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的1949年1月，平津戰役開創了以打促談、以談勸和的「北平方式」，北平這座歷史文化古城得以兵不血刃獲得新生，成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典範，為之後和平解放湖南、雲南、新疆等地提供了示範，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進程。
  「北平方式」之所以成功，中共華北局城市工作部領導的北平地下黨功不可沒，聶榮臻元帥對此讚歎說：「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於當時已成大軍壓境必然勝利之勢，但和劉仁同志領導的地下黨從內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義將軍接受和平條件，也是分不開的。」
  為了促使傅作義接受和談，早在1948年春，華北城工部部長劉仁就指示北平地下黨負責人，「要大膽利用能對傅作義開展工作的各種關係，尤其是動員傅的親信和親屬直接去做傅的工作。」於是，在劉仁直接領導下，華北城工部對傅作義的親屬、親信、故舊，展幵了地毯式摸排。為「北平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任北平地下學委秘書長崔月犁回憶說：「他（劉仁）非常重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工作，真可以說是『無孔不入』。我們和傅作義接觸前，作了大量調查，對與他關係親近、能夠登堂入室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的情況作了詳細瞭解。然後通過直接、間接的關係和這些人接上頭，再通過這些人去接近傅作義，做他的工作或通過這些人去影響他。」
  在劉仁及其戰友「無孔不入」的動員下，—批傅作義的「身邊人」被發動起來勸和促談，對推動傅作義最終接受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其中，三位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千金小姐」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
  第一位「千金」：傅作義與原配夫人張金強的大女兒傅冬菊（後改名傅冬）
  傅冬菊抗戰期間就讀於西南聯大，1945年經同學王漢斌介紹，加入了中共週邊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昆明「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大公報》任副刊編輯。在天津地下黨領導下，她積極投身地下工作，經常把地下黨的宣傳品拿到北平傅作義總部的印刷廠印刷。印刷廠負責人既擔心印刷紅色宣傳品而被傅作義治罪，更害怕得罪了「大小姐」吃不了兜著走。傅冬菊就利用他們這種心理「隨機應變，每次都能如願以償」。
  1948年7月31日，國民黨當局密令各地「肅清」大專院校共黨嫌疑。華北「剿總」遂於8月19日開始大肆逮捕進步學生。當日下午，《大公報》一個外號「狗腿子」的記者（軍統分子）氣喘吁吁地跑進報社辦公室說：「他媽的，今晚要逮八路。」《大公報》地下黨員李定聽後很焦急，想立即把這情報傳遞出去，但又怕此時外出引起懷疑，就悄悄告訴了傅冬菊，要她立即通知同志們轉移。傅冬菊機智而自然地離開了報社，為了防止「尾巴」跟蹤，她徑直來到傅作義的天津辦事處，從那裏給她愛人周毅之打了電話，周毅之很快通知南開大學的同志們在傍晚前都疏散了。
  考慮到傅冬菊的特殊身份，組織上派她去接近天津國民黨上層。傅冬菊為人正直忠厚、作風樸實，一開始她不願去，她討厭那些達官顯貴，不願與他們周旋。但為了地下工作需要，她服從組織安排，以「大小姐」的身份，經常出入陳長捷的天津守備司令部瞭解敵情。在她的幫助下，地下黨員周福成打入華北「剿總」辦的《平民日報》任駐津特派記者，後升任駐津特派員，可以進出警備司令部，參加一些軍事會議。他利用這個身份，到冀東採訪，去瞭解國民黨前線的軍事部署情況，將這些重要情報上報組織。
  新保安戰役全殲敵35軍後，傅作義陷入守與走、戰與和的搖擺之中。劉仁抓住時機，指示北平地下學委書記餘滌清將傅冬菊調到北平傅作義身邊直接做工作，敦促他接受和平解放。餘滌清提出，傅冬菊提出入黨申請很久了，如果讓她回到傅作義身邊做工作，以先吸收她入黨為好。劉仁當即表示同意。傅冬菊回到北平後，很快由地下學委委員王漢斌發展入黨。
  餘滌清與傅冬菊談話交代任務說：「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為和平解放北平保護古城作出貢獻。組織上考慮先由你出面爭取，向他講明道理。」傅冬菊堅定愉快地接受了這一特別任務。
  來到傅作義身邊後，傅冬菊以父女之情做父親的工作，她有意將解放區出版的報刊放在父親的辦公桌上，讓父親更多地瞭解共產黨的主張。她經常與父親聊天瞭解他的想法和顧慮，勸父親派代表同中共地下黨直接聯繫，商量和談，並提出要父親起義，有時還因不滿父親的一些行為而與之正面衝突。
  傅冬菊後來回憶說：「我做的工作就是我父親有些什麼要求什麼想法告訴共產黨，共產黨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決定經過我來告訴父親。當時因為我很年輕，有好多問題我有的答不上來，所以共產黨那時候領導我的人經常給我寫個小紙條，很小的小紙條，然後寫得密密麻麻的怎麼回答，要我掌握分寸，生怕我講得分寸不對。」
  起初，為了探明傅作義的態度，地下黨研究決定，先由傅冬菊向傅作義正式轉達共產黨希望他放下武器，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圖。傅作義擔心女兒身後的所謂共產黨是軍統裝扮的假共產黨，傅冬菊肯定地告訴他是真共產黨，他又問是毛澤東還是聶榮臻派來的？傅冬菊一時不知如何作答，經請示餘滌清後告訴父親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這才表示願意考慮。這是北平地下黨與傅作義第一次試探性的正式接觸，傅冬菊坦言：「像這種單刀直入的談話，只能發生在我們父女之間。」
  有一段時間戰局日趨緊張，傅作義讓傅冬菊回到天津去。傅冬菊說：「你現在這麼困難，我作為你的大女兒，不能離開你。」她堅持留在傅作義身邊，並天天進入傅作義的辦公室觀察瞭解情況。
  傅冬菊回到父親身邊做工作期間，先後有過三位上線。最初由地下學委委員王漢斌與她聯繫，將她所報情況轉告地下學委書記餘滌清，餘滌清再交由地下電臺報告上級。如此多人、頻繁地中轉情報，既耗時又危險，於是改由餘滌清直接聯繫傅冬菊。1948年12月餘滌清被捕後，由地下學委秘書長崔月犁接續。
  關於傅冬菊的作用，三位上線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王漢斌回憶說：「在傅冬菊做傅作義工作初期，我基本上天天同傅冬菊碰頭……聽傅冬菊彙報傅作義的動態，並且基本上天天把傅作義的情況通過地下電臺報告給解放軍前線司令部。傅冬菊將傅作義思想情緒上的細微變化，如發脾氣、情緒低落等情況毫無保留地向黨組織作彙報，而且因不滿父親的一些作為還與之正面衝突。傅冬菊的話對傅作義震動很大，也讓他思考很多，對於他的思想轉變發揮了很大作用。」
  餘滌清回憶說：「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中，傅冬菊同志起到了重要作用，是黨的好情報員，她努力工作促進傅作義轉變態度。」
  崔月犁回憶說：「傅冬菊是黨的好情報員，也是傅作義將軍的好女兒。……我們幾乎每天見一次面。那時她還是個青年知識份子，每天見我總是高高興興地滿臉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親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我。傅作義有時思想鬥爭激烈，唉聲歎氣，發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對他這些細微的情緒變化，我們都很清楚。有時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我們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這些情況，我們都及時寫成電文，由交通員迅速送譯電員，再送地下電臺，直接報告劉仁，由劉仁及時轉給前線指揮部。」
  聶榮臻元帥對此感歎：「幾十年來，我打了許多仗了，能夠如此及時瞭解對方最高指揮官的動態，還是不多的。這對我們作出正確判斷，下定正確決心，進行正確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位「千金」：中共南開大學地下黨員、國民黨第35軍原副軍長曾延毅的女兒曾常寧
  曾延毅與傅作義是保定軍校同班同學、拜把子兄弟。傅作義任35軍軍長時，曾延毅任副軍長。此時他雖已退出軍界賦閑在家，仍有直接做傅作義工作的管道。劉仁專門安排曾常寧到泊頭見面談話，讓她做父親曾延毅的工作，再讓曾延毅去做傅作義的工作，爭取傅作義起義。
  1948年春，正在南開大學上學的曾常寧接到天津地下學委通知：「馬上到解放區去接受新任務。」曾常寧的家人當時還不知道她已加入共產黨，為了此行保密，遵照地下學委的安排，曾常寧對家裏說要到北京大學學習舞蹈，向學校請假則說生病在家休養。
  為了保證曾常寧泊頭之行不暴露，天津地下黨囑咐她裝扮成農村姑娘，城工部專派交通員張甲前來天津接應、護送。倆人素不相識，約定見面時曾常寧挾一個小布包袱，張甲手提兩個紙包不停搖晃，以此為暗號。在馬場道指定地點順利接上頭後，張甲讓曾常寧裝成病人躺在大車上，他則假扮曾常寧的親戚，一路護送前往城工部所在地泊頭。進入解放區後，張甲低聲說:「到家了！」性格率真的曾常寧興奮得一躍而起，見幾位兒童團員正手持紅纓槍檢查行人，便放聲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張甲當即勸住了她：「這個地方很複雜，還要小心！」曾常寧只好又躺下去裝病。到達泊頭後，她被安排換上解放區常見的制服，住宿距泊頭數公里的韓林村老鄉家中，城工部派專人接待、照顧，囑咐她呆在屋裏「不要亂走動」，以防暴露，不久後還要返回敵佔區工作。劉仁見曾常寧那天，出於保密考慮，專門讓聯絡員帶給她一件皮大衣，讓她從上到下把自己蒙了起來，一路上誰也看不出她是誰，她也只能從大衣縫裏看到一點路。
  見面後曾常寧驚訝地發現：「劉仁對我和我父親曾延毅的情況，十分熟悉。對我父親的瞭解，比我還要清楚。」
  領受新任務時，曾常寧起初心裏有些抵觸，不願離開熟悉的學生運動，離開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友，而去跟已經背叛的家庭打交道。劉仁對她說：「要爭取團結更多的人，像你父親那樣的人，來為人民，為解放戰爭工作，為黨工作。要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上層人物，壯大我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這是一項重要的任務。這對分化、瓦解和孤立敵人，了解掌握敵情，對準備迎接我軍解放天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劉仁進一步明確指示她，一定要做好父親曾延毅的統戰工作。
  經劉仁開導，曾常寧認識到此項任務的重要性，表示將盡最大努力，完成組織賦予的任務。劉仁事先已經選定地下黨員王甦作為曾常寧今後的工作上線，但慎重起見，他讓王甦先呆在一旁的套間裏靜候，待到曾常寧表示領受任務後，他才叫出王甦，引見倆人認識。
  返回天津前一天，城工部工作人員羅雲問曾常寧還有什麼要求沒有？當天正值三八婦女節，曾常寧表示很希望參加「老家」的紀念活動。羅雲對她說：「你還得回去工作，在這裏不能參加群眾活動，給你拿兩份檔看吧。」當晚，曾常寧在炕頭的小油燈下看了一夜檔，過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婦女節。
  離開解放區時，劉仁發現曾常寧的腳底磨破了，立即調來一匹馬，讓她騎著馬，與張甲一起回到滄縣，換坐大車返回天津。
  年僅21歲的女兒，對身經百戰的父親施加政治影響，難度可想而知。曾常寧並不急於求成，她先是把新華廣播電臺播放的消息、社論記錄下來念給父親聽，發現他並不排斥，就拉著他一起聽廣播，他也毫不介意。於是，曾常寧開始對父親宣講中共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政策，講解放軍在全國各戰場不斷取得勝利的大好形勢，講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和解放軍必勝。父親非但沒有反對，反而表現得很關心。曾常寧趁機亮出了底牌：「我去過解放區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很好，我認識了一位解放區來的同志，想見見你，你看怎麼樣？」
  跟傅作義對傅冬菊的回應一樣，曾延毅首先擔心的，也是女兒的安全：「這可不是小事，你如果亂說，給暴露了，出了事，可不得了。」
  經曾常寧詳細說明，曾延毅放心了，他很快與亮明共產黨員身份的王甦在家中連續見面晤談。在曾常寧和王甦的影響下，曾延毅思想轉變很快，願意為和平解放盡己所能，積極支持同樣是「民青」成員的兒子曾亞寧投身解放區。不久，曾延毅按照王甦的建議，寫信並往見傅作義，以「保衛平津」為由希望複出帶兵，以便取得兵權，待機起義。傅作義態度很熱情，但只同意給曾延毅「剿總」副司令一類虛職。曾延毅自知傅作義對自己已不像當年那樣信任了，他對傅作義已無影響力可言，隨即向地下黨介紹了傅作義的另一位重量級故交，由此引出了第三位「千金小姐」。
  這期間，曾常寧還通過父親的各種關係獲取到天津守軍的城防、兵力部署及人事、組織等情報。她利用父親的老關係、國民黨塘沽專員崔亞雄到家中借住的機會，先後抄錄了崔亞雄攜帶的《塘沽城防圖X鹹水沽兵力駐紮表》《軍糧城兵力駐紮表》等，交上級轉送我軍天津戰役前線指揮部。
  天津解放前夕，一天拂曉，大雪過後的天津成了一個銀白潔淨的世界，清新的空氣沁人心脾。聯想到天津即將解放，率性的曾常寧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她跑到二樓陽臺，用雙手團出一個個雪球拍到牆上，拍出了「迎接光明」四個大字，用相機拍下了這一珍貴瞬間。
  第三位「千金」:「華北剿總」中將參議劉後同的小女兒劉杭生
  劉後同是傅作義和曾延毅在保定軍校的老師，傅作義一戰成名的涿州守城之戰，正是劉後同主持制定的作戰計畫。傅作義對這位老師敬重有加，常就一些重要問題向他請教。曾延毅與劉後同都居住在天津，過往甚密，無話不談。劉後同的小女兒劉杭生是曾常寧在耀華中學時的學妹，在曾常寧影響下加入了中共外圍組織「民青」。劉仁得知劉後同這一關係後，又聽曾常寧的弟弟曾亞寧說劉杭生恰好在解放區學習，馬上親自與她見面談話、交代任務，讓她立即返回天津勸說父親做傅作義的工作，爭取北平和平解放，保住北平古城和百萬人民免遭生靈塗炭。劉杭生時年不滿18歲，劉仁專門安排曾常寧做她的上線，指導她做工作。送別劉杭生時，正值天寒地凍，劉仁將自己唯一一件皮大衣送給她禦寒。
  劉杭生當時還是高中生，要求她像曾常寧那樣有步驟、有分寸地影響年近古稀的中將父親是很難做到的。為此，組織指示她直截了當向父親傳達劉仁的意見。深明大義的劉後同完全擁護和平解放北平，很快與地下黨接上關係，後索性搬到北平常住，緊鑼密鼓地就近做傅作義的工作。傅作義待老師為上賓，安排與自己的哥哥傅作仁同住「剿總」聯誼處。劉後同與傅作義相處時間長，對傅作義瞭解很深，也深得傅作義的信任，他的話傅作義能夠聽得進去。當時傅作義心中一大顧慮就是怕被人視為叛逆，劉後同就給他講商湯放桀、武王代紂的歷史，引導他忠於人民而不是忠於某一人。他對傅作義說，當下國事敗壞如此，人民水深火熱，應該順歷史、順人心，走和平解放之路。如此，天下只會簞食壺漿，怎會有人說是你叛逆。劉後同的勸導，對傅作義打消思想顧慮、最終接受和平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連續85天為和平奔走，劉後同勞累焦急，以致左目失明，被稱為「和平老人」。
  三位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千金」，兩位是中共黨員，一位是中共週邊組織中的進步青年。在她們的影響下，三位父親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曆史洪流面前，三位女兒、三位父親的個體作用總是有限的，但他們所代表的人心向背卻體現出不可阻擋的大勢，印證了「北平方式」得以成功的歷史必然。
  （秦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