作為四個外生衝擊事件對澳門經濟韌性進行測度和分析
  １．亞洲金融危機衝擊期（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韌性在波動中逐步修復
  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澳門與廣東經濟聯繫愈加緊密，韌性從回歸前的低迷轉向穩步提升。在衝擊抵禦期，由於本地經濟結構單一、治安混亂、製造業萎靡不振等原因，澳門經濟陷入持續低迷，經濟系統韌性較差。１９９９年，金融危機已經結束，但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仍延續負增長狀態，為－２．４％，失業率高達６．３％，經濟韌性為０以下。回歸後，澳門經濟穩步進入恢復階段。澳門特區政府開放賭權，使博彩旅遊業迅速復蘇和振興；同時加強與內地經濟聯繫，帶動澳門經濟形勢全面恢復，經濟韌性回升至正值。其間，特別是澳門與珠海市、廣東省、泛珠三角經濟圈、內地等各個層次、各個領域建立了廣泛的區域經濟合作關係，由近及遠鋪開與內地的合作。澳門與廣東的人流、物流、資金流障礙不斷破除。例如，澳門和珠海合作共建的「珠澳跨境工業區」於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經國務院批准設立，並於２００６年正式啟用。工業區以發展工業為主，兼顧物流、中轉貿易、產品展銷等功能，積極有效地促進了澳門的商貿發展。２００４年６月，「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在粵港澳三地舉行，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啟動了珠江流域的「９＋２」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在此機制體制下，澳門與泛珠三角區域內其他城市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關係全面發展。粵港澳三地合作促進了經貿和人員往來，有效提高了澳門的經濟韌性。
  ２．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韌性略降後迅速反彈
  國際金融危機對澳門投資、貨物及服務出口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在衝擊抵禦期澳門的經濟韌性滑落至０以下，但恢復期經濟韌性上升較快。在衝擊抵禦期內，訪澳旅客人數、本地就業人數大幅下降，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增速分別回落至３．４％和１．３％。為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研究出臺了多項支持澳門的政策，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成為澳門的首要任務。２００８年底，中央政府宣佈出臺支持澳門發展的６方面９項措施。２００９年１月，習近平視察訪問澳門時指出：「對當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一定要科學判斷；對中央政府出臺的支持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６個方面９項措施，一定要積極貫徹。」同時，澳門也積極推進與珠三角其他城市合作，將拉緊合作紐帶作為增強韌性的重要方略之一。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以下簡稱《綱要》）正式實施。《綱要》從重大基礎設施、產業合作、優質生活圈、合作方式四個方面進一步加速粵港澳地區經濟一體化。２００９年８月，國務院批准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使橫琴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重要平臺。在衝擊恢復期，澳門經濟韌性均為正數，經濟增速較高，２０１１年實際增速達到２１．５％。在此階段，澳門持續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戰略、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並取得了顯著進展。２０１１年，粵澳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提出「攜手建設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為澳門塑造更加可持續的經濟韌性提供了戰略依據。
（原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