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5日，北京一處僅有十平米的陋室裏，一位76歲的老人，在整理完自己一生的文稿和一部未完成的回憶錄後，平靜地吞下了大量安眠藥。她的手中，緊緊攥著一張泛黃的舊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男女笑靨如花。
  這位老人就是民國大才女關露，就在七個月前，組織剛剛為她洗刷了長達43年的「漢奸」汙名，沉冤昭雪。然而，遲來的清白，終究沒能留住她早已千瘡百孔的靈魂。
  關露原名胡壽楣，字秀英，1907年生於山西。在民國時代，她以其斐然的文采，與張愛玲、蘇青、潘柳黛並稱為「民國四大才女」。
  關露的詩歌《太平洋上的歌聲》曾風靡一時，她的文字細膩而充滿力量。若非生逢亂世，她本該在文學的殿堂裏，安然度過璀璨的一生。
  然而，時代洪流裹挾著每一個人，無人能夠倖免。九一八事變後，山河破碎，日寇的鐵蹄踐踏著中華大地。關露滿腔的愛國熱血被點燃，她不再僅僅滿足於書齋裏的吟風弄月，而是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她寫下那句振聾發聵的誓言：「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這擲地有聲的宣告，讓關露在當時被譽為「中華民族之妻」。1932年，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行走在刀尖上的文化戰線戰士。
  鮮為人知的是，命運為關露鋪就的是一條比正面戰場更為兇險、更為孤獨的道路——隱蔽戰線。
  1939年的上海，已是「孤島」時期，汪偽政權的「76號」特工總部在此地橫行，中共地下黨組織急需一個能夠打入敵人心臟的人物，去策反「76號」的頭子——李士群。
  這個任務，起初並非為關露準備。黨組織最初看中的是她的妹妹胡繡楓。原因也頗有些戲劇性，當年李士群和妻子葉吉卿落難時，曾受過胡繡楓的接濟，李士群夫婦一直對胡繡楓心存感激。這層關係是打入76號的絕佳敲門磚。
  但當時胡繡楓在重慶另有要務，分身乏術，便向組織推薦了姐姐關露。於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潘漢年找到了關露。
  那是一場艱難的抉擇，關露作為一個公開的左翼作家、著名的愛國人士，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去接近一個臭名昭著的大漢奸，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她將拋棄自己的一切：名譽、尊嚴、朋友，甚至是同志的信任。
  潘漢年對關露說的最後一句話，成為了她一生的讖語，也是一道無形的枷鎖：「今後你要忍辱負重，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關露沉默了許久，最終，她決然地點了點頭：「我絕不為自己辯護。」
  為了演得逼真，關露必須與過去的一切進行徹底的切割。這其中就包括她的愛人王炳南。
  當時王炳南是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後來成為新中國傑出的外交家。兩人情投意合，本已談婚論嫁。臨別之際，王炳南送給關露一張兩人的合影，在背面深情地寫下：「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這一別，關露以為只是短暫的分離，卻未曾想，竟是他們愛情悲劇的序幕。
  從此，上海的文壇少了一位愛國詩人，多了一個周旋於日偽高官之間的「交際花」。關露憑藉著自己的名氣和才情，很快與李士群的妻子葉吉卿打得火熱，成了無話不談的閨蜜。
  通過這條線，關露成功接近了李士群，並敏銳地洞察到他眼看日軍頹勢已現，急於為自己尋找後路的搖擺心態。在她的巧妙周旋和撮合下，潘漢年與李士群實現了秘密會面。
  此後，日軍在華中地區的「清鄉」、「掃蕩」等絕密軍事情報，便源源不斷地通過這條秘密管道，被送往新四軍的指揮部，挽救了無數抗日將士的生命。如果說策反李士群只是讓她背負了「漢奸」的嫌疑，那麼接下來的一項任務，則徹底將她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當時，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阪參三正在延安，他與日本國內的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心急如焚。組織希望利用關露的特殊身份，為他傳遞資訊。
  恰在此時，日本人為了粉飾「大東亞共榮圈」，準備在東京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邀請了關露作為代表出席。
  這是一個天賜良機，也是一劑致命的毒藥。潘漢年再次找到關露，任務明確：借參會之機，前往日本，完成與日共的聯絡工作。
  關露沒有絲毫猶豫，她明白一旦踏上前往東京的輪船，公然出席日本人的大會，那麼「文化漢奸」這頂帽子，她就再也摘不下來了。
  1943年，關露的身影出現在東京的會場上，她甚至還發表了演講。消息傳回國內，輿論一片譁然。報紙上刊登著對她毫不留情的批判：「當日本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毫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
  昔日的好友與關露劃清界限，親朋好友視她為陌路。她成了孤家寡人，在眾人的唾罵聲中，獨自咀嚼著這無盡的屈辱。
  在關露從日本回來後不久，她策反的對象李士群，就被汪偽政權的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聯合日本憲兵隊毒殺。她失去了最重要的掩護，處境變得愈發危險。
  1945年，日本投降。當舉國歡慶勝利之時，關露的個人悲劇卻遠未結束。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統擬定了一份「鋤奸名單」，關露的名字赫然在列。為了保護她，黨組織緊急將她轉移到了蘇北解放區。關露天真地以為，回到了「家」，一切誤解都會煙消雲散，她的身份終於可以大白於天下了。
  然而，關露想得太簡單了。由於她「漢奸」的身份已經廣為人知，而她所從事的策反李士群、聯絡日共等工作，在當時屬於最高機密，一旦公開，將給中共在與國民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帶來難以預料的麻煩。說到底就是為了顧全大局，她的委屈只能繼續。
  在解放區，關露依然是那個「有問題的人」。她想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恢復自己的作家身份，卻被時任社長範長江婉言拒絕。範長江告訴她，共產黨的報紙上，不能出現「關露」這個名字。戰友們勸她：「你應該考慮的是黨的榮譽，而不是你個人榮譽的得失。」
  榮譽、名譽，關露早已不在乎。但愛情的破滅，給了她最致命的一擊。她與王炳南重逢了。歷經劫波，兩人都以為可以再續前緣。王炳南向組織遞交了結婚申請，得到的批復卻是冰冷的「不同意」。
  理由是王炳南作為黨內前途無量的外交幹部，不能與一個有「漢奸」歷史污點的女人結婚，這會給黨造成不良的影響。為了「黨的名譽」，王炳南被迫寫下了一封與關露的絕交信。
  據說，關露收到信後，大病一場。從此，她心如死灰，終身未嫁。那句「我關心你一世」的承諾，最終成了一句無法兌現的空言，一張空頭支票。
  新中國成立後，在潘漢年的證明下，關露的身份在一定範圍內得到了澄清。她先被安排到文化部電影局工作，後來又調到大學當教授，生活似乎終於有了一絲光亮。
  然而，隨著1955年時「潘漢年冤案」爆發。作為潘漢年單線聯繫的下屬，關露受到了直接牽連。她被捕入獄，關了兩年。出獄後，她被剝奪了工作，生活困頓。
  不過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1967年，特殊十年開始，關露的「歷史問題」再次被翻出，這一次，她被關進了監獄，整整八年。
  兩次入獄，長達十年的鐵窗生涯，徹底摧毀了關露的精神和身體。當她1975年走出監獄時，已經是一個精神恍惚、疾病纏身的老人。她患上了輕微的精神分裂症和腦血栓，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理。
  直到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才正式為關露做出了平反決定，檔上寫著：「關露同志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
  長達43年的罵名，終於畫上了句號。組織為關露恢復了黨籍和名譽，補發了工資。
  然後，關露卻開始奮筆疾書，想要寫完自己的回憶錄，為那段被誤解的歷史，留下真實資料記載。可是，太遲了。她的生命之火，早已在漫長而寒冷的黑夜裏消耗殆盡。沉冤得雪的喜悅，無法彌補她心中那巨大的空洞。或許在她看來，當名譽、事業、愛情、尊嚴，乃至健康都已離她而去時，一個清白的名聲，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她留戀了。
  於是，在寫完回憶錄後，關露選擇了以最決絕的方式，告別這個曾讓她無限熱愛，也讓她無限痛苦的人間。
  在關露的追悼會上，一個神情悲戚的老人默默地站在角落，從頭至尾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用無盡哀傷的目光，送了她最後一程。後來人們才認出，這個老人就是原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王炳南。
  他終究是來送她了，只是這一送，隔了幾乎一生。
  關露的一生，是一個被時代洪流吞噬的個人悲劇。她用一生的忍辱負重，踐行了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卻用生命的終結，控訴了命運的不公。她像一顆流星，在最璀璨的年華，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最深沉的黑夜，只為換取片刻的光明。
  (知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