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五十週年的紀念日。周總理始終心系濠江，以戰略遠見與民生情懷，為澳門的穩定發展與同胞福祉傾注心血，留下跨越時空的溫暖印記。周總理的關懷，如同涓涓清流潤入濠江，滋養著澳門同胞的家國情懷，成為連接內地與澳門的精神紐帶，至今仍激勵著粵澳同心、共築繁榮。
  周恩來總理對澳門的關心貫穿政治、民生、革命聯絡等多個維度，既奠定了澳門平穩過渡的政策基石，也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提供了關鍵支撐，更留下了深厚的歷史印記。
  在抗戰時期及解放戰爭階段，周總理就積極利用澳門的特殊地理位置開展革命工作。一九三七年，他委派朱慎修到澳門，在柯麟等人協助下建立海上運輸線，將解放區農副產品運至港澳銷售，同時採購並運送解放區急需的物資，有力支援了革命鬥爭。此外，澳門成為營救內地進步人士與文化名人的重要中轉站，在周恩來相關部署下，眾多文化人與革命者經澳門安全轉移，為保護革命力量與文化火種發揮了關鍵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一直親自指導對港澳工作。政務院設華僑事務委員會，兼管港澳事務，何香凝任主任委員，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員，對港澳工作的組織領導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周恩來在多個場合申明「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工作八字方針，及「暫時維持現狀」的策略，並在實際涉港澳事務中踐行這一策略，為澳門問題的處理提供了根本遵循。既堅守國家主權底線，又著眼澳門實際，推動對澳工作制度化、規範化，維護港澳同胞的合法權益與社會穩定，為後來「一國兩制」方針的形成和澳門順利回歸奠定了堅實的政策與人心基礎。
  但暫不收回，並非是放任不管，其前提是不得危害新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一九五五年，前澳葡當局準備以一個月時間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周總理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主權的挑釁，要求取消計畫。周總理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會見香港總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時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他們準備這樣做，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葛量洪返港後，將周恩來的意見轉告澳門總督史伯泰。前澳葡當局權衡利弊後最終決定取消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祝活動。而且，把原本面向香港屯門實質上是面向中國的區維士石像，扭轉為面向合署辦公大樓（即現正在改建的終審法院大樓）「面壁思過」。這表明，周總理在踐行「暫時維持現狀」的策略時是靈活且務實的，當國家利益面臨威脅時，他積極同前澳葡當局交涉，同反華敵對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五二年的「關閘事件」，一度讓澳門邊境陷入緊張。危急時刻，周總理以非凡的胸襟與遠見，秉持和平解決的原則，推動雙方化乾戈為玉帛，不僅平息了衝突，更贏得了澳門各界的由衷敬佩。澳門知名人士何賢曾由衷讚歎：「古今中外，任何國家的主要負責長官，以國家為重，全不為意氣，不論大小事，絕無私心的，僅此一人！」
  一九六四年九月，周總理在得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計畫在澳門設立「美國之音」廣播電臺後，作出批示「此事應予嚴重注意。對澳門葡當局要加壓力。」以港澳問題為切入點，周恩來巧妙地向外界申明了中國的外交立場。在一九六六年發生的「一二•三」事件中，周總理支持澳門愛國居民的合理鬥爭，並與澳葡政府達成協議，讓澳葡政府承認錯誤，保障了澳門的穩定。周總理重用何賢、馬萬祺等親北京的澳門華人精英，作為與澳葡政府溝通的橋樑，確保中方利益。
  一九五零年初，廣東省人民政府希望邀請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來粵投資，支援祖國建設。此事經廖承志彙報至周總理後，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復。在香港商人王寬誠、陳祖沛和澳門商人何賢、馬萬祺等的支持下，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利開業，這是新中國第一家以吸收港澳僑資為主的允許跨地區、跨行業綜合性經營的公私合營企業，其主營的外貿、製造業及信託投資等業務，在打破美國禁運與經濟封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澳門面臨嚴重淡水短缺困境，直接影響民眾生活與經濟運轉。澳門中華總商會何賢、馬萬祺等人致函廣東省人民政府請求援助，周總理高度重視，親自批示建設竹仙洞水庫和銀坑水庫，推動珠海向澳門供水。一九六零三月，竹仙洞水庫建成通水，清冽淡水流入澳門，開啟珠澳供水合作序幕，徹底緩解澳門缺水難題，為澳門的穩定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民生保障。這一決策彰顯了對澳門同胞生活的深切關懷，也成為粵澳民生合作的典範。
  為做好對港澳地區副食品供應工作，周總理規劃開通專門供應港澳鮮活冷凍物資的貨運專列。「定期、定班、定點」的三趟快車為港澳供給優質生鮮商品，不僅滿足了港澳同胞日常所需，更成為港澳解決民生問題，實現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
  周總理對澳門的一系列決策與關懷，不僅解決了當時的實際問題，更深遠影響了澳門回歸後的發展。其確立的原則與政策思路，為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提供了重要借鑒，助力澳門在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如今，澳門的供水、民生保障等諸多領域仍延續著當年的合作脈絡，彰顯著周恩來總理關懷的長遠價值。
  周總理關心澳門，還反映在個人關係領域。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曾經是中共「一大」代表，後來在大革命失敗後脫黨，蟄居於澳門的包惠僧，致電周總理要求回歸。經毛澤東主席批准，包惠僧於十一月從澳門回到北京，後來在周總理安排下擔任國務院參事。
  「文化大革命」中，馬萬祺的二公子馬有恆在暨南大學讀書時，葉劍英元帥指示廖承志作「媒」，介紹榮毅仁的女兒榮智婉相識並成婚。當這樁婚事有了眉目時，葉帥特地叮囑廖承志：「必須讓總理過目。」廖承志向周總理彙報時，周總理問起了榮家姑娘是否在插隊時凍傷過腳，馬家小子是否會照顧人。當得到肯定的回答後，周總理摘下老花鏡，笑了笑說：「告訴葉帥，這杯喜酒我要喝雙份。」後來周總理還親自出席了訂婚宴，他雖然胳膊還吊著繃帶，但當新人敬酒時，他還是硬是站起來碰了杯，這個細節被新華社記者記錄了下來。
  一九八零年一月八日，周總理逝世四週年紀念日，柯麟在《人民日報》發表大半版文章紀念，其中提到他在周總理領導的中央特科工作時，接受周總理的指示，偵查出賣澎湃烈士的叛徒白鑫的軌跡。這是柯麟這個事蹟的首次公諸於世。不久後筆者在採訪柯正平時問及此事，他也證實了這個史蹟，並證實自己與柯麟是親兄弟，同在澳門「潛伏」，但互不隸屬。
  濠江之畔，蓮花盛放；歲月流轉，思念綿長。周恩來總理的光輝形象，始終深深銘刻在澳門同胞的心中。澳門同胞對周恩來總理的深切懷念，不僅是對一位偉人的致敬，更是對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執著追求。這份思念，將永遠激勵澳門同胞與祖國人民同心同德、攜手前行，共同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