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生育力，已悄然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生育力這個詞，原本只是生殖學上的概念，意涵不言而喻，指男女生育活產嬰兒的生理能力。
  全球性的嬰兒荒、低生育率水準，以及不孕不育趨勢的惡化，帶來了嚴峻的人口危機，生育力保護漸成一門顯學，逐漸從生殖學領域進入公共健康語境和國家政策檔，成為「維護人口再生產能力」的重要戰略。
  我們幵始意識到，人類的生育力和繁殖能力，並非天然如此頑強，在現代社會，它開始受到衝擊。也因此，近些年裏，生育力保護成為不少生殖健康專家、人口專家以及政策檔的重點關注話題。
  把視角稍微抽離生殖學，置於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廣度，我們也會進一步發現，生育力，其實也是一種可被社會生產（或消耗）的生命資源，更指向社會繁殖自身人口規模的內驅力一一我們姑旦稱之為「社會生育力」。
  在此視角下，生育力不再是個人身體的屬性，而是社會結構制度化的結果。社會群體是否具有生育力，已不僅取決於生殖條件是否足夠健康，還在於一系列切身的生活選擇與生活願景：職業的發展與選擇、可負擔的托育服務、更平等的性別環境與家庭文化、可承擔的機會成本與心理壓力、制度性的時間資源和社會支持。這背後，是保障育齡群體生育潛力的社會保障體系與文化環境。
  在此意義上，「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提出，既是對這一整體命題的積極應對，也是對社會生育力的最大限度的托舉。
  社會生育力
  如今，我們不得不直面的隱性問題是，人類的生殖健康危機，不僅關乎生育推遲、個人選擇，也跟我們的環境與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它可以具象成一幅無孔不入的現代生活圖景:壓力、熬夜、酒精、吸煙、肥胖、抗抑鬱藥物、食品添加劑、工業污染、微塑膠等等，都在侵蝕著人類的生育能力。
  最重要的是，生育力，絕非某種理所當然的天賜之物，而是一種會隨時間流逝的生命資源。
  警鐘早已敲響。研究顯示，過去40多年，全球男性精子數量下降了超過50%。全球每6個人電便有一人患不孕不育症，且男女比例為1比l。確鑿證據表明，各年齡段女性的流產風險均呈上升趨勢。一些研究更揭示了反常的真相：年輕女性生育能力下降幅度，比年長群體更大。
  對於個體，生育力只關乎一個問題，能不能生？對於群體，生育力的意涵要複雜得多。社會要更替自身人口規模，是否也存在一種自我孕育、繁殖的能力？這就涉及一個更宏觀、更深刻、更結構性的概念一一社會生育力。
  問題至此空前複雜起來，群體視角下，生育表現為一種生命歷程現象，不只是受孕、著床、胎兒孕育，也不只是產房裏那一場驚心動魄的生命讚歌，它關乎養育、成長、教育和社會競爭，關乎家庭的沿襲和代際的差異，更關乎社會運轉方式、制度支持系統和文化價值觀。
  如果把一個社會看作生命體，生理生育力相當於「細胞的繁殖能力」，社會生育力則關乎「器官組織的活力」。
  社會的總和生育率下降，本質是社會生育力的折損，它與醫學層面的生育力一樣，也會衰退、消耗，需要補養、保護。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兩種生產」理論，一是生活資料的生產，即食物、衣月艮、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其次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而生育力，本質便是人類生命再生產的內在動力。
  前現代社會的特徵是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當時人類族群的存續危機，蘊含著原始而蓬勃的「生育力」，是血脈賡續的基石。
  現代化過程消解了這種特徵，伴隨著弱家庭社會和個人主義的興起，城市工業社會帶來了第一次人口轉型，也帶來了現代社會新的生育力特徵: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人口學家樂觀地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經路徑，等到生育率降到更替水準，社會的人口規模將會達到一種理想的平衡。
  但到了1980年代，事實超出了人口學家的認知，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不殳有穩住，反而一跌再跌，有的國家甚至直線跌破1.5的敏感紅線。
  物種存亡，再次成為隱憂。
  比如，牛津大學人口學家曾對韓國做出預警：稱其或將成為「全球首個消失國家」。這個國家生育率長期屬全球最低，平均每位育齡女性生了不到1個孩子。2018年，《柳葉刀》刊發一份研究報告稱，全世界近半數國家都面臨「嬰兒荒」，沒有足夠的兒童人數來維持其人口規模。學界認為，這是一個分水嶺，我們很快將「過渡到各個社會努力應對人口下降所產生問題的地步」。
  談論群體生育力，看似很遙遠，實際離我們很近，很緊迫。社會生育力的下降，可能意味著勞動力的萎縮、創新能力的下降、老齡化的加劇、養老系統承壓、家庭結構不穩，社會韌性下降等。
  生理生育力的下降，可通過醫學幹預，而社會生育力的下降，卻需要整個社會系統重新調整。這將是一項巨大的社會工程。
  從人口到人
  過去幾十年，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如「獨生子女政策」）更多關注的是人口控制。這是國家在特定歷史階段應對人口快速增長、資源緊張壓力的一種治理策略。而在1990年代初葉，中國就進入了不可逆轉的低生育社會。
  在過去5年，全面放開兩孩政策的堆積效應已釋放完畢，出生人口跌勢未止。七普數據顯示，現在平均家庭人口規模跌破三口之家，空巢和單身社會已經顯現。
  2022年，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曾談道，中國面對的是相對和絕對雙重意義的人口少子化（0T4歲少兒比例下降和少兒人口規模減少）以及生育的少子化（一是水準，二是數圍）。與2010年相比，2020年15-49歲女性人數減少了5749萬人，這10年間，育齡女性人數平均每年減少575萬人。同期，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減少了346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346萬人。
  出生率跌破1%，意味著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來、近在咫尺，人口萎縮成大勢所趨，低生育一少子化一老齡化一人口結構失衡的風險顯著加劇。一個人口學意義上的風險社會已經到來。
  也是基於此，國家政策邏輯幵始從「限制生育」轉為「鼓勵生育」「保障生育」。例如，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生育友好型社會」被提到中央層面。政策檔和社會組織也提出「積極生育保障制度」，強調通過公共服務（托育、教育等）增強家庭生育能力。
  早在2015年，國務院就首次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標誌著生育支持從概念走向了實踐。到了2021年的全國兩會上，人口政策出現了新的提法，即「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準」，即接近維持生育率長期波動在更替水準（2.1）附近。同年，《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出臺，明確將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作為頂層設計目標。
  緊接著的2022年，國家衛健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從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綜合領域提出一攬子措施，形成經濟補貼、服務保障、權益維護的政策框架；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作出了生育補貼、基本生育和兒童醫療、普惠育幼服務等新部署。
  2024年10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這一制度願景，首次被寫入系統性支持政策。其核心目標包括：健全禮蓋全人群、全生命週期的人口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營造全社會尊重和支持生育的氛圍，包括加大對生育保險、育兒假、公共托育的支持。
  到這裏，國家除了追求適度的生育率水準，也強調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這有兩層含義，一是人口整體的素養，即文化素質、健康素質等，二是人口結構的優化，即人口的總量、分佈、年齡結構等，二者相輔相成，保障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面對人口老齡化、出生率下降等長期結構性挑戰，已經寫進「十五五」發展規劃建議的「人口高質量發展」，既是政策選擇，也是社會治理智慧的體現。
  敢生、願生、樂生
  回顧國家人口政策的演變，可看到生育政策從人口控制轉向人口賦能、從重視人口數量到量質並重、從短期調控到長期制度建構的重大轉型。
  在這個意義上再談社會生育力保護，不難發現，一項系統性的工程已經逐漸完備，不僅關涉政策調整與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的強化，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整體調性也有了轉向，其所構建的，是一種生育可被支持、托舉的公共氛圍。這不是簡單的政策規劃，而是社會治理邏輯的一次深刻轉向。
  「社會生育力」這個詞，看似抽象化了，但它仍牽連無數個體（生物學與社會學雙重意義上的個體），也仍然關乎每個育齡主體的切身感受。
  對於社會生育力的保護，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使得每個家庭、每個育齡女性「可以生」「願意生」「能夠生」「生得好」「養得好」。這是因為，構築人口規模的細小單位的個體生育決策，也是社會環境、家庭環境的結果。
  正如中國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所談到的那樣，「生育友好」不僅僅是針對生的友好，或者育的友好，還涉及對婚的友好，對養的友好，以及對單位工作以及相關環境友好的建設過程。所以說，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實際上是需要政府、個人、家庭、社會以及用人單位多方共同努力，構建對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圍、制度環境，形成有利於大家去生育、養育，並且減輕育兒焦慮、提高育兒幸福感的環境氛圍。
  對生育友好的社會裏，國家的角色，不是推動每個適齡女性都生孩子，而是讓願意生育的人可以無懼地生育；讓猶豫的人有系統性支撐而做出選擇；讓新生命的到來不再是家庭單打獨鬥的冒險，而是社會的禮遇。換言之，我必須同時保護兩種生育力：身體的生育力，讓個體能生;社會的生育力:讓家庭敢生、願生、樂生。
  正如社會學之父、法國思想家孔德所言，「人口即命運」。保護一個社會的生育力，亦即保護其活力、韌性與未來。
  生育力保護，不是簡單的「政策目標」，而是一個社會對生命的態度，是一種文明的底色。
  （何承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