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幹了15年的司法社工，從業經歷中最令她吃驚的，是個別小孩對員警表現出來的挑釁態度。她經常作為司法程式上的合適成年人，陪同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接受審訊，近年來，她越發察覺「現在有的小孩真是不怕員警」。
  戴著手銬，他們依然漫不經心，對員警的詢問態度敷衍，甚至對抗、挑釁。這些孩子對法律並非一無所知，恰恰相反，他們中的一些人，對相關條款爛熟於心，明確知道自己還不滿16歲，「員警能拿我怎麼辦？明天不就把我放了嗎？」
  6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黃海華在記者會上說，近年來，公安機關在執法實踐中發現了一些新問題：「有些未成年人故意利用未成年人身份，故意利用不執行拘留的規定，反復從事違反治安管理的違法犯罪活動。」
  因此，6月27日修訂草案通過、即將於明年1月1日施行的新《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對14周歲至16周歲以及16周歲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但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或者14周歲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執行拘留。
  《治安管理處罰法》又被稱作「小刑法」，首次施行於2006年，此次為20年來首次大修。條文數量從119條擴充至144條，增加了全新的違法行為類型，同時對處罰程式制度進行了完善。而這其中尤為引人關注的，便是幾個與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有關的條款。
  新法不僅降低了特定情況下未成年人的可拘留年齡，還把學生欺淩納入處罰範疇。這意味著：「欺淩者在未來或將面臨被治安拘留的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皮藝軍對南風窗說。
  近些年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數量上升明顯，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案件頻發。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數據，2024年，中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人，同比上升4.3%。2024年3月，河北邯鄲13歲初中生被三名同學殺害埋屍，案情一經披露，輿論譁然。
  此次「小刑法」的修訂，在適應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新變化的同時，還提醒著公眾：如今愈發不容忽視、令人震驚的「少年之惡」，不僅是人性的幽暗，還是更廣闊社會結構的一面鏡子。
  空子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在2015年至2019年服務過約900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其中「盜竊」占了罪名的大頭，約40%。
  「俗稱『拉車門』。」如今是該事務所副主任的李涵說，這些孩子遊走於居民區或商場附近的街道、停車場，挨個拉車門，哪輛車沒關，就開門盜取財物。
  李涵和社工夥伴們發現，最近幾年，「拉車門」的未成年人群體存在明顯的擴張趨勢。
  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16歲以下不會被員警拘留」的資訊已經在這些孩子之間傳播開來。「（拉車門）不會有後果，在警察局待24小時，一天後就出來了。」
  威懾不足，經濟獲利的誘惑又十分巨大。鑒於未成年人身心發育不成熟、不穩定的特性，一直以來，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犯罪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然而，現有《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反而被一些未成年人加以利用。李涵有些揪心：「現在個別未成年人對員警、法律和社會基本的制度規則都持一種輕蔑態度。」
  她見過一些態度更惡劣的孩子，被員警抓捕審訊，拿到一張「拘留不執行」的通知文書，轉頭就拍照發到朋友圈和短視頻帳戶上，洋洋得意地炫耀：「沒有嚴打，就這麼出來了。」
  雷望紅是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副教授，她從2017年開始研究縣域教育，對參與學生欺淩的學生進行訪談。一名15歲的中學生曾在訪談中親口對她說：「我還能放縱半年，等我滿16歲了，我就會收斂一點。」
  李涵也見過這樣的例子。一旦年滿16歲，一些「拉車門」的小孩就自覺地退居幕後，利用自己的盜竊經驗和人脈資源，轉型成為其他孩子的「大哥」和「資訊中心」，指揮其他還不滿16歲的孩子偷盜，從中抽成牟利。
  李涵說，未成年人並不像成年人一樣對後果有所預期，對選擇深思熟慮。他們的行動完全基於當下的、暫態的衝動，「即使理性上知道盜竊違法，他們內心也並不真正清楚違法的後果和影響是什麼，理性認知無法指導他們的行動」。
  因此對於一小部分孩子來說，對法律的學習的確需要一種「體驗式教育」。「只有碰壁了，才能真正覺醒，明白違法犯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皮藝軍告訴南風窗，新《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未成年人輕微違法行為施行拘留，其實是對性質更惡劣的少年犯罪的一種超前預防措施。他說，社會一直以來所呼籲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對未成年人來說只是一行字，「沒感覺，缺乏威懾力」。犯了錯，真的被拘留一次，才能對他們構成真正有效的威懾和刺激，改變他們「員警拿自己沒辦法」的認知。
  目前，國際上對少年犯罪的處置方法普遍遵循「輕輕重重」的原則：犯輕罪，危害結果輕，實行較輕處罰，犯重罪，危害結果較重，就加重處罰。皮藝軍說，「輕輕重重」意味著，法律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並非一味放縱。給予初次不慎犯錯的未成年人以寬容，同時給予累犯、重犯的未成年人以嚴厲的懲戒。《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本次修訂，遵循的恰是這一理念。
  至於將學生欺淩納入《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範疇，皮藝軍認為，如打架鬥毆、敲詐勒索，這種學生欺淩本就是一種違法行為，只不過因為發生在校園的圍牆之內，「過去人們用惡作劇的名義掩蓋了欺淩的危害性」，本次新法修訂，便是對此的糾正。
  責任方
  研究青少年犯罪40餘年，皮藝軍隱約察覺到一種危險的趨勢：未成年人犯罪個案後果的嚴重性在加劇。
  無獨有偶，雷望紅同樣觀察到，學生欺淩變得愈發殘暴。如果說以往還只是單純的辱罵、毆打，如今的欺淩則越發常見更惡劣的手段和更常見的嚴重傷害：脫光衣服羞辱、潑灑化學品致其毀容，甚至將對方毆打致死。
  李涵曾參與過全國知名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案子，去調查評估的時候，她明顯發現這些犯案的未成年人懷有一種強烈的遊戲心態：他們往往是出於好玩的目的去欺負和傷害他人，且「缺乏現實感，在後果發生之前，不清楚現實生活中的打死對方和遊戲中的究竟有什麼不同」。
  如今這一代未成年人，是互聯網世界的原住民。互聯網技術不僅混淆了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界限，還削弱了未成年人對他人的共情和理解，「他們知道自己疼，卻無法換位思考共情別人也會疼」，李涵說。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還增加了他們與真實他人互動的難度，因此「不會處理人際關係，無法適應學校環境」。
  更危險四伏的是，互聯網上崇尚血腥、刺激的亞文化，見縫插針的擦邊和黃色資訊，極易對未成年人尚不穩定和尚不成熟的價值觀造成扭曲。
  李涵接觸過一名未成年人，曾在關押場所見到另外一名與全國轟動案件有牽連的犯罪嫌疑人，反應竟然「像見到了明星一樣」。
  7天或者14天與其他違法分子高濃度、高密度的接觸，極易對未成年人的價值觀造成「交叉感染」，甚至令其被成年人操控。
  《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以後，她建議，拘留場所可以將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分開管理，未成年人違法類型相對單一，價值觀相對單純，與成年人隔離開來，也是對威懾效果的一種鞏固。
  無論如何，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複雜形勢下，法律和公安機關並非解決問題的唯一責任方。
  自2013年開始，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與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展開合作，對治安違法和觸犯法律但未達刑責的未成年人進行後續3至6個月的跟蹤幫教服務，給予他們支持與關懷，幫助他們適應社會。過去十年，他們接觸過的80%的孩子都順利復工複學，回歸社會，服務群體再犯率只有3%。
  學校也理應做得更多。雷望紅一直在呼籲，學校應當被賦予一定的懲戒權威。對待學生欺淩者，學校如今幾乎無計可施，迫於「控輟保學」的壓力而不敢嚴懲，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讓欺淩者寫一份檢討，然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雷望紅覺得，這種「和稀泥」的處置態度消解了校園正義，令老師和其他專心學業的學生無可奈何。她訪談過一名年輕的班主任，對方因個頭較矮，去查寢時被幾個男學生圍堵在牆角威脅，「還說了一些黃色笑話」。事後這位老師卻無計可施，只能忍耐。
  在懲處欺淩現象的同時，學校的評價體系也應當變得更寬容和多元。如今以成績為唯一導向的評價體系，讓小部分學生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欺淩和校外違法行為中尋找認同感與價值感。
  雷望紅在西部省份調研的一所學校，讓學生中有威望的「天王」當學生會主席，牽頭舉辦校園活動。漸漸地，這些不善於學習的孩子在學校有事可做，找到了樂趣和認同感，惡性欺淩就此大大減少。
  這位校長還和「天王」稱兄道弟，這個男孩在學校覺得自己和校長關係好，「特有面子」，就此安分了不少。
  與青少年相處，需要威嚴，也需要智慧和技巧。最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被主流體系認同和接納，誰都會感到幸福、快樂，有尊嚴的。」雷望紅說。
  （姚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