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二零一四年中國中央政府安排及授權澳門承辦當年的「APEC 」旅遊部長會議後，中央政府又籍著中國將於二零二六年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機會，再次安排及授澳門特區承擔當年「APEC」的旅遊部長會議。這除了是有助於提升澳門特區的國際形象與「一國兩制」實踐展示，向亞太國家和地區提供一個觀察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窗口，強化澳門特區作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深化區域旅遊合作與市場整合，‌促進亞太旅遊市場一體化，為區域經濟整合注入新動能，及借助會議平台深化與「APEC」各成員經濟體在經貿、旅遊等領域的務實合作，為澳門特區經濟適度多元高品質發展注入強勁動能，同時透過展示多元文化共融特色，吸引全球遊客關注等之外，其實也是一個向「APEC」成員體展示，已經是「WTO」會員體的中國澳門，是一個完全符合「APEC」成員條件標準的地區經濟體的好機會，有助於中國政府推動「APEC」作出暫時吸收新成員的「解凍」共識決，讓「中國澳門」加入「APEC」，從而徹底消解在「APEC」框架內，「一個中國」的架構下，中國、「中國香港」、「中國台北」都是會員體，只有「中國澳門」「斯人獨憔悴」的不合理狀況。
  造成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並非是澳門的責任，而是雜複的國際因素在作祟。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在韓國達成《諒解備忘錄》，解決了中國、香港（一九九七年後改為「中國香港」）及「中國台北」的入會問題後，澳門就已於一九九二提出了加入「APEC」的申請。但不知為何，一直未能成功。據說，最主要的障礙，是由於澳門當時的管治國──葡國，並非是「APEC」的成員（葡國並非是亞洲太平洋區域的國家，當然是無權加入該組織），故對澳門加入「APEC」一事並不積極，實際上也是使不上勁。後來，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曾經就澳門加入「APEC」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宣稱「預料可在近期內有所決定」。但可惜，在一九九七年的「APEC」加拿大溫哥華峰會上通過的《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領導人宣言：聯繫大家庭》聲稱，「APEC」將於一九九八年吸納俄羅斯、秘魯和越南為新成員之後，從二零零零年起，在十年內將不考慮吸收新成員。而在停止吸收新會員的二零零零年之前，本來還有兩年時間，澳門還有「一線希望」，但可惜中葡雙方都未有抓緊。
  而二零一零年「暫時凍結期」滿後，至今也已經十五年，但卻仍然未有「解凍」。雖然「中國澳門」在中央政府的堅持及安排下，可以「客席經濟體」的身份參加「APEC」的旅遊、科技等工作組會議，並先後兩次承辦「APEC」的旅遊部長會議，這些經驗都證明「中國澳門」具備參與「APEC 」正式合作的能力，但畢竟仍然不是「APEC」的成員體。「APEC」不能因為要排斥並非是太平洋國家的印度，而「把嬰兒與髒水一同倒掉」地把「中國澳門」拒於門外。
  澳門未能完全參與「APEC」活動，凸顯了「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區在外事權利行使中的局限性。因此，解決「中國澳門」加入「APEC」的問題，是夯實「一國兩制」實踐成果、提升澳門國際話語權的重要途徑。在「APEC」的年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核心活動中，中國、「中國香港」的領袖及「中國台北」的代表均會出席，唯有澳門的身影缺失，這不僅讓澳門錯失了與區域內各經濟體高層對話的機會，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國兩制」在外交領域的實踐展現力。作為「WTO」的正式成員，「中國澳門」已經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積累了成熟的運作經驗。而「APEC 」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獨特機制，能為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提供與亞太各國及地區領人直接溝通的平台。這不僅可讓世界更全面地瞭解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更能讓澳門特區在區域經濟規則制定中擁有話語權，進一步強化其國際自由港和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
  其實，「中國澳門」正式加入「APEC」，已經具備充分的現實條件與有利時機。從資格要件來看，「APEC」以「經濟體」為成員單位，無嚴格的國家主權限制，澳門作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關稅區、貨幣體系和經貿管理許可權，完全符合成員資格的核心要求；從合作基礎來看，澳門二十多年的「APEC嘉賓經濟體」經歷，及兩次承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經驗，使其熟悉「APEC」的運作機制、議事規則，與各成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將於二零二六年第三度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央政府的支持為「中國澳門」加入創造了最佳政治契機，而澳門承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實踐，將進一步提升各成員對澳門正式加入的認可度。​因此，中央政府適宜籍著明年再次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安排澳門特區承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機會，充分發揮其在「APEC」機制內的強大實力，建議並主導「APEC」領導人就「解凍」作出共識決，並決定邀請「中國澳門」加入。
  我們不能以「中國澳門」已是「WTO」的成員體，來掩飾「中國澳門」不是「APEC」成員體的嚴重缺憾。實際上，雖然「WTO」的方向與「APEC」是一致的，都是主旨合作領域具體化，發展目標明確化，目的在於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但在非強制性機制方面，「APEC」提出的「協調的單邊主義」，是有別於「WTO」的法律機制的約束要求的。而在以何種速度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方面，「APEC」甚至還領先於「WTO」。更重要的是，「WTO」並沒有「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一機制，故「中國澳門」雖然是「WTO」的成員體，但澳門前現任特首何厚鏵、崔世安、賀一誠、岑浩輝等，卻就都沒有機會在「WTO」這個國際舞台上與各國各地區的領導人握手言歡大合照；而能夠有此機會的「APEC」，又拒絕向「中國澳門」提供這種機會。
  據說，當時澳門沒有積極申請加入「APEC」，也與擔心會費負擔過重有關。但其實，在一九九九年，「APEC」的財政預算只是二百萬美元，而各成員的會費分擔則是其GNP（佔百分之八十）和人均GDP（佔百分之二十）計算比例，其中香港只佔百分之二點七，中國則是百分之七點七四，為二十五點八萬美元。相信澳門將會更少，完全可以負擔得起。「APEC」的主要開支，是各種會議的經費，但都是由當年的承辦會員體承擔。「中國澳門」如加入「APEC」，將無權主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雙部長會議」，因而沒有這項較大的財政負擔。即使是偶然承辦專業部長會議及工作組會議，負擔也不大，如二零一四年的「APEC」旅遊部長會議，是七千萬元澳門幣，「濕濕碎」啦；卻獲得不可計量的「無形收益」，簡直是「超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