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永輝 譚舒婷 沈曉楠
  ３．內外政策調整衝擊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結構調整帶來韌性長期回升
  ２０１４年，經濟進入新常態，各地產業結構出現深刻調整，帶動經濟韌性進入短期波動，但長期韌性上升趨勢明顯。由於旅客消費減少、公安部打擊流動非法資金，博彩業行業增加值下降，澳門經濟韌性降至負值。澳門產業結構高度依賴博彩業，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澳門博彩業低迷，總博彩收入減少３６％，導致澳門２０１５年實際本地生產總值變化率跌至－２１．５％，經濟韌性降至－０．７。然而，澳門經濟多元化則有所提升，經濟多元化熵指數從２０１３年的１．４９上升為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９。２０１７年，澳門生產總值恢復上升趨勢，經濟韌性增至－０．４０４後維持上升態勢。在此階段，國家發改委與廣東省政府、澳門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澳門與珠三角、香港的合作加速展開。粵澳合作從過去的「前店後廠」模式轉變為多產業、多模式的合作，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遇。在人員流動方面，大灣區其他城市來澳門旅遊人次波動上升，為澳門帶來了豐富的旅客資源。在資金流方面，大灣區其他城市與澳門的雙向投資均有不同程度增長。但在產品流方面，廣東對澳門進出口有所下降。
  ４．新冠疫情衝擊期（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韌性顯著下降暴露產業單一風險
  新冠疫情流行期間，各地實施人口流動限制，入澳遊客數量出現斷崖式下降，澳門經濟出現顯著收縮，抵禦期經濟韌性受到較大衝擊。２０２０年本地生產總值當年價為２０２４．７１億澳門元，實質收縮５４．３％，澳門入境旅客人次按年下跌８５．０％，從２０１９年的逾３９００萬人次大幅減少至不足６００萬人次，令博彩服務出口及其他旅遊服務出口分別下跌８０．４％、７３．４％，收益下降甚至屢屢出現現金流緊缺現象，暴露了澳門經濟韌性脆弱的特點。澳門經濟以旅遊服務業為主，第三產業占本地生產總值９０％以上，旅遊博彩及相關行業加總比重約為６０％。在各地政府把防疫抗疫作為首要任務、出外旅遊備受限制的情況下，澳門經濟大幅下滑。澳門企業中９０％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就業人口約占總就業人口的６０％。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澳門特區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了一定的財政支持，例如，發放百億抗疫援助專項基金穩定經濟、保障就業和民生，加之賭場集團的資金實力，為就業和消費提供了緩衝，但經濟活動的急劇下滑仍然暴露了澳門在應對影響遊客流量的外部風險時的脆弱性。澳門經濟在博彩業之外的多元化發展需求依舊迫切。
  然而，疫情開放政策實施以來，澳門社會及經濟展現出強大韌性，旅遊消費市場的迅速恢復帶動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明顯增長，且隨著澳門２０２３年全面恢復通關，入境旅客持續攀升，２０２３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達３７９４．７８億澳門元，同比增長８０．５％；入境旅客約２８２１萬人次，遊客量約恢復至疫情前２０１９年的７０％。２０２４年春節假期期間入境旅客近１３６萬人次，日均近１７萬人次。２０２３年，澳門發佈《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２０２４—２０２８年）》，對琴澳空間、產業、民生等一體化發展進行了系統部署。同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將從「琴澳同源」走向「琴澳一體化」，通過創新機制體制，大力支撐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加快建設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家園，著力構建澳門一體化高水準開放的新體系，從而進一步加強澳門的經濟韌性。然而，澳門在新冠疫情前後 ＧＤＰ 波動較大，這也反映了澳門以博彩業為主的旅遊業對澳門經濟的影響較大，體現了澳門一業獨大、經濟結構單一的發展短板，凸顯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升抗逆力的重要性。未來一旦博彩業政策發生變化，或受此類突發性公共事件影響，將會導致訪澳遊客驟減，服務業規模遭受重大打擊，澳門經濟韌性風險將迅速出現。
  總體來看，不同的重大衝擊會對經濟造成差異化影響。澳門在新冠疫情抵禦期的韌性遠遠低於在國際金融危機抵禦期的韌性。這可能是由於，國際金融危機主要影響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對全球宏觀經濟的影響和波及存在時滯，作用效果較慢。相反，新冠疫情的衝擊同時影響需求和供給兩端，且疫情中的人員隔離措施限制了消費活動和需求，導致社會生產短時間暫停。尤其對以服務業為主的澳門而言，大規模人員管控對澳門旅遊業短時間造成了較大的損失。但在放鬆管控之後，前期受到抑制的消費投資需求集中暴發，促進經濟反彈。
  （二）粵港澳大灣區視角下澳門城市經濟韌性空間關聯特徵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包容開放，融合度較高，經濟韌性也具有空間聯繫性。因此，本文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在歷次衝擊下的城市經濟韌性關聯網路特徵，並厘清澳門在大灣區韌性網路中的地位和角色。
  １．整體網路結構特徵
  當城市受到外部衝擊時，由於區域間存在關聯性，將通過風險傳導將故障傳導至區域其他地區，或是通過城市間的經濟關聯分散風險。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地緣相近，經濟合作密切，可能存在較強的韌性聯繫。因此，本文基於引力模型計算出粵港澳大灣區１１個城市間的經濟韌性引力值，並明確各城市經濟韌性的網路結構特徵。可以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經濟韌性的網路密度、聯繫強度均值都有所上升，平均路徑長度也有下降趨勢，大灣區各城市經濟韌性存在明顯的網路關聯特徵。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粵港澳大灣區各市聯繫強度明顯降低。這表明，大灣區的交流與協作強度整體較強，內聚性較高，多數城市間已經形成了穩固的韌性治理合作關係。
  整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經濟韌性具有密切的網路聯繫。隨著區域內各城市經濟發展水準和合作規模的提升，韌性的網路關聯性隨之增強，協同抵禦衝擊的能力將不斷升級。因此，加強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貿聯繫，將成為澳門增強經濟韌性的重要途徑。然而，新冠疫情對韌性網路造成了一定的破壞，原有聯繫因為人員流動、貨物流動等的管控而降低。隨著各地經濟逐步好轉，要素流通更為頻繁，區域組織內部協同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將有所恢復。
  ２．澳門在大灣區經濟韌性網路的中心性特徵
  為分析澳門在大灣區經濟韌性網路中的地位，本文進一步測度澳門的點度中心度、仲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首先，從點度中心度看，澳門對大灣區的經濟韌性溢出整體呈現增長趨勢，但均低於大灣區各城市均值。澳門憑藉中葡平臺的獨特優勢，推進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增強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多元文化交流功能日益凸顯。但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相比，中心性仍然不足，突出表現在連入度較低，澳門獲得其他城市經濟韌性溢出的效果不足，與大灣區結構調整的聯動性較差。因此，要提升經濟韌性，澳門需要探索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協調，實現多方共贏。從中介中心度來看，除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衝擊前後，澳門的仲介中心度整體呈現下降趨勢，且近年來持續低於大灣區平均水準，體現出澳門在大灣區韌性網路中並非扮演「仲介」和「橋樑」的角色。這意味著，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韌性關聯網路中幹預其他城市的能力較低，面對衝擊時對於各類資源調配缺乏控制力，整體上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從接近中心度上看，澳門的接近中心度有所提高，且多數年份高於大灣區均值，說明澳門在大灣區經濟韌性網路中主要扮演主動行動者，即與其他城市產生內在聯繫與回應程度較高，能在經濟韌性恢復中成為「中心行動者」。儘管與其他城市聯繫密切，但澳門不輕易受其他城市的控制。例如，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下，澳門與廣州、珠海、中山、深圳建立了穗澳合作專責小組會議、珠澳合作會議、推進中山與澳門合作專責小組和深澳合作會議等合作機制，與香港建立「港澳合作高層會議制度」，並簽署《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繫更加緊密，已成為大灣區的關鍵中心節點之一。
  五、粵港澳大灣區要素流動對澳門經濟韌性的影響
  城市網路中的人力、現代資訊、商品、資金和技術等要素在區域內自由流動、配置、集聚，能夠充分發揮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等，從而影響單個城市的經濟韌性。因此，為厘清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與澳門的人力、資金、貨物等要素聯繫，探尋澳門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之道，本文根據建立的模型即式進行具體分析，回歸結果見表６。
  由表６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產品貿易聯繫和人員聯繫水準均對澳門經濟韌性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資金流的促進效果並不明顯。廣東與澳門的經貿聯繫密切，廣東能夠為澳門提供主要的原材料、農副產品、製造品，保證澳門經濟發展的需要。如表６列（１）所示，在外部衝擊下，廣東與澳門密切的經貿聯繫能夠保證澳門經濟韌性維持在正常區間內。在破除城市間的要素流通壁壘後，城市將成為更為龐大的經濟體，形成區域內更多元互補的產業結構，分散外部衝擊對單個產業損害的風險。尤其是澳門加入大灣區能夠拓寬產業發展空間，反哺內部經濟韌性。此外，澳門旅遊業的占比較大，大量依賴內地遊客的客流量。在歷次衝擊下，澳門經濟波動都受到了旅遊業波動的影響，如表６列（２）所示，內地遊客量增加顯著提高了經濟韌性水準。通過增強大灣區各城市的文化旅遊聯繫，能夠有效促進澳門經濟韌性的建設。然而，在資金流動方面，澳門韌性受此影響不大，表６列（３）表明資金流對韌性回歸結果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資本具有高流動性，在外部衝擊下容易產生悲觀預期，加速資金的撤離。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澳門回歸祖國２５年以來，穩步推進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走深走實、琴澳融合逐漸落地實施。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構建更緊密的區域經濟韌性網路，是澳門塑造更強經濟韌性，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經濟多元化及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一步，更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助力的重要路徑。
  本文在城際經濟聯繫與要素流動的視角下，構建 ＧＭＭ－ ＳＡＲ－ＲＥ 反事實估計模型，估計測度了澳門回歸２５年來城市經濟韌性水準，並分析在歷次衝擊事件下澳門的抵禦性和恢復性韌性變化情況。進而，本文通過社會網路分析法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經濟韌性的空間網路結構特徵，確定澳門在大灣區經濟韌性網路中的地位和角色。研究發現：第一，澳門經濟韌性在回歸以來處於波動發展態勢。澳門屬於微型開放經濟體，受外界衝突影響明顯，尤其是新冠疫情影響時間較長，對經濟韌性的損害也較大。第二，澳門對大灣區的經濟韌性溢出整體呈現增長趨勢，但均低於大灣區各城市均值。澳門的仲介中心度整體呈下降趨勢，近年來低於大灣區平均水準，體現出澳門在大灣區經濟韌性網路中並非扮演「仲介」和「橋樑」角色。澳門的接近中心度則有所提高，說明澳門在大灣區經濟韌性網路中是主動行動者，受周邊城市影響較大。第三，粵港澳大灣區的產品貿易、人口流動會對澳門經濟韌性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果，但資金流對澳門經濟韌性無顯著影響。
  基於實證分析結果並考慮澳門實際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本文提出如下三點政策建議。第一，支持澳門構建多元化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多元化、合作網絡多元化等，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推進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發展，持續拓展和優化旅遊產業結構。著力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實施發展，促進博彩旅遊業有序規範、可持續發展，構建符合澳門實際、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增強澳門城市經濟韌性。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基於城市空間關聯的特點，充分發揮核心城市的帶動作用，強化各城市間的雙向溢出效應與合作關係，提升經濟韌性網路密度。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利用教育、科技、人才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注入動力。第二，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的帶動能力，推動區域內要素自由流動。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優勢，增強其輻射帶動能力，探索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發展機制，促進城市間的技術、人才、資金等優質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進而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強化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聯繫，形成更加緊密的區域經濟韌性空間網路。提高基礎設施、人才交流、技術合作的網路緊湊性，開拓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抗禦風險的能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鼓勵澳門本地青年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創新創業，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作出澳門貢獻。第三，借助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深化兩地機制體制銜接，進一步優化合作區營商環境，促進粵港澳經貿合作關係。聯合制定風險應對合作規劃，構建更大範圍的重大風險防範合作網絡與協作應對體系。圍繞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和發展目標，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與宏觀調控政策的聯動，推動財政、貨幣、投資等政策精準化，從更高層次協調處理粵港澳三地發展問題。
  （原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