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午夜，香港大學的本科申請系統瀕臨癱瘓。
  螢幕上跳出的「Server Busy（伺服器忙碌）」和「502 Error（502錯誤）」，像一道道鐵閘，將試圖在截止日期前沖入的申請者擋在了門外。最終，香港大學不得不發佈緊急通告，將首輪申請截止時間延長了48小時。同樣的系統崩潰現象，也出現在香港其他多所大學的研究生申請中
  內地學生正在湧向香港。以香港大學為例，今年非本地生申請人數突破2.5萬，其中內地學生占2.1萬，較三年前增長了近三倍。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也紛紛宣佈，今年的非本地生申請量「史上最高」。
  錄取率並不高。公開數據顯示，2024/25學年港八大（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所公立大學，是香港高等教育的精英代表，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的非本地生整體錄取率約為3％。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將進一步推廣「留學香港」品牌，放寬港八大招收非本地學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學額將由40％調高至50％，研究院研究課程的超額收生學額上限也將由100％增至120％。
  一個微妙的默契正在形成：學生在尋找安全的學歷跳板，香港將發展教育產業作為經濟提升的解法。
  「池子裏養魚」
  趙夢是廣東一所「雙非」一本院校的電腦專業學生。為了去香港讀研，她從大一開始就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刷績點到接近滿績，拿國家獎學金，甚至自費去做了兩段科研。她參考了直系師姐的案例，雅思只有6.5且沒有科研的情況下，被香港理工大學錄取是「穩的」。
  原本趙夢的目標一直很明確，想要去香港排名前五的高校。然而，現實給了她一記重錘，兩個月過去了，郵箱裏只有冷冰冰的「已收到申請」，或者更令人煎熬的「放入候補名單（Waiting List）」。
  朱可也感受到這份落差。她畢業於北京市一所985高校，但本科GPA均分（平均績點）沒有達到普遍認為是錄取門檻的85分。在收到香港理工大學發來的offer後，她試探著給排名更高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發了催促郵件。香港大學回復了一封客套的郵件，發給香港中文大學的郵件則石沉大海。
  趙夢在社交媒體上刷到，今年和她申請同一個專案的競爭者，包括了大量考研失利後轉戰留學賽道的「二戰」選手。「以前是和『雙非』本科學歷者競爭，現在是和985、海外本科學歷者競爭。」
  從事香港留學諮詢業務近10年的張鑫證實了這種體感的真實性。他對《中國新聞週刊》透露，今年香港高校的申請難度相比前兩年增加了很多，而且，明年的不確定性恐怕會更大。
  「最大的變化是，香港從留學的備選項成為首選項。」張鑫分析，過去中國香港、新加坡和英國往往是留學生的並列選項，甚至中國香港排在末位。但2019年後，受國際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增加、英美留學成本高企以及內地考研「內卷」溢出的三重夾擊，大量原本目標是英美或中國內地高等院校的生源流向中國香港。
  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由國際高等教育諮詢公司QS發佈）分項數據，香港高校在「國際化指標」上表現尤為亮眼。其中「國際學生比例」（內地生也算入其中）指標獲得94.7分，遠超全球平均33.3分。
  學生們最青睞的專業依舊是人文社科和商科。啟德教育發佈的《2025香港求學報告》顯示，人文社科的錄取占比首次超過商科與經濟學，成為錄取最多的專業大類，人文社科中的法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專業，錄取量有明顯提升。公共政策和中文專業的難度，因為近年來的考公考編熱，申請人越來越多。但由於招生名額並沒有變多，難度逐年在增加。
  這都直接導致了錄取門檻的「通貨膨脹」。新東方歐亞教育的最新數據顯示，港八大授課型碩士（大多為一年制）的錄取者中，來自內地985/211院校的學生佔據主力，約占47％。在熱門的商科和電腦領域，雅思6.5分、GPA85分、三段及以上的實習科研經歷已成「標配」。
  申請港碩已成為一場「明碼標價的遊戲」，學校排名、績點、雅思成績、實習、科研和推薦信，儘管每所學校都聲稱自己不會「唯成績至上」，但每一項籌碼的重量都越重越好。在這個申請季，由於來自內地各大高校的申請者激增，衡量的天平上還多了一些共識。
  朱可給《中國新聞週刊》講了自己的發現，對於招生人數稍小的專案，現在似乎存在同校競爭問題。她申請了一個名為「可持續會計與金融」的專案，每年只招收90到100人，如果有人和同校同學一起申請，學校大概率不會同時錄取。「如果你的同校同學比你優秀，那麼他就會比你更先『上岸』，而你可能會進入等待的池子。如果後面有人放棄，你可能會被學校撈起來。」朱可稱這種策略就像「在池子裏養魚」，她猜想，大概是因為學校想保持學生背景的多元性。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系教授喻寶華也有類似觀察。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排名靠前的高校不缺申請的學生，他們的目標是篩選出最合適的學生。港八大的確更偏好畢業於內地「雙一流」高校的學生，「學生的英文水準例如雅思成績和本科的GPA是錄取的關鍵參考因素。各高校各專業會依據當年的招生態勢，靈活設定發放錄取通知的截止日期，區間大致在次年1月至5月下旬。
  也就是說，直到次年5月，學校都會持續評估學生是否就讀、是否要給等待名單上的人再發offer。而在這個申請季，這份不確定性分外明顯。每天，趙夢都會習慣性地刷新郵箱，再看看社交媒體上別人曬出的offer，「在這個池子裏，只能等待」。
  「先問安心，再談排名」
  學校篩選學生，學生也在篩選學校。張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來找他的學生和家長常問的問題是：我的申請條件「上岸」穩不穩？這個專業好不好找工作？大家普遍「求穩」，也更實際。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田真在研究中發現，2020年是一個關鍵分水嶺。在此之前，內地學生選擇留學目的地時，父母意願和移民機會是重要考量；而在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變化後，就業前景和安全感成了核心驅動力。留學生更傾向於選擇學術與就業回報相當，但整體安全風險更低的目的地。
  她總結，安全性已從留學決策中的「錦上添花」上升為「硬性門檻」。一旦安全不可預期，排名、獎學金等優勢難以彌補，而在安全達標的前提下，國際化、師資力量、跨國科研平臺等要素才會真正為最終的留學決策加分。「尤其對內地學生而言，家庭在決策中的影響更為顯著，家長對地區治安、住宿區域安全、夜間出行以及校園周邊環境的關注度明顯提高，決策順序也呈現出『先問安心，再談排名與成本』的特徵。」
  香港成為越來越多內地家庭的留學首選項，安全是首要的。更深層次的「安全感」來自對未來的考量。朱可一直想去航空航太、軍工、核工業等領域工作，她諮詢過一些老師，得到的答案是，對國企來說，香港是留學生名單裏「比較安全」的選擇，認可度高。
  另一個強大的驅動力是排名。今年11月公佈的2026QS亞洲大學排名中，香港5所大學位列前10位，香港大學位列第一，香港科技大學排第六，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並列第七，香港理工大學排第十。此前，在U.S.News全球最佳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的高校均表現突出。
  在杜倫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盧一威看來，排名已不僅僅是學術聲譽的體現，更是一張硬通貨般的通行證。「內地雇主用學校排名畫線；香港特區政府用排名發放『高才通』等人才簽證；大學則在激烈的競爭中將自己視為市場中的『產品』，利用排名來確立優勢，爭奪生源份額。」
  如何能最大化地利用這份安全和排名？學制大多為一年的授課型碩士成了最受青睞的答案：在非本地生中，授課型碩士人數是研究型碩士的三倍。「現在大家似乎都需要一個授課型碩士，這對很多同學來講，已經變成了一個基本的生存配置。」盧一威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教育市場現象。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裏，學生焦慮於「拿什麼樣的碩士才有優勢」，而大學則必須思考，如何通過排名和專案包裝來吸引學生。
  「留學香港」品牌
  在香港大學就讀了一學期的劉月，和課搭子聊天時，學業和就業的話題總是各占一半。儘管聽得懂粵語，但她的職業規劃還是回到內地。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是因為年輕人在香港比較難找工作，二是因為香港文職崗位起薪比較低。
  香港求職平臺CTgoodjobs最新發佈的《2025畢業生薪酬及就業調查》顯示，香港畢業生的平均期望月薪為2.2萬港幣，而雇主實際願意提供的平均月薪為1.7萬港幣，且雙雙跌至近3年新低。
  喻寶華在一線的教學中，更直觀地觸摸到了這種「過客」心態的溫差。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她執教的一屆對外英語教學專業的學生中，僅有幾位畢業生最終能成功在香港中小學找到正規教職。
  對於絕大多數內地學生而言，一年制的碩士學位並非留港的通行證，而是回鄉考公或考編的「加速器」。
  但這恰恰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期待相反。最新的亞洲大學排名公佈後，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發文稱，香港教育體系在多項國際排名中屢創佳績，「足見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的吸引力」。她表示，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宣佈特區政府將成立跨部門的「留學香港專班」，招攬更多國際教研人才和學生，以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為國家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此前，香港曾多次提出發展教育產業。2004年，香港特區政府表示要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同時，教育可以進一步發展為產業。當時正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特區政府試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再提教育產業，將其列為「六項優勢產業」之一，試圖解決業界面臨的發展障礙，推動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
  「不過，這條路走得並不順暢，甚至一度停擺。」盧一威回憶，2017年前後，香港特區政府將政策重心轉為「面向本土」，教育產業化在實質上被擱置。直到2022年，隨著經濟復蘇的需求再次迫切，這一議題被重新提上日程，並升級為「留學香港」品牌。
  香港對非本地生的角色期待，也是推動「留學香港」品牌的下一步，留下人才。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聯席主席黎子傑曾撰文表示，教育資源錯配與人才政策失當，使得香港教育產業的潛力未被釋放。他著重提到技術型人才短缺的問題，即使香港特區政府推出「職專畢業生留港計畫」（VPAS），2024/25學年錄取學生年齡下降，但至2028年，香港仍將面臨約18萬勞動力缺口，其中技術人員短缺約6萬人，嚴重影響建造業及城市運作。
  田真作為聯合主持人，參與了香港特區政府資助下的一項公共政策研究專案，重點就在於研究「吸引和留住人才」。在她的觀察中，相比以往更強調入讀規模與國際化比例，近兩年政府的關注點已明顯轉向「畢業去向、留港比例、產業匹配度、人才留用」等成效指標。
  從專業配置來看，香港特區政府已開始有意識地進行人才的頂層設計。
  2022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未來五年內，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學生中有35％的學生修讀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相關學科，60％修讀與國家「十四五」規劃下香港發展為「八大中心」相關的學科。也正因如此，香港各大高校在近兩年密集開設「AI+」「大數據+」等交叉學科。
  劉月就讀的正是2023年香港大學新開設的人工智慧、倫理與社會文學碩士，她身邊的同學中，既有人來自商科、歷史、藝術等專業，也有人本科就讀電腦和數學。「總體來說，這個專案想要培養的是不同行業的複合型AI應用人才。」劉月說。
  不過，指揮棒的作用尚未完全顯現。為吸引非本地畢業生在港就業，香港特區政府通過非本地生畢業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允許在港完成學士或以上學位課程的非本地生畢業後申請最長2年逗留，其間可自由工作、轉換工作，無配額行業限制，這是畢業留港發展的黃金通道，也可為未來申請永居奠定基礎。2024年，該簽證獲批的人員中，占比最大的仍來自金融服務業，有2843人，而香港急缺人才的建築測量、工業製造、生物科技等行業，非本地生留港的人數均為兩位數甚至個位數。
  田真研究發現，對於大多數內地學生而言，核心驅動力依然是內地的就業前景，而非留港發展。越來越多內地生回饋，若赴港讀碩的目標僅是快速回內地拿更高薪，人文社科專業確實面臨邊際效應遞減與競爭加劇。從這個層面看，「讀完即走」的內地生單向流動與政府希望的留用轉化之間存在一定錯位。
  在喻寶華看來，很多到港的碩士生並無留港工作打算，大部分都準備回內地考公考編，主要原因是擔心「留不下」。在這背後，橫亙著一道隱形的制度玻璃門。以教育行業為例，香港的正規教職通常要求具備學位教師教育文憑（PGDE），而政府資助的全職PGDE名額往往優先考慮本地教師的職業發展，內地碩士畢業生只能在夾縫中爭取極少的機會。
  「超級增值人」
  部分學生需要學歷跳板，香港需要教育產業，這是「理性經濟人」的計算默契，問題是：這個默契能維持多久？多位專家表示，答案取決於三個維度的博弈：城市承載力的極限、學歷認可度，以及香港獨特地緣身份的重塑。
  首先面臨的直接難題是物理空間的「硬約束」。每年數萬名學生湧入香港，狹窄的城市空間面臨極限大考。
  房地產服務與顧問公司戴德梁行2025年初發佈的報告指出，2023/24學年，香港八所主要大學的學生與床位比例為3.4：1，即每個床位有超過3名學生競爭。非本地生宿舍床位短缺超4.7萬個。隨著擴招推進，綜合保守估計缺口將進一步擴大至5.5萬個。「一床難求」不僅推高了留學成本，更可能成為壓垮學生體驗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種擁擠感從宿舍延伸到了教學樓。喻寶華目睹了碩士專案的「飛速增長」：最直觀的變化是班額的膨脹。「以前一個班也就三四十人，現在可能會到八九十甚至上百人。」喻寶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為了在擴招潮中保證教學品質，許多港校試圖推行「大課講授（Lecture）+小班導修（Tutorial）」的分流模式：由資深教授上百人大課，再拆分成若干個30人小組進行研討。
  但是，這又涉及一個很現實的人力和空間算術題。將一百人的大課拆分為小班，意味著同一時間需要尋找至少四個空閒的教室，並配備四位輔導老師。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校園，如何為這些被拆分出來的課堂找到安放之所，正成為高校管理者面臨的新一輪嚴峻挑戰。
  其次是學歷通脹的隱憂。當一年制碩士成為中產家庭標配，一個常見的調侃是「水碩」。所謂「水碩」，是輿論對部分「寬進寬出」、學制短且學術訓練強度不足的碩士專案的戲稱。這種現象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場化擴張的背景下並不鮮見，尤其在部分海外高校中，此類專案正呈現出流水線式的產業化特徵。
  在盧一威看來，當學生作為消費者時，關注「投資回報率」是理性的必然。「學生花了幾十萬的學費，最關心的問題自然是『我之後能找什麼工作』。但這往往是學校最難控制的變數，畢業生的發展是否順利、專業是否對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市場。」
  相比之下，學校和政府真正能掌控且亟須改善的，是這一年的「過程品質」，即學生的留學體驗。
  對於劉月而言，學制的一半已經匆匆過去，卻好像「什麼都還沒做」。盧一威認為，這正是當下港碩的普遍困境：學生們匆匆趕來，被繁重的功課困在校園裏，沒有機會走出學校去享受在香港的生活，緊接著又要匆匆投入就業市場。如果教育只剩下最後的就業結果，而缺失這一年的真實體驗，那麼這段經歷的價值將被大大削弱。
  喻寶華也意識到，在一年制碩士生群體中，內地學生占大頭。如果老師僅僅滿足於講授專業知識，學生很可能在「隨大流」的考證和修學分中度過。「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概念，覺得把課上好就行。但如果政府真想留住人才，課程設置必須從單純的學術灌輸轉向『職業賦能』。」喻寶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為了打破象牙塔與就業市場的隔膜，她邀請香港的中小學校長和一線教師走進課堂，告訴學生，本地學校想要什麼樣的人、簡歷該什麼時候遞、面試有哪些潛規則。喻寶華髮現，這種植入課程內部的職業引導，對學生留港工作非常及時而有效，學生對此評價很高。
  最後，是關於「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終極追問。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全球與灣區教育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許長青認為，儘管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不斷變化，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香港高等教育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工具性」的就業跳板，而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重新思考教育之外的城市角色。
  「過去我們強調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連接內地與國際。但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簡單的『聯繫』已經不夠了，還須實現『保值』與『增值』。」許長青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增值功能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強化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增值；二是打破「象牙塔式」研究，依託北部都會區發展AI與生命健康的科創增值；三是依託五所百強名校打造人才高地的教育增值，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
  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增值絕非單向的生源收割。目前的香港留學熱潮呈現出內地生單向湧入、港校單向北上辦學的特徵，這在長期看是不利於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發展的。「要構建真正的大灣區核心競爭力，必須打破這種單向流動，應鼓勵內地一流大學『南下』香港辦學，實現學生的雙向流動。」
  田真也認為，如果作為深度嵌入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人才與產業鏈，香港仍獨具價值。「香港特區政府的最新政策取向正促進從『單向回流』轉向『香港—灣區—內地的雙向與迴圈流動』，也更符合當前就業市場的需要和結構。」
  許長青總結道，只有當香港不再只是學歷的中轉站，而是一個能讓流經這裏的人才、資本和技術都獲得實質性提升的「超級增值站」，這場留學熱潮才能從短期的避險行為，轉化為長期紅利。
  （李沁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