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創落地元素
  大山大水大人文生態文化發展：
  地標建築是高度凝練的城市符號，不僅濃縮城市精神風貌，更成為驅動城市發展的重要引擎。
  整個情感的互動主抓交匯：
  因為澳門的交匯秉承著絲路精神文化交融，共建文明融合發展，是時間與空間的紐帶。萬物殷實，禮遇八方。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歷史文化價值，做傳統文化的守望者，做文明的使者。
  用導演的思維做文創，用文創講好城市故事：
  文創不僅僅是衍生品的研發物化的載體，它更是大文創！大山大水大人文……
  文創的靈魂是文化再塑：
  1.文化視覺化：首先是城市符號，城市色彩，城市氛圍塑造。基於公共空間的色彩體系、標識導視、公共藝術、城市地標、公共空間、城市亮化等諸多角度進行城市立體的視覺塑造。
  2.基於地域文化的節日設計：以澳門為例的東西方傳統節日，主題明確的階段性、特定性空間藝術表達。
  3.基於互聯網的IP　塑造：城市色彩、城市slogan、城市吉祥物等，如熊出沒、雲上貴州等，城市品牌的視覺塑造。
  4.地域文化挖掘與再塑：基於地域文化傳說、地域名人等非物質文化的再塑造，結合應用場景、產業特徵、商業模式等進行再設計、再創作。可參考河南開封清明上河園。
  5.國際交流名片的再塑：營造東亞文化之都，做好國際區域文化的和諧共生，以國際交流為契機產生和再塑地域文化名片。以城市禮品、城市名片、文化交流等提升城市影響力。
  6.藝術展覽為契機：藝術展覽帶動的不僅僅是藝術的多元融合和發展。城市包容力、城市文化審美格調、藝術品市場、全民藝術審美提升，伴生的藝術衍生品、藝術創作活動、藝術金融等，帶動第三產業的繁榮與發展。
  7.公共藝術與生活空間：園林、綠化、社交空間、綜合體等的社會公共空間與藝術形態的融合，主題塑造，帶動藝術創作、城市建設、幸福指數、審美格調等的不斷提升。
  四、文創產業個人淺談
  文創設計何以圈粉「Z　世代」？我想從產業角度、運維角度和創新角度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將抽象的價值觀落到實踐看得見、摸得著的日常中。
  文化不是一張紙，它是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經營文化屬性就是經營命運。四年前剛開始做IP　的時候，我就嘗試著建立IP　文化，而不僅僅是經營產品，也不是經營團隊。深知一個IP　的商業本質，就是它的文化，經營IP　的商業命運就是經營文化。大家都在講未來已來，教育也從為生產而教，轉為生活而學……文創復合型人才，設計師的未來能力，藏在一次次真實世界的探索中。人才很重要，與創作出好的文創作品，是需要時間的沈澱和情感共鳴的經歷，才能達到出所謂爆款的基本條件，而且各行各業需要資本的助力才能理想化發展。
  媽閣文創作為全港澳第一家，從IP　延伸研發、生產、銷售全產業鏈的公司，就我們在這個產品的實現階段以及市場的動向階段，是相對比較敏銳的！所以在這塊就是我們設計的東西和跟市場的結合點，會比較強。我們是以一種強當代潮流藝術的形式，然後再以衍生品或者是產品化結合科教，走進千家萬戶也好，或者走進老百姓的生活也好。我們的宗旨，就是讓藝術品進入每一個家庭，讓每一個人成為藝術家。因為我們就是堅信，這個世界上衹有文盲，沒有美盲，大家對美都有認知。我們媽閣文創就要抓住每一個時代的美，每一個時間、每一種潮流的美和當下的美，能夠讓大家都消費得起。我覺得對於中國，現在要給藝術品一個新的定位，一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定位，而不是讓大家覺得藝術品離自己多麼的遙遠，並依此創造一個當代年輕人的文化消費體。
  中國的很多傳統文化，包括非遺啊，還有一些傳統的藝術品，往往讓人感覺跟生活離得太遠。因為她對現在的消費主力軍沒有親和力，所以一直在傳承，然後在傳承的基礎上又說保護。
  那為什麼要保護啊？一般是不行了才保護；為什麼要挽救？因為挽救的都是缺乏生命力的。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是要加大創新。
  潮流藝術是怎麼起來的？就是要不斷地去破圈，所以我一直跟團隊在講，我們必須要做這樣的跨界，第一，傳統文化也需要創新；第二，還要找到一個根基。
  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消費主力軍都是95後、00後，也因此出現了潮流化塑造的機會。這種主動的塑造，可能是顛覆了一個傳統的形象，和對傳統認知，我們需要有人站出來。
  管道也很重要，需要得到管道的強有力的支撐，跟地域文創相結合，才能成為一個主流文化。
  我覺得我們做文化不可缺少的三點：
  第一，必須有根，有了這個根，文創才能被大家所接受，不管如何創新，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還是不要挑戰大家的認知。
  第二，我覺得要有大家最喜歡、都覺得美的一個外形！這樣大家能接受。
  第三，要找一個令人信服的管道，讓它能成為你的傳播利器，就是要從一個完全商品化的運維去考慮。
  我為什麼選擇在文創這個板塊做生發？我覺得有三點：第一點，澳門具備我們在設計和創作時需要的土壤和基因，大到整個城市的微縮場景，小到一條馬路上的文化符號。因為我從小學畫畫，所以說從這個領域和視角去看待文化的時候，它更像是一幅幅圖片，或者是一個個故事當中的電影鏡頭，這是我的感受。
  再一個就是現在消費主力軍是年輕人，年輕人的視角和年輕人喜歡的賽道，這是我們傳播文化很重要的一點。
  第三點，就是大家都在講流量、講行銷，但是流量、行銷的背後，真正的內核還是文化內容的創作。澳門有極為豐富的文創素材，今天又聽了吳主席，還有各位前輩講到的澳門整個文化故事在學術上的定位以及它的延展性，這又為我們文創的產業和創作提供了大量能夠凝聚成符號的點。
  因為作品的思維模式、運營，跟產品和商品乃是幾個不同維度的概念，我們衹有通過研究年輕人喜歡的賽道，努力讓文創產品走進千家萬戶，才能產生這種化學的反應。通過商業倒推，它一定是極化的小成本；特別是我所講的作品，是不會考慮它真正在傳播上的商業成本的。例如在設計的第一步，在構建它的模具的製作成本的生發，再到量產時走到市場上的成本，它真正觸達顧客時候的消費的點，這實質是尋求探索相互碰撞的一個商業模式。
  在澳門創業這些年，從文化產業的視角來提取澳門文化符號的同時，給我一個非常大的感觸就是澳門在文創品牌包括各類的活動的延展上，它缺乏再做深度延展的開發。但正因為如此，也使我們年輕創業者或是文創人來到這裡能夠獲得更好更多發展的一個空間。
  如果衹是我們自己覺得好，但是老外看不懂，可能也感受不到能量的傳遞，所以目前在整個文創衍生品的工藝這個板塊，我們聚焦在了中國非遺的榫卯工藝上。因為中國榫卯工藝的本身就是一陰一陽謂之道，本身它就是療愈。而文創背後的本質是什麼？是能量與能量之間的交互。
  我們更希望用戶群體在體驗文創衍生品的時候，能感受到這種能量的交互，感受到澳門這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並用它傳達出我們這麼多前輩所講的學術理念的一種傳播的普遍性，這個是我們在做文創時很大的動力。目前我們已經把澳門所有的非遺建築物，全部做成了可以用中國非遺榫卯工藝搭建的產品。它已經不僅僅是作品了，而是量化的產品和走向市場的商品。
  澳門本身的區域性很強，區域性強的東西怎麼在內地傳播？我認為，需要用國潮藝術和導演思維來做地域文化創意產品。
  內地商場不上架，澳門市場又有局限，來到的人在數量上也有局限，所以我們在作品的榫卯搭建設計上，跟中科院的心理學教授進行了聯動。因為在心理學上，很多物象的載體是有投射的：搭建一個中式的房子，它是搭建；用中國榫卯結構搭建一個西式房子，它也是搭建。而我們從怎麼通過這種搭建的載體，去鍛煉青少年的邏輯力、思維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注力，是需要精準設計的。我們把很多的產品進行了分類，然後鼓勵青少年跟家長共同搭建，讓陪伴看得見形狀，通過載體發揮心理的投射作用。我們希望不斷去創意和破圈，發展文創產品，能夠跟更多的家庭產生互動和生發，把我們澳門的文化故事，通過大家都能普遍用得上的一個載體去傳播，去講好澳門的文化故事。
  媒介的更新、運算提升了用戶的需求，在數字基建和元宇宙的大時代背景下，優質的內容更加重要。比如說劇本殺的線下屬性，決定了它是年輕人未來消費的重要構成。而科技的賦能，讓線上線下的沉浸式互動變為可能，這為沉浸式娛樂內容創造了巨大的空間。
  澳門文創是大文創概念，我們呼籲更多的年輕人來到澳門，使我們澳門的文化故事通過可以流通化的年輕人視角的文創商品，能夠走向市場，這樣就有活泉了。
  王平：逆向探源：澳門可發揮特殊作用
  諸位對澳門都是深有研究者，剛才諸位專家的發言對我深有啟發。在具體的理論研究方面，我限於對澳門瞭解有限，加上還有吳主席這麼一個澳門學的大家在這裡，我不能班門弄斧。
  大家都知道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中國官方又立項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項大規模的多學科古史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為了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這個項目的預研究項目在2002年被列入「十五計劃」並在2004年夏季正式啟動，2018年公佈研究結果。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目的在於探尋中華文明的起源，而我在這裡是借用這個概念，結合我最近一兩年接觸到的一些文化探源的行為，來談一點個人感受。我認為，澳門在中華文化復興中可發揮特殊作用。
  我想，探源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層次，追求歷史與事實的真相，幫助今日中國所追求的文化復興。大略上講，可以從三個角度推進：一個是回溯式的中國考古探源，一個是精細化的中國文獻對照，一個是全球式的中國典籍搶救。這三個角度的目標指向都是為了強化中華民族復興的文化支柱。
  第一，回溯式的中國考古探源
  這是指通過考古發掘與研究等方式，向遠古發掘追尋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與興盛。
  全國政協常委、前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曾經撰文表示，「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中華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等研究成果表明，中華文明歷經時間、空間、王朝、社會性質等變化，但文明形態沒有斷裂、文明底蘊歷久彌豐。農業、玉器、都城營建等文明要素均在考古學文化屬性上呈現出清晰的繼承關係。」
  在這個領域，中國的文化探源其實主要是自己跟自己比較。世界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其中的三個確實已經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無論出土器物能否確切證明夏朝之前還存有唐、虞兩個朝代，但是遍觀全球，衹有中華文明在包容共生理念的支持下，多次實現大規模的民族融合，以中華民族的混合血脈維繫了國家民族的不間斷存續，和中華文明的長期發展。而在回溯式的考古探源方面，港澳是遠離中原的邊陲，可以做的比較少。
  第二，精細化的中國文獻對照
  以往我們講一個大學者是「通人」，主要通曉內在義理。因為中國典籍浩如煙海，一個人再有精力、記憶力再好，也衹能是接觸其中的一小部分，以傳統的實物記錄方式實現的查閱與比對，會非常有限。
  受限於古代印刷與勘校的局限，不可避免出現版本的差異。且很多版本都因社會動蕩乃至戰火而被歷史湮滅，如果有了電子化的多版本對照，也有利於正本清源，恢復典籍應有的面貌。我們從小背誦的唐朝張繼的《楓橋夜泊》是：「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而從金代出土文物看，似乎「葉落猿啼霜滿天，江邊漁父對愁眠」更加合乎情境。
  錢鍾書先生早在一九八四年就富有前瞻性地看到了「數字化」對古典文獻的現代應用的重要價值，並由欒貴明先生主持創建了「中國古典數字工程」。這是全球首個中國古文獻數據庫，至今已經有四十一年的歷史。據相關知情人介紹，這個中國古文獻數據庫主要由「人物」「時間」「地點」「事件」等部分，構成四大主庫格局，經過多年的充實，已經積纍相當豐富的資料。
  香港目前已經有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有意利用古籍數字化的成果，根據記載中《永樂大典》的相關記載，將與之關聯的文獻「拼接」成合乎內在邏輯的「永樂大典」冊卷。從某個角度看，這也是一種恢復《永樂大典》部分內容的有益嘗試。
  在精細化的文獻對照方面，港澳經濟實力相對較強的企業或機構，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應該尋求參與的機會，共襄盛擧。
  第三，全球式的中國典籍搶救
  中國由於多次經歷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亂，特別是兩次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大規模的戰爭加上文化認知相對落後的遊牧民族對管理文明程度高於自己、群體數量多於自己的中原民族的統治需求，對中華文化特別是科技文化的深度破壞是顯而易見的。
  初版於1408年的《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全書共有22877卷，凡例和目錄有60卷，共裝成11095冊，約有3億7千萬字。《永樂大典》的正本已經亡佚，已知今存414冊、789卷「嘉靖副本」，另有33冊抄本或影印本、10頁殘頁。現存《永樂大典》衹有414冊，與它11095冊的原有體量相比，少得不可思議。我同學是研究《永樂大典》的權威，目前正在領著幾十個博士生從事《永樂大典》的相關研究。他不久前對我說，如果能夠發現任何一本永樂大典的副本甚至殘冊，都是了不起的大新聞。
  雖然再發現《永樂大典》的概率非常低，但也並非絕對沒有機會。1983年在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家中發現的《永樂大典》嘉靖副本，就是通過非常偶然的機會發現的。
  能找到《永樂大典》當然好，能找到其他古代的科技類書籍當然也很好。
  一直到十六世紀之前，中國的整體科技水平遠在歐洲之上，據有關資料，從西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衹佔0.4%（註：《現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古代的中國誕生》張斌）。
  既然中國宋代在科技水平的不少領域都能夠領先世界，直到明代鄭和寳船的製造技術水平還遠在歐洲之上，為什麼到了清代就迅速變得如此落後？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就涉及科學技術的書籍而言，經歷《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的編撰，雖然錄入的著作很多，但是在成書過程人為銷毀的書籍也很多。據記載，《四庫全書》存書3475部，79070卷；而僅僅保留書名但是被銷毀的書竟然有6766部，93556卷（註：《乾隆修<四庫全書>究竟是修書，還是在毀書？》2018－10－15由寢言說歷史發表於歷史）。被銷毀的書籍總數據稱有一萬三千六百卷，十五萬多冊。且除了焚毀書籍，還系統地銷毀明代檔案，清廷存留的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估計被清廷銷毀的明代檔案不少於1000萬份。
  另外，英法聯軍於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攻入北京，對圓明園等皇家園林進行了搶劫與大規模焚燒；還有從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到《辛丑條約》的條約正文及附件十九項於1901年9月7日正式簽署，時間超過一年，天津則被佔據兩年。此間大量的珍寶外流，相信典籍在這個階段散佚的也不在少數。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對於古董珍玩的重視，使得即使偏遠地區的民眾也都知道古書是可以「賣錢」的東西，所以經過30多年的地毯式搜索，從個人手中搜獲古代書籍的機會非常渺茫。也許，從國外尋求華夏遺珍，是一個值得嘗試的途徑。而且中國也確實這麼做了，例如對鄭和下西洋的遺跡挖掘。據上海的時平教授說，除了發現相關碑刻，也在努力嘗試能否找到鄭和下西洋的沉船。因為鄭和當時擁有世界上最為壯觀的巨艦，但是建造這些巨艦的技術資料包括圖紙，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自1553年葡萄牙人進駐後，澳門成為了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經由澳門傳入中國，堪稱是西風東漸歷史最為悠久的地方，而中國的傳統文化相信也有不少經澳門傳播到西方。這種交流不僅影響了澳門本身，也促進了中西文明的互動發展。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歷史機緣，且在明清交替、戰亂頻仍的時期，相對安全的澳門對於詩書傳家的避難者而言無疑是好地方，經由澳門飄洋過海也是一個重要的跳板。1860年之後由於閩粵地區的饑荒和內亂，許多中國人選擇經由澳門前往南洋，形成了一個以澳門作為中轉站進行的大規模人口遷徙。這種特殊的歷史境遇，我們或者可以假設，相對容易攜帶的部分中華文化典籍也隨之外傳。因此，作為一種可能，澳門或者可以通過自己遍佈世界的特別是葡語國家的網絡，以「逆向探源」的方式尋求散佚海外的中國古代典籍，追求「出口轉內銷」的增值效果，為中華民族復興夯築更加堅實的文化基礎。
  近期看到澳門一些娛樂場關閉的消息，頗為感慨。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希望，而是一種必須。樹立全方位強化文化產業的觀念，推動全社會對文化產業的高度重視與實際投入，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保持澳門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路徑。
  （下，原載《中國評論》月刊）